今年七一，除補選機制外，警方對七一遊行的諸多掣肘也成為曲線的催谷人數手段。6月下旬，警方在予民陣的不反對通知書中，以附件形式援引《簡易治罪條例》228條第四章，表示「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解釋在公眾或道路上奏玩樂器即屬犯罪」，以圖打擊抗爭中的音樂參與。此舉引發更多人帶樂器行七一。
如今香港已太多厚此薄彼、「同人唔同命」。眾所周知，7月1日上午舉行的慶回歸大遊行，主要由大量奏樂與儀仗表演組成，銀樂隊、中國樂器、以擴音器播放的音樂等等，樂聲震天，而從未聞警方有任何約束。正如，香港街頭素有塗鴉，但只有噴艾未未的塗鴉少女受重案組招呼——記得電視新聞播出康文署人員覆蓋艾未未塗鴉，鏡頭所見旁邊就有一個「渠王」塗鴉，卻毋須覆蓋。無疑，出於政治的原因，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為自由。出於政治原因的不平等，揭示了政權的極權性質。而警方竟敢染指音樂，也顯示了統治階級讀書太少的弊處。
音樂最難統治
我記得有位跳探戈的朋友在Facebook Status說，很驚訝為何會禁音樂，「真係去到同整個人類文明為敵鮁喇喎」。音樂是人類歷史最悠久的藝術範疇。電影需要機器，戲劇需要舞台和扮演，文學需要先發明符號系統和書寫工具，繪畫也需要工具——但音樂最最方便直接：最親近的節拍，是我們的心跳，最原始的樂器，是我們的身體。和朋友一起拿覑牧童笛、搖鼓、杯蓋上街的黃耀明，便說「人也是樂器」（邁克在微博回應：「讓我們互相吹奏」！）。警方可以剪掉人的舌頭嗎？可以斬掉人民拍打的雙手嗎？要壓制音樂，所花的代價比壓制其他藝術更大。
所以，「不准奏樂」的消息傳出後，「一人一樂器去七一遊行（我有權奏樂）」的Facebook page一日千人加入（迄今累積人數已經超越「藝術公民」page），並令「七一戰鼓速成班」人數急漲。「我有權奏樂」page成為知識分享的平台，許多互不相識的網友在那裏分享大量的資訊，包括：外國快閃奏樂行動，抗爭時的萬人合唱，抗爭隊伍中肌理繁複之節奏，簡易樂器製造方法（以氣球和奶粉罐做鼓），古怪樂器（以胡蘿蔔和香蕉吹奏）。上面有許多私人的樂器經驗：例如從小被老師迫吹牧童笛的羞辱感，拮圓釘入鞋跟製造「的撻」聲；有便宜而環保的樂器製造偏方：瓶瓶罐罐、石子、果殼，「既成品」再利用的方法也上場了，碗筷、膠樽、掃把、飲管、貓。瀏覽此page接近一種知性娛樂活動。簡直是「警方一打壓，創意就爆發」；建議行政長官的「創意香港辦公室（Create HK）」應吸納曾偉雄，曾氏在引發創意這方面實在是能人所不能，與其再當警務處長被人譏笑，不如名正言順一展所長。
異議的主體，及集體
叔本華說，唯有音樂能直接觸動靈魂。這往往被用作美育教化的理念，但音樂所引發創造的某種融合性的直觀主體，它直接、躍動、無可言說，如果放在抗爭與革命的範疇，就有莫之能禦的力量。張鐵志的《時代的噪音》（印刻文學，2010）像記載了Bob Dylan以至U2的各樣抗議歌手的歷史風華。抗議音樂肯定是近代人類文明的重要成就。而香港的主流音樂界，命脈掌握在他人手裏，因此鮮有抗議，但可補上的是香港近年的街頭抗議jam現象。
2007年1月21日，當時尚在的皇后碼頭有一次「人民登陸」行動，是由保釣號接載學者、藝術家、學生、勞工、外傭等團體在皇后碼頭登陸，象徵人民取代皇室的登陸。登陸後，有一個環節叫「人民集擊」，現場的數十人一起集體進行敲擊奏樂，重心是一套drum set，也有叮叮喳喳、小手風琴、銅鑼等等樂器，有許多人根本把現場的鐵馬和圍板死力狂敲。那不是表演，因為沒有觀眾，所有人都是參與者。會家子的節拍音調自然是細膩繁複的，而五音不全者如我，打簡單的1拍和3拍，也能夠加入，聽到自己簡單笨拙的拍子在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變幻拍子中跳上跳下。我沒試過和band友集體「jam№」，那次的經驗極其新鮮和震撼。那就是集體：它比你大很多很多，你只能構成它的一部分，但它也構成覑你，你可以聽到自己，不過你已經不介意自己的位置，因為你更享受它的整體。五音不全者常會羞愧，但在人民集擊中我知道不懂音樂的人也在音樂裏，迥異而平等。我記得曾有英俊長髮的搖滾男孩柔聲向我說：「所有人都識音樂鮁。」而我只在人民集擊裏體會過這點。
公共空間中的藝術權利
「人民集擊」辦過一兩次，2008年後也會即興發生（如2009年6月4日凌晨的香港文化中心外）。玩音樂的人愈來愈常走上街頭。因為活化工廈政策抬高租金，工廈藝術家組成了「自然活化合作社」，多次抬覑樂器走上街頭，抗議政府放任地產霸權抬高樓價。在保育運動、政治議題，過程都會催生反抗的歌曲作品，對決關頭都有獨立音樂人上台表演。警方今年對示威者態度特別敵視，自然都認住了這一批「音樂人」。像比較活躍的獨立樂隊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最近更經常受到地政總署的騷擾。別以為可以關起門打仔，有關事件已受到國際傳媒如CNN及日本報章的注意。
警方今年七一的打壓，分明是針對近年遊行中，以鼓樂振奮士氣和表達自我的現象。雖然警方及後迫於民意反彈太大，公開宣布「七一遊行可以奏樂」；但，基於享受音樂、以音樂表達是基本人權之一，「藝術公民」認為，必須廢除《簡易治罪條例》228條第四章，眾所周知，香港法例往往訂得過嚴，卻給前線執法人員留下大量的彈性空間，例如三人同行即可被控非法集結，如果認真「依法」執行，香港就連行街都禁止。但如果執法與否視乎前線人員的判斷，無疑就是鼓勵選擇法執法。而以前殖民地政府比較要面子，會知道打壓藝術是很丟臉的；但回歸後的警方愈來愈不懂尊重藝術，為不讓警權的魔爪伸向街頭的藝術家，廢除《簡易治罪條例》228條第四章是很重要的。
龔志成組織多次「開放音樂」表演，不在華貴的音樂廳，都在街頭和室外舉行。良好的公共空間應該可以包容藝術性的表達，巿民的生活中應有俯拾而得的藝術成分才算完整——藝術自由不僅僅應存在於書房、畫廊、藝術館或劇院，更應活潑地在公共空間中彰顯。其實自從法院裁定「有趣先生」街頭賣藝合乎基本法「香港市民享有文學藝術創作自由權利」的規定，警方已經不能再用純粹人流管制的藉口來壓制藝術自由。藝術界在怒吼：街頭有藝術，街道有音樂！立即廢除《簡易治罪條例》228條第四章！
據一般說法，1997年前受香港教育的，大部分香港人都在受殖民地教育，即有些人口中的「奴化教育」，即不懂愛國的教育。
可是，每當祖國有難，這個沒有政府教我們愛國的地方，卻不少人都自發愛起國來。從抗日戰爭說起，例子可多。香港曾發起捐款支持祖國抗日，我手頭有許多剪報，都反映了1937年後，學生街頭籌款、菜販果販報販義賣、市民一碗飯運動、擦鞋童義擦，藝術界也籌款獻機，各學校成立聯合會籌賑兵災等等，幾乎無日無之。
往後，凡國家天災人禍，大部分香港人都休戚與共，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盡力而為。1962年的大逃亡潮期間，有一則小花邊新聞，我十分難忘。當年，香港有許多小舞廳，每天設下午茶舞。但五月期間，都停業了，因為許多舞女要去新界救濟難民。請今天讀者別想歪了，她們跟平民百姓一樣，帶著食糧藥物，拋給即捕即解的中國同胞。
近幾十年，也不必在此舉例，人人記憶中，都可找到大大小小例子，「血濃於水」四個字，不見陌生。
那個時候，誰教我們愛國？學校也未嘗設立愛國教育，特別讀官立學校的學生，我們愛國之情從哪裡來？
教育官在電視上說在跨科系的教育設計中，要加插德育及國民教育會有局限性，故要另設獨立具系統結構性一科，並發出二百多項諮詢文件，徵詢意見。怎會有局限性？甚麼叫結構性？小學中學，我們都在歷史、地理、國文科中認識了自己國家的民族文化，甚至清明上墳、端午吃粽、中秋賞月、過年利是，均見國民教育所在，有何局限？
設計好中國語文科、中國歷史科、中國地理科，就能教好愛國教育！
只有末一句不同意.
中國語文等科，官府不去橫加「設計」，老師自能教好愛國教育！
香港現行的投票方法，是依照政黨名單投票，即使投予獨立候選人，假如自己投票的政黨名單 或獨立候選人勝出，第二高票的人是自己無份揀的。
港府目前的修訂，是萬一當選的人做了議員，中途辭職或出缺，政府就不再重新舉行選舉，而改 由第二高票的人遞補。這是違反投票意願的，道理顯淺得很。任何尊重邏輯一致性的政府都不應提出這種法例修訂，政府膽敢將這種法例修訂提出來，本身就是反理性的、無恥的行為。
港府這樣做，足可歸類為一黨專政的政府，與中共一道，坐待人民武力革命。
理性終結，武力相見
目前的輿論，有些人走向程序理性，說政府沒有諮詢程序就剝奪了市民的選舉權，好離譜啊。當然可以這樣怪責政府，但太委屈了，也太中產了。剝奪選舉權的法案，根本不容提出來的，諮詢不諮詢，都不應該提出來。正如政府要立法殺人民，不能提出來，諮詢不諮詢，都不可以。政府硬要提出來，而且準備夠票了就赤裸裸地在議會通過，政府要屈曲理性，人民就還之以武力革命。要理性，就要這樣清晰簡單的理性。政府關閉討論之門，我們也關閉討論之門。武力相見。要折服獨裁政府，就要這種理性，這種膽識。人民——只需要極少部分的人民，有這種理性，這種膽識，任何極權政府都要退避三舍。
不自由，毋寧死。中國人被獨裁政府折磨了六十幾年，就是反抗者沒了這種理性，這種膽識，這個信仰，總是順獨裁者的紋理來想，生怕把它惹火了，於是苦諫啊、請願啊、維權啊、打官司啊。結果，趙連海、艾未未都收監了。你維什麼權，你打什麼官司？現在，這種屈曲理性的政治，臨到香港人頭上來了，大家不覺醒，不奮起，請大家也不要生兒育女了，因為往後的下場，就是世代為奴。
「港共」現身，一黨專政
港府強行提交這個遞補制度的法例，香港已經開始行一黨專政了。那個一黨，不是牌面上的中共共產黨，而是中國共產黨的香港代理人，是香港的「政府黨」，那是香港政治委任的高官集團，加上土共和財閥惡棍組成的一黨。這個政府黨，也可以稱為「港共」——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執政代理人。這是定義。有了定義，可以理性討論下去了。
港共政府為了專政的方便，杜絕議員辭職再選，立下替補出缺議員的劣法，不尊重法理和民意，為了堵塞議員辭職而啟動全民變相公投而權宜行事（rule by expediency），糟蹋選舉制度。港共可以糟蹋選舉制度，是由於他們根本不喜歡直選，他們喜歡的是欽點，或頂多可以容忍特首選舉團和功能組別式的間接選舉。 Expediency這個英文字，是我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英國語言文學系，讀莎士比亞《理查二 世》學來的。網上字典的解釋是：a regard for what is politic or advantageous rather than for what is right or just. The quality of being convenient and practical despite possibly being improper or immoral. 所謂權宜行事，就是只顧盤算利益、佔盡便宜，機關算盡而不理是非曲直，不顧禮義廉恥。
理性失效，武力伸張當理性失效的時候，就是武力的開始。At the end of reason, violence starts. 武力是理性失效的結果。有兩種理性失效﹕不講理和講盡了理。不講理的人會動武，道理講盡了而無效的人，更會動武。秀才遇到狼，要變成獅。理性有時要用武力來貫徹的。勇武行事，是羅馬人的傳統，也是漢唐中國人的傳統，孔子講的智、仁、勇。
如果香港人可以容許這種欺負而不反抗或不惜決志動武以反抗之，政府不斷的欺壓、創傷而人民不斷的啞忍，幾件大事之後（反右、文革、六四、強拆），就形成了中國大陸的扭曲人格，香港人在政府強行通過遞補修訂法例、二十三條立法之後，將來的公民性格也會是犬儒、殘忍和卑鄙，與統治者同流合污，好像那些無可救藥的大陸平民一樣。故此，為了保護香港的公民性格不受惡毒政治的污染，非起來反抗不可。
快樂抗爭的真義
抗爭除了是伸張公義，也間接是為了公民的心理健康。被政府創傷而不用行動去治療，這些鬱結是會糾纏住自己，令人不快樂，憤恨世界，行事變得陰鬱而自私，沉迷於物慾、色慾、權慾、名慾，不知何謂見義勇為，何謂靈魂高潔。這是大陸人的心理寫照，大家有眼見的。一旦有了這種民族心理，神仙難救。這是我呼籲香港人放棄以民主拯救中國的原因，大陸是沒救的。資本主義不可救中國、憲政民主不可救中國，只有神力才可以救中國。耶穌基督或觀音菩薩那種神力。
抗爭是要有實效的，不能只是視之為心理治療，心理治療只是副效果而已。香港抗爭者舉舉牌、遊遊行，遵照警察的苛刻管制，事後和善解散的行動，如果取不到成效，就只是自欺欺人的、假的心理治療，無效的心理治療。所謂假的心理昇華，佛洛伊德學派說的false sublimation，或者是馬庫色（Herbert Marcuse）說的，壓抑性的偽昇華（repressive desublimation）。放在政治上，心靈的悸動、正義的感召，必須得到堂堂正正的、收到實效的宣導，人才可以得到滿足和快樂。這就是最終的快樂抗爭。快樂抗爭的開始，可以用藝術、用詼諧諷刺來吸引民眾參與和支持，可以用藝術和調侃來娛樂同志，休養生息，但必要時，最終也要勇武行事。這是為了心靈的快樂，得大自在、大樂定。
用各種混混騙騙、自欺欺人的方式來示威遊行，敲鑼打鼓載歌載舞，如果得不到實效，不能折服政府，就只是偽昇華（desublimation），那是購物消費，在遊行期間捐款援助政黨，自己玩埋一份而已。
去煩惱，破妖邪
說要動武，呼籲的是勇武行事，不一定要動武的。香港從來不缺人，人數夠多，就可以癱瘓公共秩序，政府就會屈服。今年六四當晚，五十人集體棄保，政府就馬上放人，香港的公共秩序繃得很緊，政府的底牌弱得很。遊行期間，也不怕政府派出間諜和壞分子搗亂，好多武力革命，都是政府或搗亂分子無意之中催生的，所謂自作自受。民眾只要行動勇武，不怕抹黑，所有的抹黑伎倆，都會成為抗爭者的助燃劑。愈抹黑，愈勇猛，鬼夠膽抹黑你咩？你的心志定了，就無堅不摧，煩惱盡除，群魔懾服，佛教叫這做金剛心。
……專業技工是技術嫻熟的技術員，不必有文化關懷，不必有創意，也不必有寬廣的視野，不必關懷人類文明。按章辦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香港的說法，叫做「打工仔」。政府官員是公務員，為英國殖民政府「打工」，回歸之後，積習未改，繼續為北京政府打工。為跨國公司工作的高層，叫做「打工皇帝」，年收入工資可以過億。有些人只管為公司做事，為公司及自己賺錢，是否危害公眾利益，是否加速社會兩極分化，是否殘害人類的文明與生存，他不管。
大學要培養的，不應該只是沒有社會文化關懷的「打工仔」，而是具備人文通識，能夠關心並改善人們生活的專業人才。大學提供專業教育，提供職業訓練，但更重要的是培養青年的理想，為社會福祉、為國家民族的前途、為人類文明發展，奠下人道關懷的基礎。這就是「通識教育」的基本精神。
盧思騁提到一個很好的概念——辛亥百年。這麼說或許有些簡單、粗暴，但在我看來辛亥革命就是海洋中國對內陸中土中心主義的北伐。
海洋中國對內陸中土中心主義的北伐
自明朝以來，中國東南沿海一直是一個讓朝廷很頭痛的地帶。明朝的時候這裏有倭寇，但倭寇其實並不是日本人，基本上全都是中國人；像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就是當時一個赫赫有名的海盜集團頭目。 這個地域的人也喜歡往外跑。我們常說鄭和下西洋是如何推動華僑在海外的地位，其實當初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是要抓回「亂民」——那些私自跑出去的人。這些人到了海外之後，充分跟帝國主義合作。為什麼英國人、西班牙人、荷蘭人都很喜歡華人？為什麼後來印尼、馬來西亞的人會排華？因為這些跑出去的華人都很精明、很懂做買賣、很敢冒險，所以往往能成功地扮演帝國主義買辦階級的角色，協助殖民者治理被殖民地區的人民。
在我看來，東南沿海一直有一個革命的、反叛的傳統。到了清末這裏就出現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像我們都很熟悉的嚴復、沈葆禎就都是福建人。這批福建人首先出去把現代西學帶回中國，廣東這邊又有一批人出去，帶回來一些別的東西。而所謂的辛亥革命，在我看來無非就是這樣的一個從東南兩省出去的人帶回來的知識、技術、資本等累積到一定的程度，最終爆發的一場革命。
辛亥革命讓孫中山這個連中文都寫得不好的人成為了我們的國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孫中山完全是勾結海外反華力量、顛覆國家政權，因為辛亥革命90%以上的金錢支持都來自海外，其中主要是來自南洋。其實維新黨的資金來源也是一樣的。其實說白了，辛亥革命就是一幫販夫走卒，加上一幫不大會說中文的「洋奴」，一天到晚講我們要改變國家，結果就改變了。這就是辛亥革命。
這樣的一個南方海洋中國的存在，其實在今天也依然發揮其作用。譬如有那麼多在內地不方便講的話可以在香港講，在內地不方便出的書可以到香港出，有那麼多內地朋友可以偶爾過來香港透透氣，又或者是透過香港獲取一些在內地無法獲得的資訊。
而香港的年輕人一方面愈來愈關注本土文化的保存；另一方面，對於中國他們也愈發關注。他們關注劉曉波事件，關心趙連海的境遇，每年六四參加維園集會的年輕人愈來愈多。很多人覺得這是矛盾的，強調本土運動為什麼又關注中國？但在我看來這一點也不矛盾，就像一個上海人可以關心上海也可以關心中國。這裏面有一個更深沉的、超越政治差異的因素。
香港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一直有爭取本土政治民主化的運動，這個運動其實從來就不只是香港本土的運動，它必須要放到整個中國的框架來看。已去世的司徒華先生講「中國不民主，香港就沒民主」。這句話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預設：我們在香港談政治跟社會民主化的時候，絕對不能忽略整個中國的存在。
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假如今天香港立法會真的沒有功能組別了，這意味覑什麼？意味覑香港的富商沒有了政治保護傘，香港的資本家沒有了政治上的特權。這可能出現嗎？可能性相當低。因為這些人的保護傘，並不止是香港政府，還有北京政府。舉個例子，香港有一個娛樂大亨，操縱覑香港一大娛樂傳媒集團。他曾被人以暴力恐嚇勒索告上法庭，但在法庭上幾個本來要指證他的證人同時宣布自己什麼都不記得了。這樣的一個在香港眾所周知的、有特殊背景的娛樂大亨，他同時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榮譽教授。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怎麼可能孤立地談香港社會和政治的改變？
從無孤立的政治改變
我一直覺得鄧小平當年講「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時候想的和我們今天想的可能很像，為什麼？五十年不變指香港的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但是根據基本法，香港要進行政治民主改革，最終達到雙普選。那問題就來了，假如香港在九七之後的五十年內，按照《基本法》最終真能達到雙普選，五十年之後怎麼辦？我們設想一下，2047年香港終於雙普選了，有了自己一人一票直選的特首，一人一票直選的立法會。結果2048年因為過了五十年，所以又廢除了這些東西，實行市人大，市長、市委書記的管治模式。這可以想像嗎？當然不可以。那「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究竟是什麼意思？其實這個說法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來的，那個時候跟今天的中國很不一樣，大家都喜歡談政治改革，當時國務院還設有專門的政治改革辦公室。而按照當時的想法，政改就是從下而上，從農村開始一層一層往上進行的。所以八十年代的時候鄧小平講香港可以五十年不變，他的意思是五十年之後內地恐怕也可以直選市長、市人大了，那2047年之後香港結束「不變」的狀態就正常了。
但是八九之後這一切都變了。六四之後，有一次記者問香港的政治制度是不是真的五十年不變，鄧小平回答：「有需要的話一百年不變都可以」。當時香港人的解讀是鄧小平這麼講是為了讓香港人放心，不要移民。但從今天來看就很可怕，就是說一百年恐怕還不能選市長。我甚至猜測，當初「一國兩制」一開始設局的時候就已經包括了整個中國跟香港的政治改革的藍圖。所以我從來不覺得香港和內地是可以分開考慮的問題。所以，今天香港的年輕人，從事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的人，不應該天真地以為我們只要在香港就可以了，這是不可能的。
在我等高學歷低收入四處掛單又關心社會的人看來，城巿每個角落都在變壞，上至國內移民審批權，下至小販，大至教育，小至公園草地和樹上木棉，政府都搞到一 團糟，要巿民自己動手動口。食慣了的古老小店，地價一升便無影無蹤，這個年代成長的年輕人是沒有「某物可以自行運作直至永恒」安全感。當什麼都要動手動 口，凡事要與權力交涉，自然就與巿井親近，至少不在關鍵時刻，因品味問題而背棄群眾（以求達到辯證法第三項「從量到質的飛躍」）。
是如此混亂世代，充滿一種沒有退路的情緒，故此《打擂台》中那種彷彿南蠻式好勇鬥狠天性的氣氛便號召了不少有戰鬥意識的青年。與以往「求生存」的類型化港產片不同，《打》中「忍辱偷生」和「拼命打」也是有意識的選擇，梁小龍最後打到無氣終於釋然大笑，是要盡其天性。戰鬥的本能，不為勝利，只為自我完成。
呢年嚟我有幾份兼職
其中嘅一份
係幫啲馬迷落注
喺電話投注中心
喺裡面我識唔到朋友
返工食飯 都係一個人
我已經悶到抽筋
但要維生 我諗到一個方法抗衡
開閘前半分鐘
總有好急嘅客人
落注嘅時侯夾雜粗口
聽到我一舊雲
但佢地愈係忟
我就愈係斯文
我話：「麻煩你重複一次」
搞到夠鐘開閘 佢哋就問候我屋企人
佢鬧我正一懵撚
話要叫個經理出嚟問
我都好有禮貌咁回應：
「先生，麻煩你等等」
我既緊張又興奮
同時又扮晒殷勤
喺呢個心情咁複雜嘅搏鬥裡面
我開始搵到工作嘅快感
希臘神話有一個故事，講述西西弗斯受到諸神嘅懲罰，要喺地獄不斷推一塊巨石上山；上到山頂，巨石又會自動碌返落山腳，佢每日都要重複呢種徒勞無功嘅工作，直到永恆。後人有一個講法，話諸神並唔係用「推石頭」嚟懲罰西西弗斯，而係用觀念，用「我永世都要推石頭實在太慘」嘅呢個觀念。西西弗斯知道自己改變唔到命運，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繼續推石頭。直到有一日，佢發現佢可以蔑視自己嘅命運，甚至用享受呢個過程嚟去否定諸神對佢嘅懲罰，於是，佢感覺到自己係快樂嘅。
「洗廁所薪金追貼大專生，最低工資今實施」是明報今天的港聞頭條，在勞動節的這一天，「討論」經年的最低工資終於實施了。而文中有人不禁嘆謂：與洗碗同酬，讀大學價值何在。
我心頭一冷，笑笑，抱住這樣的想法，不如想想大學畢業的薪酬是否過低吧，另外五年後你還與洗碗同酬的話，是你有問題，再加上其實我根本不覺得與洗碗同酬 有什麼不妥。貧富有必要那樣懸殊麼？出賣勞力的刻板辛苦工一定要低薪？為何睇到自己個學位那樣高？
另外，蘋果日報一幫追住「最低工資」這議題咬住同樣多年不放，有支持，就有反對，可是到了今天通過了還用什麼「各位因為最工資無咗份工或檔生意既朋友，記得揾投票支持最低工資既議員找數」回應，見尹思哲君 twitter 語，不免吓一聲。
蘋果日報講乜，啱唔啱都好，最大問題係中意當讀者係BB咁餵，奶又好，屎又好，直接服用，不鼓勵對話、思考。所以睇香港的報紙我只當 source 睇，分析的功課要自己做返。
華叔是校長，是教師，也抽煙，但後來戒了煙（我的學生在報告社評時特別提到這點）。他曾是左派但拒入共產黨，曾是基本法委員會草委卻成立支 聯會，愛國但沒有回鄉證，八九六四促成民主黨的創立，○八政改方案卻能有所妥協。華叔過身了，我們才發現他好像是矛盾的混合體，竟可出現「張文光讚揚司徒華堅持到底何俊仁稱華叔靈活務實」的標題而不覺突兀。有原則但永遠不失靈活，大概因為他也是一位教師和校長我想起錢穆，為了學生的前途而讓新亞加入中大和不同身分周旋自然就不可能只得理想，但沒有理想也成不了一位真正的教師。
一個教師的理想與實際
華叔絕對是教師參與社運的典範，這種參與不是一個人在選舉日投票，也不是示威遊行，而是有能力創立團體去作長期的、有議題的抗爭。教協不是什麼單靠靠個人自發參與的組織，參與者可能是為了理念，也可能為了等於折扣卡的教協證而參與，一個可以由種種動機結合而成的一個常在團體。但現在談到教師參與政治，我們或會想起高官來訪舉牌抗議那麼的一股勇氣，那當然是一種宣示個人主權原則性的最後底線，但要在社會攻城掠地，變成持續的社會運動，發揮影響 力，一個人往往如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
教師一方面不是一個個體，他∕她是一個官僚體制下的一個受薪者，他∕她有授課，改簿、課外活動和照顧學生的各種責任。華叔的光環，很大程度得力於他是一位好老師和校長，我們很難想像華叔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老師但全力追求民主會受到我們的讚賞。最近才得知一位立法會議員（當然不是說張文光）是一位教師，我們從他的助理口中驚訝他竟能兼顧兩份工作，甚至街坊的申訴他都盡力聆聽。筆者也認識一位老師兼任區議員，他的課亂得不得了，還帶給同事不少麻 煩，甚至給學生認為區議員才是「搵真銀」的工作。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教師真的沒有以往教師的那種空閒，教改基本上可以把教師累積的本錢重新洗牌，加上進 修階梯的束縛，形形式式的學生或家長活動、還有文山會海，永遠都在「未完成，要發展」的狀態——實難以想像教師可以在教學和社運面面俱圓，莫說是管一家學校的校長，如華叔當年。
一個教師的掣肘與資本
筆者要談的是，教師在現今社會政治參與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它本身具備什麼條件？
教師的身份無疑是他/她的限制，但也是他∕她的資本和所依。據張文光憶述，華叔引用魯迅在《傷逝》的名句勸諫他：「人必須生活，愛才有所附麗」，意思據說是勸勉張文光來華叔小學任教（張文光是大學生，根據當時的規定應教中學），因為一個有理想的人，也要應付自己的生活云云。但這也令我想起意大利的新馬學者葛蘭西所說的有機知識分子。與傳統知識分子把自己看成是與其他階級獨立不同，有機知識分子是進入一特定的階級，並在其階級和角色行動，去影響其他人。教師這「靈魂的工程師」的身份是搞社運的一個不錯選擇，後者令前者有工程，有態度，前者令後者有平台，當然，金錢支援也是必要。社運與特定階級可以合而為一，當權者當然會驚懼了，自然要把他們放入圍城去。去政治化場域行動創缺口
沒錯，時代變了。《信報》的「金針集」談任亮憲時說︰「以往，當香港只得兩間大學時，本地大學畢業生仍是天之驕子，鮮有投身政壇，即使偶有為之，也主要是教師、社工等機會成本偏低的『邊緣精英』。而今的『邊緣精英』則主要是『小資高才生』和『摩登孔乙己』，為數之眾，不但足以動搖政壇結構，更能夠改變政治生態，令最弱環節成為火山裂口。」筆者偶然在面書貼一句行止乙錚或者反高鐵的信息，便已足以在學校建立政治青年抗爭教師的形象了。今天，如果有一個「華哥」在學校，他的遭遇會如何？
學校去政治化也是常態，比如通識課要老師中立絕對是有立場老師的壓力。我常想，老師有立場和強加於學生身上是兩回事，但某些家長的假中立絕對是把價值消融了。家長常會問老師怎樣可以叫子女不共產黨。但如果該為什麼不讓他們，為什麼要中和一下？討論一下可以，但中和一下就叫做「見人講人話」了。什麼都沒有立場的一代，最好交由什麼都沒有或不可有立場的上一代負責培訓。學校如果出現一張政治海報（真實個案是一張支聯會海報），更可以令「龍顏大怒」，理由很神聖，因為學校不是一個講政治的地方！
「專業」的老師只要準時回校，沒有家長投訴，有自己的小孩子，樂意和同事開大食會，放假到外地旅遊，替食物影相放面書，隔兩年到本地大學進修——華叔依此標準，絕不專業。
縱使大家都讚華叔有份成立的教協貢獻良多，清廉守責，然而聽聞一些校長在學校知會教員參與教協選舉時，也嘲弄教協不過是教師購物的標誌，這就是本來作為教師政治參與的土壤異化了，失去了抗爭的色彩。這也印證了參與政治的主角不再是教師，而是「小資高才生」如維園阿哥的個人表演式抗爭；和「摩登孔乙己」如一班滿有理想，也有識見，但朝不保夕，絕對有「玉石俱焚」條件的反高鐵「八十後」。而一群本來不會生意多得不敢得罪政權，又不會窮得想推翻所有去洗牌再來的，一群可以聯結知識分子和中產力量的改革和妥協勢力，隨我們的華叔去世再加上一個斗大的句號——感概之言，望有心人以行動推翻。
她，上星期在國金中心及星光大道等十多處塗鴉，呼問「誰在害怕艾未未？」，警方隨即派出西九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令這位被媒體稱為「塗鴉少女」顯得格外神秘。
我本來不認識她，就在報章頭版出現有關塗鴉的新聞後，她的朋友認為我熟知警權和社運的事，因而給我介紹。甫見面，她就令我想起近年在抗爭場合出現的多個新面孔，在訪問過程中，彷彿就是見證她由不關心政治到利用她熟悉的塗鴉介入，甚至成為中心的過程。
許多朋友知道我認識她，都在問，她是不是少女，或者是不是一個美女。訪問後，我想告訴大家，她其實和我、你、和其他人一樣，會關心中國，認為作為公民，對社會公義應有一條道德底線，為了捍衛這條線，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應奮不顧身。
問﹕葉寶琳（寶）
社會運動組織者，近年主力參與反高鐵及菜園村運動，並遊走於大大小小的本土社會議題，相信關心本土不離推動中國人民自主。最近因為艾未未事件而遇上塗鴉少女。當藝術遇上政治，又再面向媒體，兩人在保護行動者和推動議題的界線上協作。現職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答﹕塗鴉少女（鴉）
喜歡畫畫，熱愛遊歷。拒絕明言自己的年齡和身分，被標籤事小，更是因為相信我們都是世上的一粒微塵，都有維護普世價值的責任，因此不想接受媒體訪問，不是因為怕被捕，更是不希望轉移公眾對艾未未被失蹤事件的關注
看艾未未
寶﹕你以前有沒有留意艾未未的藝術作品？你如何看艾未未這個人？
鴉﹕他是國際知名的藝術家，作品有些似達達派。他也是一個真誠的人，沒有定義自己為英雄。我以前有留意他的作品，例如太陽花籽、人魚世博和騰飛，都是對現實的自我詮釋，再廣泛傳播。但我反而更欣賞他的公民紀錄，他勇於在一個好錯的環境做自己認為對的事。
在四川地震後，我試過跟朋友去災區做義工，其實也不是什麼貢獻，只不過是和當地小朋友玩，但看見一片頹垣敗瓦的土地，令我更明白艾未未收集死難者名 單的重要性。我們都知道官方說法是假的，但他身在內地的處境，他做和我們在香港行動有不同後果。如果我們相信每個人應該知行合一，內在價值和行動應該一 致，他可以付出這代價和風險，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寶﹕川震後一年，我也到訪過災區，認識一些北川中學的學生，地震時他剛好在那幢地震後仍完好的大樓內上課，旁邊所有新建的大樓都倒塌了，而他父母在 地震中都遇難了。認識幾天後我不禁問他，你是否認為有豆腐渣工程，他竟然直截了當說﹕「當然有啦！」學生都說大家心明豆腐渣工程害死了人，但同學們只能在 宿舍房間內哭訴。死難者名單，雖然只是一個又一個名字，但它的意義大得有如墓誌銘。
鴉﹕所以他的公民紀錄很重要，例如他的楊佳案紀錄片，又為四川地震收集死難者名單。在國內的公民拍攝，強調速度和科技，讓人人都可成為記者，更可向 公眾呈現「真相」的多面性，艾未未的公民紀錄正代表了民間記者的重要性。但我也認為，主流傳媒有其獨特的政治影響力，是市民的橋樑。
寶﹕公民記者和主流媒體都是傳媒，卻常常有許多張力。自從你的塗鴉曝光後，許多傳媒追訪你，你都一直不願意接受訪問。
鴉 ﹕是的，其實我並不害怕被拘捕，我的任務已完成，就算坐監，又不會坐一年，即使要坐幾星期監我也覺得「抵到爛」，我反而怕會將焦點轉移。我行動的 目的是希望令更多人關心艾未未和其他被失蹤者，而非關心我。其實這期間有許多記者透過facebook找我，我都一概不回應，只是呼籲他們留意一些聲援艾 未未的活動，可是卻竟被大做文章，更在未得我容許下刊登我塗鴉的照片，在報道中更說成是我提供給他的，真是氣死我了！
藝術和政治
寶﹕好多人都說艾未未，搞藝術就藝術啦，搞什麼政治，這似乎將藝術和政治二分，把藝術去政治化。你有何回應？
鴉 ﹕我認為藝術是沒有定義的，可以不停自我推翻，甚至是衝突。藝術可以是在博物館，也可以在街頭寫揮春。藝術的前提就是涉及思想自由，現在卻有人說 不行！要管制藝術自由就是管制思想自由，因此現時已超越社會基本的道德底線。若政治有權可以介入藝術的表達，告訴你什麼地方是什麼顏色，更見到藝術和政治 現在已經分不開的了。
以我熟悉的塗鴉為例，它是有效的社會解放工具，信息載體和傳播途徑，可作溝通和自我表達的工具。但城市空間的買賣具階級性，只要有錢就可登大幅半裸女海報於大街外牆，有沒有人投訴影響市容？
如果將自己身分，如香港人/中國人、藝術家/非藝術家等不同身分割裂，而同時我們都若太過分認同這些身分，就會很容易被當權者利用，因為好容易將每 個人的其他身分淡化。例如之前派六千元引發族群撕裂，其實大家都是人，香港和內地的身分都是別人賦予上去的，不是與生俱來的，如果大家太執覑和認同會帶來 撕裂和排斥，其實大家都是世界上的一粒微塵。
若大家都有這想法，藝術家只是做藝術，政治家只做政治，大家就會分化，只顧及自己不同利益，卻忘了其實大家都只不過是人。
寶﹕所以去政治化也是分化的一個過程。
鴉﹕香港人說政治不關自己事，其實是一個幻覺，你在上層建築的下面存在，令你覺得政治事不關己，並不是因為當權者做得好，而是佢呃得你好。他愈呃你，我們就愈應大力覺醒。
塗鴉驚險
寶﹕你上星期塗鴉時有什麼經驗？
鴉 ﹕我通常都會選地下來塗，目的為美化醜陋的石屎地，為這牆或地給予信息。其實我去的地方也有些挑釁性，如國金中心和星光大道，我就是特別選多內地 遊客去的地方，也希望那些在國金中心上班的政治冷感銀行家看。但想不到很快就給保安發現，我半夜四時多在星光大道塗，回家後一直睡不覑，便六時多回去拍 照，那時塗鴉已被工人蓋覑了。
寶﹕現時警方說由重案組接手調查，你害怕嗎？
鴉﹕是家人朋友較擔心，自己反而是覺得「食得鹹魚抵得渴」，做了一件事，就要為這件事付出代價。處於這個社會，享受得了這個社會給我的權利/資源， 我的義務就是為自己一些影響到其他人的行為付出代價。我也不是打算挑釁警方，即使我現在開始對香港執法有懷疑，但對司法仍有信心。
可惜的是，現在警方選擇性執法，將「對社會影響幾大」的判斷權力交予警方和這個非民選政府，而非獨立法律，這才是我擔心的地方。
香港在中國角色
寶﹕前兩日見到合肥都有人噴艾未未塗鴉，好厲害！如果我們一起在大陸噴，就會「被失蹤」，哈哈。
鴉﹕真的多謝曾偉雄，否則都不會令這麼多香港人留意艾未未被失蹤事件。
寶﹕趙連海早前在twitter說，國保叫他不要再為艾未未講這麼多，擔心對香港人會有負面影響。我不知道那國保有多代表黨中央思維，但至少可見內地官方很關注國內維權事件對香港影響。
鴉﹕其實中共政府在茉莉花事件期間瘋狂抓人，也是在告訴人民一件事，就是不可以出聲，否則就要被消失，叫人安守本分。在香港，我們還可躲在法律後面，警方多少也要依法，我們也至少有網絡自由，所以香港要有良心角色，告訴內地朋友，你們是有人支持的，不是孤獨的。
寶﹕所以報道說艾未未的媽媽也向你表示謝意。
鴉﹕感覺就是connected（連繫）了。
以我好有限的政治知識，中國在全球經濟體已是最大的player，但她只沉迷於GDP的迷思，然而經濟發展的同時仍有社會、人文和環境的成本，這些 方面他國已經難以置喙，因此外國媒體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決定一個國家的走向始終是人民，吾爾開希說過「極權是建立在人民的恐懼之上」，如果人民沒有恐 懼，極權是建立不了的。中國的維穩開支已超出國防開支，可見她對人民的恐懼比外國還大。
社運經驗
寶﹕以前在抗爭場合都不多見你，你以前不太熱中於社運的嗎？
鴉﹕是的。我有去過六四/七一遊行，也去過菜園村，因為我認為這是道德問題。但我不怎參與反高鐵，因為我以前會認為這類型抗爭，或如天星皇后運動是政治/文化問題，這些問題都可以由許多不同角度詮釋，沒有對與錯，過去太懶就不想作出判斷。
寶﹕最初是因為道德，其後你今天已介入政治，那是一個轉化啊！
鴉﹕雖然我原本的動機好卑微，是純粹覺得艾未未不應因表達自由被箝制而失蹤，塗鴉只是希望路人見到覺得奇怪就會問，但想不到有這麼大的公眾迴響。
認識了社運界的朋友之後，就發現其實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可以更多。現在我會想是否應繼續參與及貢獻社運呢，還是做完這事就算，不過我想若有機會，我認為我們應該以擁有的能力繼續發揮。
寶﹕其實我們也是邊行動邊思考。
後記
在艾未未塗鴉上，她寫上「誰在害怕艾未未？」究竟是誰怕他？人民還是政權？
這三個月，國內已有四十多人被失蹤或拘捕。在香港，警方的敏感反應似乎也是在應驗政權最害怕的東西。下一步，她和其他朋友，希望透過塗鴉，讓眾人關注艾未未以外，也會關注其他國內被捕異見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