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我們這種人，覺得天大事蓋不過「理解他人的角度和感受」，這便是最終的倫理，以約束自我，修正視野。然後我們相信，只要將不同視角的說法並置呈現，便可讓觀者達致溝通和理解。理解。在一個被無限中介、充斥無限前設的世界裡還有沒有可能互相理解呢，還是你只理解你親愛的人呢。是我們留在了敘事學的年代無法回來嗎。
我沒有時間。
我說這對我打擊很大，幾乎在會議上哭出來。但我那麼痛恨自己在會議上失去理性訴諸情感，竭力控制自己，不願進入某種悲情的結構。然而那確實是悲哀呢，那麼簡單的道理，話不想說到盡，有些事情必須要等他人自行明白。d說，很難讓人有同理心，沒有辦法。需要想像，需要故事，需要劇場。而我只想說乾燥和轉折周詳的句子，使用中性的詞彙，於是我不得不忍受悲傷。於是明白，中年的人，句子往往碎裂平板，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感受，而是因為他們太過悲傷。
前陣子有個不怎麼了不起的發現，就是末日故事，常與公路模式結盟。
末日當然要跑動跑動，難道坐着等死不成：例如丹尼波爾的《二十八日後》、望月峰太郎的《龍頭》、法國拉黎厄兄弟的《末日快樂之旅》、新井素子的《愛在地球毀滅時》、薩拉馬戈的《盲目》和威爾森的《時間迴旋》，都把移動的步伐變成活化末日風景的視角，再滲以途上各色遊人的化學作用，主次交纏，一個故事得來就費這點工夫。
除了《二》之外，其他全是歸返之旅。在交通癱瘓的末日，角色們都固執地響應團聚，披星戴月，見顏面，道衷情。說是公路，不如說是行人道電影更貼切。但有典型就自然有人唱反調。這不協和音來自以色列能編能導能演的Assi Dayan於19 98年導演的 《阿賓先生的最後一個半鐘頭》。
這九十分鐘的電影戲如其名，故事開始的時候，醫生就告訴他患了絕症，阿賓先生秉承傳統急問咁仲有幾耐，醫生打響算盤，報上時辰——九十到九十二分鐘左右，然後末日之旅鳴槍一響就揭幕了。
一個半鐘，沿途沒有喪屍沒有外星人也沒有軍火爆破，高薪厚職的他先打電話回公司報到，讓義正辭嚴的煩警指點，給行動遲緩的長者讓路，嘗試向暗戀良久的店員姐姐表白（不果）、塞車、見客、接仔女放學..認真地在趕投胎，卻沒人把他當回事。這是他一個人的末日，不是別人的，怎麼陪你瘋癲去。
回到家已只有半個鐘人命，電視卻佔據了家人的心神，情深的說話繼續未曾講。他去洗了個澡求個乾淨，然後哭了，但旨在片刻痛快，他穿上橙色的睡衣躺在床上，擺好甫士就關了燈，一片黑暗中觀眾以為他去了。結果說好的死亡慢慢來，他忍不住就開燈看書去。那幾頁文字就這樣成了他的最後。女兒叫了薄餅外賣，來敲門問他要錢，以為他睡了，自己翻他的錢包，不知他已斷氣。
這就是阿賓先生的末日，毫無禍患、困苦或刀劍，惟官僚和疏離橫行霸道。在不知名況的時日裏，我們只被無盡的瑣碎消磨。這電影被冠上喜劇名銜，如真實人生的苦中作樂。
我所認知的世界，有點含混，如果你看facebook，看見那位囧囧有神的女藝人的樣子得獎，會放聲恥笑。看到她得獎，感言說你頂吓我我頂吓你，網民卻會說「好sweet呀」、「快啲結婚啦！」雖然，當娛樂記者問他們有關緋聞的問題的時候，他們當然會很官腔的答：「我都係想大家留意我工作多啲囉。」
這是虛偽得可悲的世界，但沒有香港人覺得虛偽是罪，反之，虛偽是成熟大方的表現。大家都知道，電視台的頒獎典禮，是一種自high。觀眾是明眼人，把八卦雜誌讀得愈多就愈明白的你，當然知道視帝視后的投票不過是幌子，頒獎禮只是一堆穿時裝的人真人上演的宮闈鬥爭。有趣的是，人人都知道結果是幾個大人物的閉門會議決定，卻有（不少）香港人（甚至是華南地區的文藝報紙的文藝青年）追看，就當自己都有份實彈上陣的演了活春宮。
香港人看特首選舉和台慶頒獎，也用同樣的眼光吧？否則，政治版記者就不會用娛樂版記者常用的採訪口吻（令藝人覺得尷尬，博藝人發爛渣取sound bite的方法）做採訪。香港人很現實，明知現在沒有普選，就把現在兩位特首的跑馬仔「假戲」當真看，睇咗當做咗，確保花生爆谷嘉應子貨源充足，看著幾個候選人到處爭取沒有票的人的支持。給大眾「特首選舉的文化」，好像就是我們都有份投票似的，民望「好像」會左右大局。但香港人倒是明白人，把八卦雜誌讀得愈多就愈明白的你，阿爺欽點什麼人，什麼人就會當選。沒有人會認真覺得，這些這陣子落區比他們身在公職時要密要勤要扮真心的「候選人」，真的會關心香港人的幸福。
facebook大家都在瘋傳《天與地》Joe Junior的金句，道盡香港的鬱悶。無疑，這個城市死亡的原因，不只是同質化社會的形成（即是，大家都吃同樣的東西，看同樣的雜誌，讀同樣偏幫政府的報章，有同一個政治立場），而是大家都只是看了劇集，share了之後，就繼續活在不合理的世界中。
你看？花園街縱火，拆的票控的，是排檔，而不是劏房，或縱火狂徒。就像有大胸美少女被非禮，我們責怪少女胸部發育過剩。看覑港台兩個名嘴做了十多年要走了，港台工會卻一條絲帶也沒有掛出來。是大家都不介意香港電台在播什麼了嗎？反正電台都是有點聲音而已，有誰介意究竟是在做什麼？到某天，《頭條新聞》都停播了，我們又說這是香港言論自由最黑暗的一天嗎？沒所謂，反正大家習慣了黑暗。你看，港台最受歡迎的二台，開咪的有幾個是公務員？非公務員的比例若何？年輕一代，不是合約制就是散工黨。工會在代表什麼人？高舉編輯自主、言論自由的旗幟倒是動聽，內裏有幾多年輕傳媒從業員在忍受無間地獄式的工作環境，三年三年又三年的在捱，守著這家老店？
黑暗，也不夠陳鑑林先生說那個忽然得到三星的區議員，說一句「英雄莫問出處」。難道說中聯辦是麗春院或是洪興東星？中聯辦何時成了孬種？更何，中聯辦成員不當成「通常居住」，為什麼他可以得到三星，還參選，還可以給選民信心他會做好地區工作？
This city is dying, I know.
不是因為我悲觀不會尋找日常生活身邊的小幸福，而是我看到「制度」中不合理的事情，我會在意，我仍會喊痛。嗓門大一點，多喊一兩次，就會被人家說：「為什麼你咁多唔滿意？做人正能量啲唔得㗎咩？」得，當然得。反正大家都不再介意香港變成怎麼樣，留在香港，不過是因為稅率低，家人朋友仍在香港而已。在一個跟自己沒有感情的城市苟且偷生，正如跟一個沒有感情的男人結婚，只要他搞的時間不要太長，不快的事情不要在自己身上發生，日子還是照樣的過。看著別人離婚或爭取權利時，恥笑一下別人的不幸，自我感覺要多良好有多良好，不就活得很好嗎？
台灣、香港的70後、80後年輕人，會比較像日本的70後、80後，那是因為大家的社會節奏或者發展的階段比較接近，跟大陸是不一樣的。在那種狀況底下，會出現很奇怪的現象，比如最近日本好多學者比較關心的問題，「下流志向」。什麼叫做「下流志向」？以前說一個人的志向是往上的，我希望錢賺得越來越多，我希望生活越來越好，要有志氣，可是現在日本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年輕人的志氣是往下的。就是說，我不想讀書讀得很好，我也不想有份越來越好的工作，我甚至想失業。所以你看日本今天的教育，小學生上課的時候，前面一半坐在那裡乖乖的聽老師講，後面一半在散步——真的在教室裡面散步，聊天，老師也不管，管不了。日本大學生的英語比之前退步很多，現在所達到的就是以前高中的水平，甚至初中。
我覺得台灣和香港也是同樣的情況，比如說我在香港有一個出版社，我要負責面試一些人，一些年輕人，我問過他/她們：你有什麼嗜好？他們會說：「睡覺」。 Ok，那我說，你平時的休閒是什麼？ 「睡覺」。啊？就「睡覺」啊，「睡覺」怎麼能成為嗜好呢？對於我這一代人很難理解的，「那你要來我出版社工作，平時看些什麼書?」「我不喜歡看書。」「可是我們是要出版書的。」他說：「那我出書就好，出書不一定就要看書，我出書是要給別人看。」
這些答案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裡？前十年、二十年，年輕人可能會說謊，他/她可能不大愛看書，但是他/她可能會說：我最喜歡《戰爭與和平》，莎士比亞，《紅樓夢》，等等。但現在的年輕人是不騙你的，很坦白：「我不看書的。」換句話說，他不覺得這是問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很多人就會說，一代不如一代。我覺得不是這個問題。我覺得香港、台灣，日本這些年輕人，處在這樣一個社會時期，他/她從小就發現，那種「努力讀書、好好工作，換取一個很好的生活，再忙碌、生活再好一些、再有錢」的想法——這樣的一種想法，本來是支撐戰後東亞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現在是破產的。
我不會責怪這些年輕人，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因為我們看不到未來是什麼樣子，希望在哪裡？當你看到自己的父親衰老、疲倦、平庸，那我幹嘛要好好讀書？為了將來有個好工作？拜託你別跟我說這種廢話。
但是大陸不一樣，大陸整個社會節奏是不一樣的。我只從我最瞭解的一個行業來講，比如我做媒體，我在香港、台灣碰到的所有媒體的老總，報紙的社長，總編輯……都是50歲以上，甚至更老，但是我在大陸遇到的好多老總是30來歲。這是一個二十多年前香港走過的路，30多歲就能管一家報紙，下面幾千人，那是因為在成長的階段，市場突然擴大了，過去媒體就是那幾家，但現在突然多了那麼多出來，大家都要人，機會在無限地擴大，你永遠不知道明天有什麼東西等著你，你對未來的期望還是樂觀的，你會覺得未來會比今天更好。可是台灣和香港卻不是這樣的，你看到前面的路是越堵越死的。香港回歸之後看到太多大陸崛起的消息，香港年輕人現在接觸到很多大陸來的年輕人，和他/她們一起學習，甚至一起工作，奇怪的是，當他/她發現這些大陸來的同學或者同事，那麼努力，那麼有志氣，那麼優秀的時候，他/她不會想說我和你們拼了，他/她會說，那我就算了，好累。
換句話說，台灣、香港、日本已經走入一個相對穩定、甚至衰老的社會，而大陸還在往前，窗戶很大，我覺得這會影響年輕人對自己的看法，對未來的看法。
第三十九周，終於忍不住在facebook貼上你的小媽媽挺著大肚子的照片，以及寫給小媽媽的讚美詩：
帶著一個湖的女人
我說你帶著的不是一個宇宙
是比宇宙更深，星光在其中更濃稠……
朋友們也忍不住了，按了幾十個like，鐵志說：「看來接下來偉棠會有大量寫給新的小生命的詩」，真是知我者言，其實我早已悄悄地為未來的你寫了好幾首詩，這一組詩就叫做《致21世紀少年》。
2005年就寫過一首《20世紀少年》，靈感來自浦澤直樹的漫畫，這漫畫彷彿是寄託了我們一代在20世紀末成長的人的所有憂慮與勇氣的一部準未來史詩，我在詩的結尾也寫道：
今天我們能見到的世界仍然是廢墟，
只不過更為精緻──
列車仍然在開往一個沒有光的所在，
因為同學少年，大多已成叛徒。
我卻吞下了那一團燦爛。
希望能為你保存他的震耳樂聲，
我發誓那個世紀已經成為火種，純黑的炭──
至少我們相信。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悲劇和悲劇英雄，如果不相信自己一代將成為未來之火種，未來就無法一直來一直來了。
我相信詩人艾青的確是因為愛未來才會把兒子取名艾未未，艾未未在60年代一定讀過詩人食指的名作《相信未來》，相信未來的食指這幾十年都在精神病院裏度過──不是因為他病了，是因為他身處一個狂泉之國。但是「愛未來」卻在今年成為內地網民最響亮的一句口號，與「要有光、要有誠」一起在網絡上此起彼伏。
我也相信未來，尤其是在今年春天剛知道你的存在，這個春天同時存在的還有茉莉花。一個小生命形成的最初，我正好在北京，拍攝在王府井麥當勞門口默默擺放一束鮮花的年輕人，拍攝我在最後一場薄雪上面寫下的「茉莉革命」字樣。雖然雪輕輕地又把這字覆蓋，但我相信那只是另一種種植，我們傳播這個詞語，就和艾未未傳播他的瓜子的意義是一樣的。耶穌在地上劃字，誰也不知道他寫的是什麼，但每個人都相信他寫的必有意義。我們傳遞敏感詞，大家也看不出來這是否能改變未來，可是語言即道，人若有言，必將超越道路以目的困境。
所以我給你寫的第一首詩，最後一句是：「白鶴飛回，我們帶著一捧茉莉。」我希望當你成為一個少年的時候，看到這首詩時不用去想茉莉的隱喻，茉莉就是茉莉，不是敏感詞──你那個時代也必將沒有「敏感詞」這個詞。也許你翻開歷史書，目睹你的父輩當年曾想盡辦法在網絡上躲避敏感詞審核，發明出比寫現代詩還要隱晦一萬倍的種種修辭手法，你會啞然失笑。是的，孩子，我們演出然後拒絕演下去這一出荒誕劇，是為了未來我們只在藝術中使用隱喻，而在現實中直言是非。
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依然是美國學者——紐約大學的沙琴德（Thomas Sargent）和普林斯頓大學的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兩人的學說被歸入「理性預期學派」（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當西姆斯被問及對經濟現況有何解決方案，他坦言：「如果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我早就公諸於世了。」這其實就是「不存在任何簡單答案」的委婉之言。
西姆斯去年在《經濟展望雜誌》（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春季號發表了一篇題為〈但經濟學並不是驗證科學〉（But Economics Is Not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的文章，被廣泛引用，他在文中斬釘截鐵地指出，經濟學並不是也不可能是驗證科學——所有「自然的」（natural）、「類似的」（quasi）乃至「計量的」（computational）實驗，倘應用得宜，無疑很有用，但無一是「萬應靈丹」（panaceas）；他語重心長地提出忠告： 應用「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必須特別小心，必須嚴謹而深入地思考「非實證推論」（nonexperimental inference）的核心問題。
經濟學說無一「萬應靈丹」
是的，當今全球經濟動盪，絕對沒有「萬應靈丹」，《臥底經濟學》（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的作者哈福德（Tim Harford）最近有一篇文章剛巧也以醫學喻經濟學，文章題為〈一茶匙藥〉（A spoonful of medicine ），他啟首就問：經濟學應該更像醫學嗎？
他認為「跟經濟學一樣，醫學應對的是人們迄今尚未完全了解的複雜體系」；「但與經濟學不同的是，醫學能夠容忍許多對於在困難環境下進行對照實驗的道德疑慮」；「在醫學領域，學術證據和日常實踐交織在一起」，他認為「這種共生關係在現實世界裏遠遠並不完美；但經濟學家不妨借鑑一下」。
諾獎：美國經濟學家俱樂部
西姆斯坦言，經濟學的「實驗」（ 自然的、類近的乃至計算的）往往只是「修辭手段」（rhetoricaldevices），藉以迴避「計量經濟學」的難題。他與紐約大學的沙琴德在獲獎後異口同聲地指出：歐羅危機主要關鍵是政治。薩金特更認定當今歐洲有如1780年代的美國十三州，各州各自為政，中央政府形同虛設，經濟陷於癱瘓，中央與各州都面臨嚴峻的債務問題，直至1787年，十三州債務整合於新聯邦政府名下，問題才得以逐步解決。但這段美國歷史就是為歐羅區的指引明燈嗎？
那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最難纏的政治問題了。
經濟學畢竟不是醫學，也不是歷史學，對一個像我那樣的經濟學門外漢來說，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短短的四十三年歷史比較簡明，這個獎項自1969年開始頒發，共有六十九人獲此殊榮，可是從1970年的得主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算起，至今已有四十五位美國人奪魁，佔總數近三分之二，將此獎稱為「美國經濟學家俱樂部」，諒不為過。
值得注意的是，倘以新千禧年為分界，美國人獲獎幾成慣例——在2000年之前，共有四十四人獲獎，美國人佔了二十四位，非美國人也有二十位，比例尚不算太懸殊；然而，從2000年至今，十二回合共有二十五人獲獎，沒有一屆沒有美國人，而且佔了二十一位，非美國人僅佔4個席位，而且都只能與美國人分享獎金，那是說，2000年至今，沒有任何一位非美國人單獨獲獎，而2006年得主菲爾普斯（Edmu nd Phelps）、2008年得主保羅．克魯格明（Paul Krugman）這兩位美國人則成為獨享殊榮的極少數，一面倒的傾向無疑是太誇張了。
更誇張的是，近年獲頒諾獎的好一些非美國經濟學家，其實也跟美國有一定淵源，比如1997年得主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乃加拿大出生的美國人，在芝加哥大學完成經濟學博士學位；1999年得主、兩年前開始提倡成立「美歐貨幣」（dolleuro）的加拿大人羅拔．蒙代爾（Robert Mundell），乃麻省理工學院的哲學博士，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史丹福大學；2005年與美國「博弈論」（game theory）大師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一起獲獎的以色列人羅拔．奧曼（Robert Aumann），同時也是美國人（雙重國籍），他八歲隨家人移居紐約，一直在美國受教育，乃麻省理工學院純數學博士。
處於飢餓，處於愚魯
這些事實大概足以表明，美國經濟全盛期即使早已開到荼靡，但主導全球經濟運作的經濟學說至今仍是美國人的天下。然而，美國經濟學說縱然「百家爭鳴」，有時卻不免各持己見，甚或勢成水火，屢涉「黨爭」，他們大概還得要向辭世不久的「蘋果教主」喬布斯（Steve Jobs）學習，尤其要學習教主向《連線》（Wired ）主編奇雲．基利（Kevin Kelly）借用的那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處於飢餓，處於愚魯」（Stay Hungry, StayFoolish）。
晚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好像理所當然地成為動盪社會的發言人，他們大概不一定讀過1974年得主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簡短而發人深省的領獎講辭：「如果我曾被徵詢應否成立經濟學的諾獎，我必然堅決反對。」他認為「對經濟學有優秀貢獻的人，沒有理由對所有社會難題都變得萬能（omnicompetent）」，所以他建議獲此項榮譽的人必須作出「謙遜誓章」（an oath of humility），那是「一種『希波克拉底誓章』（Hippocratic oath，希波克拉底乃希臘名醫，其後轉義為「行醫初哥誓章」），永遠不要越出他們的專業範圍，對公共事務指指點點..」。
先申報利益。占飛不擁有任何蘋果產品，沒有Mac, iPod, iPad, iPhone, 什麼i都沒有。講開又講，蘋果用 i 作產品標誌，這個i應是代表internet吧！
但internet的i讀作「煙」或「依」（時下的e），何以要讀「挨」？歐洲各語的i多是讀e音，如德文的我是Ich，法語的il，讀「挨」音也有，卻不是主流。偏偏英語中的我是大寫的I ，與小寫的i 同音，i可視為小寫的我——如e.e.cummings的詩。蘋果用i，背後是不是暗藏傲慢（arrogance）——無i不成我呢？
大有可能，因為謙虛肯定唔係喬布斯的強項。他認為企業的責任不是滿足顧客的需要，因為顧客不知道他們真正需要什麼。顧客只是驢子，把蘿蔔吊在他們眼前，他們就會跟你走。就等於亨利．福特說的：如果他只是要滿足顧客的需要，就會疊埋心水去繁殖跑得更快的純種馬，而不會去發明汽車。資本主義最成功的企業家都喜歡支配世界，當自己係所謂「宇宙的主人」（mastersof the universe）。
心狠手辣生意人
喬布斯之好利，少有人提及。他的同窗S t e v eWozniak是為過癮、好玩而跟他拍檔發明Mac。後來，當喬布斯志在發明每年可賺數以億計美元的產品時，兩人就分道揚鑣了。在讚揚喬布斯的天才時，大家不可忘記，歸根究底，他還是個企業家，以賺你我口袋中的錢為首要考慮。只不過，他發明的產品比任何人都好。
喬布斯跟蓋茨一樣，都是心狠手辣的生意人。蘋果與微軟都不約而同給血汗工廠製造產品，壓低價錢，薄利多銷，壟斷市場。蓋茨近年發財立品，搞基金，捐獻家財回饋社會。喬布斯呢？蘋果到處興訟，封殺任何違反其知識產權的公司，卻沒有成立任何慈善基金。兩者的字典裏都沒有「耐用」兩個字，產品都設計成用一兩年便要丟棄。在商業策略上，每幾年便推出新產品代替舊的，當然是財路。可是，那些舊產品怎麼辦？丟到堆填區，運到貧窮國家去，製造電子垃圾，製造污染，他們倒是不管的。
人文從何說起
此所以當看到Walt Mossberg引述喬布斯說：「他活在科技與自由人文的交滙點上。」 （As he liked tosay, he liv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echnology andliberal arts.）占飛不能不讚喬布斯真懂得推銷自己，只是評論人竟毫無批判性的接受了他這個講法，卻令占飛嘆息再三，尤其是中譯為「人文」，更是錯得離譜。人文一詞最早見於《易經．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蘋果的i 產品「化成」個什麼「天下」？怎能跟儒家的人文精神相提並論？
最早講liberal arts的應是亞里士多德吧！他把「自由人文」的教育跟「職業」教育作對比。前者為「自由人」而設，教邏輯、修辭，旨在訓練門生慎思明辨，教道德倫理，旨在引導門生止於至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自由人文」跟宗教、教條、偏見對立，教導學生要有獨立個性、尊重自由和普世的人道價值等等。
蘋果作為一間跨國公司，實踐了這些價值嗎？蘋果的i 產品有促進這些價值嗎？所謂人文，從何說起？
喬布斯逝世，蘋果短短的悼文指它失去了一個「inspiring mentor」。
這話倒沒說錯。
希臘神話中有名Mentor者。在荷馬史詩《奧德賽》中，他是奧德賽的老友，奧德賽出征前把整個家交託給他，教導他的兒子。後來，女神雅典娜化身成Mentor，既保護奧德賽之子，也幫他尋找父親。現今英、法語中Mentor一字便是源自這個神話。
把Mentor譯作「導師」，是典型白話文的疊床架屋，「師」而不指導、引導、輔導，未之有也。譯作「師傅」，庶幾近矣，古時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叫「師傅」，教帝王或諸侯的孩子的老師才能叫「師傅」。廣東話有把「師傅」寫作「師父」者，錯有錯着，反而表達出Mentor的重要性。
運動員有教練（coach），教導球員的基本技巧，如高爾夫的教練，便是教學員怎樣持桿揮桿，怎樣打球。此外，還有訓練員（trainer），針對學員的特性而設計課程，訓練他的體能，改善其技術弱點，發揮其長處。
將這個分別用在教育上，今天的學校教師，下焉者教學生資訊及知識，上焉者教學生如何搜集資料、數據，如何分析問題，如何獨立思考。但這些只是教練的工作及職能。至於補習天王，更只是訓練員。公開試就像體育比賽，有本身的勝負規則，不是有才華就可以得高分。學生需要接受訓練如何回答試題拿高分。此所以今天到補習社補習的，不單只成績欠佳的學生，成績不錯甚至優秀的學生一樣去補習。好的補習天王就等於一流的訓練員。
韓愈《師說》劈頭便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教練與訓練員，學校教師與補習天王，頂多只是「受業」，談不上解惑，更說不上傳道。傳道，要Mentor才可以。
孔老二之所以被尊為萬世師表，不是因為他善於受業，而是他精於傳道、解惑。他是真真正正的Mentor，毋須多言，也沒有課程，跟學生/門徒閒談間，一語中的，便能打通門生的任、督二脈，使他們開竅。用佛家的譬喻，是開了天眼，古往今來，一切都能正見明見。
今之大、中、小學教育之所以平庸，皆因為師者幾乎全是教練與訓練員，而不是Mentor。大學雖有導師制，卻只有Mentor之名，而無Mentor之實！千多年前韓愈的感嘆，還是可用於今天：「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
一、
十月五日，喬布斯（Steve Jobs, 1955-2011）病逝，轉眼一周、筆者是「電腦盲」，更不是什麼「果粉」（蘋果粉絲），然而，這數天來還讀了不少—當然不可能是大部分—有關喬布斯與蘋果的文章；作為電腦門外漢，筆者以為《時代周刊》及時推出由其前老總艾息遜（W. Isaacson）執筆的六頁特稿最有可觀；艾息遜為喬布斯「官式」傳記作者，該書因傳主棄世將提前於本月二十四日發行。另一篇「果粉」不應錯過的好文章是史密遜學社（Smithsonian.com）的<喬布斯：偉大藝術家>，不從發明家、企業家、推銷員的角度入手，令人對喬布斯有更全面的認識。
在鋪天蓋地的懷念、讚美聲中，筆者認為形容喬布斯為當代發明活字印刷的古騰堡（J. Gutenberg, 1398-1468），是最為恰當的評語。和古騰堡的印刷術一樣，喬布斯的發明開啟了知識傳播的新紀元。古騰堡之後，民智大開；現代資訊秒傳千里無遠弗屆深入民間以至無處不在，則由喬布斯啟其端！正因為如此，不少論者指出他的貢獻，比ＩＢＭ的屈臣（T. Watson, 1874-1956） 和微軟的蓋茨（B. Gates, 1955-）更大！
喬布斯所以全球擁戴，筆者打個切合香港現實的比喻，他是個成功的物業發展商，唯其興建的不是一般受薪階級望亦不敢望的世界級豪宅，而是大部分中產階級都能負擔得起的住宅，這類住宅不僅價格貼近人民的平均收入，而且盡善盡美、設備齊全，滿足了消費者想像得出的需求，而繼續推出的住宅無論在結構上配件上休閒空間上均勝從前，惟價格則不升反跌（在科技產品市場沒有通貨膨脹這回事），由是大受市場歡迎，這位發展商亦因此成為用家偶像。
二、
蘋果產品的售價極具市場競爭力，若干論者遂在蘋果—喬布斯與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工廠之間加上等號，去周六本報「獨眼新聞」引述一項調查，指「蘋果多家內地代工廠一直嚴重侵犯勞工權益」（蘋果獨佔個別產品六成[百分之六十！]利潤代工廠只分得百分之一利潤）。代工廠利潤微薄是眾所周知事實，惟與蘋果似無直接關係，因為以蘋果的ｉ系列產品（i-Products）為例，其零件（microprocessors，微處理機）無一由其設計或製造，而是分由三星、Wolfson 、松下及Infineon 等公司供應（較早前的Apple II 電腦亦如此），這等於說蘋果以「平靚正」的標準從
市場採購這些零件。發展中國家以創造就業為目的而展開割喉式競爭，造就了蘋果產品功能廣泛、使用方便且售價持續下降（相對功能的提升而言）的優勢。血汗工廠的確存在，只是「罪」不在蘋果更與喬布斯本人無涉。至於血汗工廠對一國經濟以至勞苦大眾的利弊，是從上世紀初期英國費邊（Fabian）社開始便爭論不休，可惜迄今仍無定論—血汗工廠的工人不是「人」，值得同情，但事實是他們吃得飽穿着暖且有瓦遮頭，如果沒有血汗工廠，這些人便是失業大軍的一員，可能流離失所、飢寒交迫甚至倒斃街頭……。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干預市場」，比如制定「最低工資」及諸種勞工福利（派發成本昂貴的「免費午餐」在所難免）。但所有種種，應以不會扼殺工商界的投資意欲為最高原則。
三、
和他的同齡人蓋茨不同，喬布斯對慈善性捐款，向來不大熱衷，可是，米賽斯學社網站（blog.mises.org）稱他為「世上最偉大的Philanthropist 」，原因是喬布斯全神貫注、專心致志於把產品做到最好、取價最合理，令全人類受益匪淺；即使他沒有「炫耀性地捐款」，亦無損其「偉大」。
這裏岔開一筆，說點題外卻與文旨相關的事。幾乎所有的英漢字典都把Charity和Philanthropy譯為慈善事業，唯原文此兩字頗有分別，前者源自拉丁—古法文—古英文，有「基督徒愛世人」之意；後者源自希臘文，意為「愛世人」。一個有神一個無神，這兩個「同義字」真不知應怎樣譯才恰可了。以筆者的認知，Charity 是有目的有對象如賑災如扶貧的慈善活動； Philanthropy 的動機是「造福人群」，比較抽象，即以平常心達到普濟世人的目的。當然，兩者都有「慈善心」，只是前者顯露耀眼後者比較內斂而已。
無論如何，喬布斯不是俗世眼光的「慈善家」，他以產品而非捐款「愛世人」，因此遭以炫耀性捐款為樂事的「慈善家」尤其是慈善事業「寄生組織」（統籌慈善事業是「大工業」）的冷嘲熱諷；然而，他不僅不為所動，於重奪蘋果控制權後，還索性取消蘋果及他離開蘋果後創辦三數家公司的慈善部門。
喬布斯為何這樣不從俗做善長仁翁，可能他的傳記會闡明；不過，筆者猜度這與他不信任「建制」有關。另一方面，美國慈善事業若以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為對象（如蓋茨如端納），則有剝奪本國人民福祉之嫌，以慈善捐款可以扣稅，等於慈善捐款愈多政府稅入愈少，令政府只能在增加財赤或削減福利開支間作選擇，結果不利總體經濟且分薄窮困階級的福利。特立獨行的喬布斯有此種考量而不捐款，不足為奇。不作捐款之外，喬布斯對游說費的控制亦十分嚴格，而且是「無寶不落」，今年第一季，蘋果用於游說的資金五十六萬美元，不及谷歌及微軟的三分之一；蘋果大破慳囊的目的在使眾議院通過法案「保障蘋果合法地運送一種可能被定性為危險品而禁止運送的電池（Lithium batteries）」。
四、
喬布斯精於行銷之術，且善與傳媒打交道，一九七○年起在《華爾街日報》任職、現為該報個人科技專欄作者的莫思伯（W. Mossberg） 在allthingsd.
com寫<我所知道的喬布斯>，有不少「內幕」。其一指九七年喬布斯「回朝」後，每個周末都打電話給他，和他詳談蘋果新產品，這是作者從事新聞工作數十年未遇的「禮遇」，喬布斯如此「不恥下問」，目的彰彰明甚；其一是指喬布斯二○○九年「換肝」後他們在公園散步，喬布斯雖處復元期，仍堅持走完「全程」。喬布斯長年為惡疾所病，這令其忘我工作的精神，愈令人起敬。
喬布斯少為人知的身份是「金甲蟲元祖」（Orginal Gold bug），早在一九七九年，他便建議他任信託人的Grinnell書院購進黃金以實校產，這家以創辦人為名成立於一八四六年的艾俄華州名校，現有校產近十三億美元，未知與一早購金是否有關。喬布斯看好黃金，與他不信任「建制」進而賤視其所印的鈔票不無關係；他對「建制」的輕蔑態度，還表現在他從未為座駕領車牌上（相信他有駕駛執照吧），喬布斯的平治（2007 Merceder-Benz Sl55 AMG）不掛車牌，真是咄咄怪事；報道此事的EconomicPolicyjournal.com 對喬布斯不領車牌的心理作了近十項揣測，惟只有看不起政府避免與官方有接觸之說較具說服力（有關「無牌汽車」種切，有興趣者還可上www.iphonesavior.com 看個真章）。喬布斯的車沒有車牌，並非一時之象，而是「向來沒有」；該作者為此去交通部門查紀錄，未見喬布斯名下有汽車登記當然因此未見他被罰款（據加州法例，駕無牌車每次罰款二百五十美元）！
鬼佬有句口頭禪「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我做了什麼，你要咁對我？）老婆走佬，佢會問：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畀人炒魷魚，佢會問：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今朝返工，有個孔武有力的阿姐，把一份《爽報》塞進我的公事包。用唔夠十分鐘睇完之後，我不禁要問，肥佬黎，究竟香港人做了什麼，你要咁對我哋？
要分辨一份報章的高與低和好與壞，只需要問自己幾條問題：它對讀者的態度是尊重還是鄙視？它是在抬舉它的讀者，還是在踐踏他們？它千方百計要做的，是滿足讀者的求知欲（intellectual curiosity），還是飼養他們的獵奇心？它當讀者是有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的成年人，還是只追求即時快感（instant gratificat ion）的幼稚小童，甚至可供他們任意擺布的扯線木偶？
唔睇《爽報》為尊嚴而戰
《爽報》最令人不爽的，是它擺明車馬要滿足讀者最低級和最低層次（basean d basic）的需要。對我來說，它是一份會發聲的報紙，每天都在大聲告訴讀者：「你要睇我，你鍾意睇我，因為你鹹濕、八卦、唔肯用腦和貪小便宜。」所以，唔睇《爽報》，是為自己的尊嚴而戰。打這場「尊嚴保衞戰」要有策略，同肥佬黎講耶穌係對牛彈琴，要他改弦易轍的唯一方法是prove himwrong，證明畀佢睇，他對讀者的估計完全錯誤，不妨今日就在facebook成立一個「唔攞《爽報》」群組。若果《爽報》真的成為全香港最多人睇的報紙，那就是香港人自取其辱，應有此報，因為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講到抬舉讀者，攞過超過一百個普立茲獎的美國第一大報《紐約時報》，最近做了一件非常抬舉讀者的事情。上星期一（9月26日），它將藝評人和文化評論家齊默曼（Michael Kimmelman）執筆的一篇建築評論，放了在頭版。評論的對象，既非什麼金碧輝煌、全球最高或者最昂貴的建築物，也不是出自Frank Gehry， Re m Koolhas和Norman Foster一類星級建築師的作品；而是一個位於紐約市貧民區So uth Bronx 的公共房屋項目（housingproject）。
《紐約時報》頭版選材有吉士
《紐約時報》解釋，這個「美而有力」、「實而不華」的公共房屋項目值得重視，因為低下階層的住屋需求和生活環境，是重要的公共議題。齊默曼雖然並非建築學院出身，但他的「局外人觀點」（non-insider perspective）很有啟發性。
他欣賞建築的藝術和美學價值，但更強調建築要讓人生活得更好的基本功能。
歸根究柢，《紐約時報》信任的不只是一個評論人的判斷，還有它讀者的品味、識見和視野。它相信，它大多數受過良好教育、生活安穩的讀者，會有興趣讀一篇放在頭版的公共房屋項目的建築評論。《紐約時報》的頭版有如明鏡，可鑒得失；香港暢銷報章的A1頭條，則有如或凹或凸之哈哈鏡，視之只會看到一個被醜化、扭曲，幾乎連自己也無法辨認的自己。久而久之，我們以為自己就是這個樣子。
正如在民主體制下，你選出來的領袖，就是你應得的領袖（In ademocracy pe ople get the leaders they deserve）；在free to choose的自由市場，最暢銷的報紙，最能說明一個城市的質素。香港人，要爭氣！
美國作家伊莉莎伯． 穆恩（Elizabeth Moon）1983 年收養了一個孩子，後來證實了他是自閉症患者。這孩子驅使她學習了不少有關自閉症的微枝末梢，並寫成了以自閉症患者為主角的科幻小說《黑暗的速度》（The Speed of Dark ）。
男主角羅爾喜歡上一個叫瑪喬莉的女子。其中一段，他在超級市場遇見她，閒聊間他觀看她眼睛與頭髮的顏色。他說一顆圓瞳內有無數的斑點、並同色系的變奏；以金或紅把髮色命名也不準確，因為每根髮絲的色澤都是獨一無二。在別人和她自己看來，她的眼睛不過是簡單的褐色。但在羅爾的注視下，平白的色彩繁複得可以寫成一篇短文。也許有不少人都渴望如此被補捉，以取代概括而不具人性的分類。但這種獨特也需要代價，過多的資訊和覺知令羅爾不勝負荷：「 當我向州政府申請核發身份證時，申請表格上有一欄要填寫眼珠的顏色，我試着寫下自己眼珠所有的顏色，但空格不夠大，最後他們要求我只寫『褐色』就好，我照着寫了，但我的眼珠其實不只有褐色，褐色只是人們表面上看到的顏色，因為他們很少仔細觀看別人的眼睛。」羅爾變得無法與人「正常」的相交。那界定他的細膩最終變成詛咒，他決心進行一個把他改造成正常人的手術。小說末，他變成了一般意義的正常人，但他再不會在瑪喬莉身上瞥見不尋常的色彩。他擁有正常地愛人的能力，但他已不再愛她了。
還記得明珠台播放過一個科學節目，述說精神病患令人目眩神迷的藝術世界。實驗者曾嘗試對人施以電擊，讓腦袋在短時間的衝擊內，體驗病患的感官世界。實驗過後，參與者從電擊中恢復過來，看到周遭淡而無味的景象，立即感到無比的沮喪。他說他只想再回到那個世界去，只是片刻也好。如那關於維梅爾的電影《畫意私情》，戴珍珠耳環的女孩並不因名貴的珠寶給劫去芳心，教她神魂顛倒的是他叫她看見雲有多色，不只是她以為的白。她的世界自此不一樣。
穆恩說《黑》的結局是含糊的，角色到最後的立足點不好也不壞，如同真實人生。但我卻覺得那退化的視覺，毫不含糊的悲涼。
等不到想等愛侶 便已擁抱到熟睡
經不起錯對 但已找到樂趣
抽不出一刻空虛 已經得到你所需
成了好一對 忙著去策劃更好的以後 想不起想鬥嘴
人間多少瘡疤見報 若太深奧懶得知道
斑點狗太瘦 是與他僅有的煩惱
醒於不安的清早 你竟然從沒遇到
你沒有心思控訴 從未曾怕累怕趕只畏懼枯燥
你失去耐性失落 飲飽吃醉是容易極的快樂
牽手看偶像連續劇哭哭笑笑
輕輕鬆鬆 將恩怨情慾變娛樂
愛思索便會福薄 砂吹進眼內從來未覺便不必發覺
吹熄了那火花 煙花會圍住了這恩愛王國
你 還會有甚麼感想需要痛哭 還欠缺甚麼東西不夠滿足
填密每天的一秒 還自覺有幸繁忙是一種祝福
真有福 不能停下甚麼都不敢去結束
從不曾沉悶大家已能找到最好歸宿
如果有妄想堅決不懂 美滿得不接受心痛
你失去耐性失落 飲飽吃醉是容易極的快樂
牽手看偶像連續劇哭哭笑笑
輕輕鬆鬆 將恩怨情慾變娛樂
愛思索便會福薄 砂吹進眼內從來未覺便不必發覺
吹熄了那火花 煙花會圍住了這恩愛硬殼
你 還會有甚麼感想需要痛哭 還欠缺甚麼東西不夠滿足
填密每天的一秒 還自覺有幸繁忙是一種祝福
真有福 不能停下甚麼都不敢去結束
從不曾沉悶大家已能找到最好歸宿
如果有妄想堅決不懂 美滿得不接受心痛
你 還會有甚麼感想需要痛哭 還欠缺甚麼東西不夠滿足
填密這一生一秒 還自覺有幸繁忙是一種祝福
抵抗孤獨 不能停下甚麼都不敢去結束
從不曾沉悶日子變成節目延續節目
漸漸馴服得不記得哭 美滿得不接受心痛
你也許比我易滿足 你也許比我幸福 幸福地麻木
今年七一，除補選機制外，警方對七一遊行的諸多掣肘也成為曲線的催谷人數手段。6月下旬，警方在予民陣的不反對通知書中，以附件形式援引《簡易治罪條例》228條第四章，表示「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解釋在公眾或道路上奏玩樂器即屬犯罪」，以圖打擊抗爭中的音樂參與。此舉引發更多人帶樂器行七一。
如今香港已太多厚此薄彼、「同人唔同命」。眾所周知，7月1日上午舉行的慶回歸大遊行，主要由大量奏樂與儀仗表演組成，銀樂隊、中國樂器、以擴音器播放的音樂等等，樂聲震天，而從未聞警方有任何約束。正如，香港街頭素有塗鴉，但只有噴艾未未的塗鴉少女受重案組招呼——記得電視新聞播出康文署人員覆蓋艾未未塗鴉，鏡頭所見旁邊就有一個「渠王」塗鴉，卻毋須覆蓋。無疑，出於政治的原因，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為自由。出於政治原因的不平等，揭示了政權的極權性質。而警方竟敢染指音樂，也顯示了統治階級讀書太少的弊處。
音樂最難統治
我記得有位跳探戈的朋友在Facebook Status說，很驚訝為何會禁音樂，「真係去到同整個人類文明為敵鮁喇喎」。音樂是人類歷史最悠久的藝術範疇。電影需要機器，戲劇需要舞台和扮演，文學需要先發明符號系統和書寫工具，繪畫也需要工具——但音樂最最方便直接：最親近的節拍，是我們的心跳，最原始的樂器，是我們的身體。和朋友一起拿覑牧童笛、搖鼓、杯蓋上街的黃耀明，便說「人也是樂器」（邁克在微博回應：「讓我們互相吹奏」！）。警方可以剪掉人的舌頭嗎？可以斬掉人民拍打的雙手嗎？要壓制音樂，所花的代價比壓制其他藝術更大。
所以，「不准奏樂」的消息傳出後，「一人一樂器去七一遊行（我有權奏樂）」的Facebook page一日千人加入（迄今累積人數已經超越「藝術公民」page），並令「七一戰鼓速成班」人數急漲。「我有權奏樂」page成為知識分享的平台，許多互不相識的網友在那裏分享大量的資訊，包括：外國快閃奏樂行動，抗爭時的萬人合唱，抗爭隊伍中肌理繁複之節奏，簡易樂器製造方法（以氣球和奶粉罐做鼓），古怪樂器（以胡蘿蔔和香蕉吹奏）。上面有許多私人的樂器經驗：例如從小被老師迫吹牧童笛的羞辱感，拮圓釘入鞋跟製造「的撻」聲；有便宜而環保的樂器製造偏方：瓶瓶罐罐、石子、果殼，「既成品」再利用的方法也上場了，碗筷、膠樽、掃把、飲管、貓。瀏覽此page接近一種知性娛樂活動。簡直是「警方一打壓，創意就爆發」；建議行政長官的「創意香港辦公室（Create HK）」應吸納曾偉雄，曾氏在引發創意這方面實在是能人所不能，與其再當警務處長被人譏笑，不如名正言順一展所長。
異議的主體，及集體
叔本華說，唯有音樂能直接觸動靈魂。這往往被用作美育教化的理念，但音樂所引發創造的某種融合性的直觀主體，它直接、躍動、無可言說，如果放在抗爭與革命的範疇，就有莫之能禦的力量。張鐵志的《時代的噪音》（印刻文學，2010）像記載了Bob Dylan以至U2的各樣抗議歌手的歷史風華。抗議音樂肯定是近代人類文明的重要成就。而香港的主流音樂界，命脈掌握在他人手裏，因此鮮有抗議，但可補上的是香港近年的街頭抗議jam現象。
2007年1月21日，當時尚在的皇后碼頭有一次「人民登陸」行動，是由保釣號接載學者、藝術家、學生、勞工、外傭等團體在皇后碼頭登陸，象徵人民取代皇室的登陸。登陸後，有一個環節叫「人民集擊」，現場的數十人一起集體進行敲擊奏樂，重心是一套drum set，也有叮叮喳喳、小手風琴、銅鑼等等樂器，有許多人根本把現場的鐵馬和圍板死力狂敲。那不是表演，因為沒有觀眾，所有人都是參與者。會家子的節拍音調自然是細膩繁複的，而五音不全者如我，打簡單的1拍和3拍，也能夠加入，聽到自己簡單笨拙的拍子在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變幻拍子中跳上跳下。我沒試過和band友集體「jam№」，那次的經驗極其新鮮和震撼。那就是集體：它比你大很多很多，你只能構成它的一部分，但它也構成覑你，你可以聽到自己，不過你已經不介意自己的位置，因為你更享受它的整體。五音不全者常會羞愧，但在人民集擊中我知道不懂音樂的人也在音樂裏，迥異而平等。我記得曾有英俊長髮的搖滾男孩柔聲向我說：「所有人都識音樂鮁。」而我只在人民集擊裏體會過這點。
公共空間中的藝術權利
「人民集擊」辦過一兩次，2008年後也會即興發生（如2009年6月4日凌晨的香港文化中心外）。玩音樂的人愈來愈常走上街頭。因為活化工廈政策抬高租金，工廈藝術家組成了「自然活化合作社」，多次抬覑樂器走上街頭，抗議政府放任地產霸權抬高樓價。在保育運動、政治議題，過程都會催生反抗的歌曲作品，對決關頭都有獨立音樂人上台表演。警方今年對示威者態度特別敵視，自然都認住了這一批「音樂人」。像比較活躍的獨立樂隊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最近更經常受到地政總署的騷擾。別以為可以關起門打仔，有關事件已受到國際傳媒如CNN及日本報章的注意。
警方今年七一的打壓，分明是針對近年遊行中，以鼓樂振奮士氣和表達自我的現象。雖然警方及後迫於民意反彈太大，公開宣布「七一遊行可以奏樂」；但，基於享受音樂、以音樂表達是基本人權之一，「藝術公民」認為，必須廢除《簡易治罪條例》228條第四章，眾所周知，香港法例往往訂得過嚴，卻給前線執法人員留下大量的彈性空間，例如三人同行即可被控非法集結，如果認真「依法」執行，香港就連行街都禁止。但如果執法與否視乎前線人員的判斷，無疑就是鼓勵選擇法執法。而以前殖民地政府比較要面子，會知道打壓藝術是很丟臉的；但回歸後的警方愈來愈不懂尊重藝術，為不讓警權的魔爪伸向街頭的藝術家，廢除《簡易治罪條例》228條第四章是很重要的。
龔志成組織多次「開放音樂」表演，不在華貴的音樂廳，都在街頭和室外舉行。良好的公共空間應該可以包容藝術性的表達，巿民的生活中應有俯拾而得的藝術成分才算完整——藝術自由不僅僅應存在於書房、畫廊、藝術館或劇院，更應活潑地在公共空間中彰顯。其實自從法院裁定「有趣先生」街頭賣藝合乎基本法「香港市民享有文學藝術創作自由權利」的規定，警方已經不能再用純粹人流管制的藉口來壓制藝術自由。藝術界在怒吼：街頭有藝術，街道有音樂！立即廢除《簡易治罪條例》228條第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