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蟲論之禍害

讀上文可知我反對那些反蝗蟲論之鄉愿歪理，那麼，我本身是否支持蝗蟲論呢（所謂「負負得正、反反則變成支持」從來都只在某些範疇內成立的，並非定律）？

這裡，先要指出蝗蟲論之最大禍害乃是源於其含意日漸演化和被曲解，現時社會大眾理解的一套已非原初提出者之本意！

當初蝗蟲一詞被使用，只是用作一種道德譴責（甚至稱不上是論），可是民怨太強，不少人「一竹竿打一船人」，「蝗蟲論」涵意漸被歪曲，變成強指所有來港之內地人士（不管其背景、人品、來港之原因……）皆屬同樣的劣種，因而點燃起那種簡化粗疏地以族群劃分之仇視心理，反過來這種普遍出現之仇恨心更強化及鞏固了那被歪曲了的蝗蟲指控，使之定型。現時，於不求甚解之大眾心中，支持蝗蟲論即等同排斥敵視所有內地來港之人。此禍，甚大！

歷史嘗教訓我們，族群之仇恨往往會變成雙向，更會不斷累積繁衍，發展至極，則水火不容，族群間之仇殺無日無之，而殺人與被殺者皆說不清仇恨之由來！當初之不和起因已不復查考，再要扭轉挽回卻似回天乏力！

正因現時社會上之怨氣已大，對蝗蟲論觀念上之解釋和堅持已不由原倡者掌控，所以我只能說我仍一貫支持譴責不文明及妄顧公害之行徑，卻不免要步步為營，小心別讓部份蝗蟲論者視我為同路人！

可是氣難平，也不能因此而接受那些「和諧論」、「文化差異包容論」啊！

反鄉愿——反「反『蝗蟲論』」

常記著論語中一句：「鄉愿，德之賊也。」

日常卻不易舉例對人說明。嘗被問及對身邊同事之評價，我指出了一人，是我不能認許和不願合作的，我的答覆叫問我者驚訝，因那被指的人並不怠懶失責、講授科目內容亦不差劣。我不喜之，只因此人正如鄉愿竊德。歪理可厭，歪理卻似是而非更可厭。

這數天，找到熱門話題中的例子。

「蝗蟲論」出現，惹來族群不和之恐慌，繼而有人呼籲克制，更有大學生舉行「反蝗蟲論」集會。這些皆是鄉愿。

基於對蝗蟲之認識了解、利用此蟲於一般人心中之印象，以「蝗蟲」一詞形容某些自私自利不顧公德只求利益不用負責之人有何不可？這種用語就只如「鼠輩」、「鷹犬」等。

某人是否自私自利如蝗蟲，可議。以此語指斥真有此等劣質性之人則絕不是錯。

全中國大陸皆蝗蟲？當然不是。此理簡單明確，無人不知。提出「蝗蟲論」之人又豈有如此想？

香港也真多愚眛之人，以為凡事必需平和、萬惡都要包容。唯有將各方文章一抄再抄，盡棉力正視聽。

陳雲剖析平機會之對外聲明：

平機會主席林煥光只是敦促政府保護本地人使用公共資源及呼籲社會冷靜及寬容，他並無說蝗蟲是種族歧視用語。陳雲在此以中國民俗學家的學術身份說明，中國大陸人和香港人是屬於同一種族，中港之間只是族群衝突，不是種族衝突，而香港人稱該等來香港產子取得居留權及霸佔福利資源的人是蝗蟲，只是道德譴責，頂多是咒罵、辱罵，不是種族歧視，也不是歧視，因為該等來香港佔據資源的人的惡劣行為，是查有實據的，醫院急症室衝關、拖欠賬單及打罵醫生的行為，也有廣泛報道，稱這些行為惡劣的人為蝗蟲，屬於社會學上的典型（ideal types），是基於廣泛觀察及特殊案例（打醫生、在高級商場及餐廳大小便等）而作的判斷。在社會科學上，這種判斷是站得住腳的（well grounded）。閣下喜歡與否，反感與否，悉隨尊便，但請勿將這種有理有據的道德譴責，稱之為歧視。

陶傑譏諷一些香港「學者」所謂「尊重文化差異」：

大陸人的吐痰、打尖、隨街蹲踎，只是不同的「文化」？既然「文化多元」，香港人不該「歧視」，反而要「包容」？……所以，新畿內亞的食人族，是不同的「文化」，你不要歧視呀。非洲小女孩四五歲就要行割禮，勿可視之為野蠻呀。不要假設「我們」白人文明優越，「他們」非洲第三世界，殺人放火，種族清洗，有他們的歷史傳統呀。

陳雲反駁一些文化人批評「蝗蟲論」：

我罵陳冠中是賣港賊，有我的道理。為大陸人的『蝗蟲』行為辯護呼籲香港人要包容惡劣行為的香港文化界，請記住我們上一代香港人的品德。有些大陸人和攻擊蝗蟲論的香港文人、社運人、左翼人，經常反駁我們，說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香港人移民加拿大，產子博取居留，不也是侵佔人家福利資源吧？香港人在加拿大興建的「怪獸屋」，作風浮誇，與鄰居房舍格格不入，用盡建築地積，遍地填滿水泥，不留庭院花草，不也是被當地人厭惡嗎？
告訴大家，我當年正在香港報紙寫政論，當時香港的文化界是怎麼看待香港同胞到加拿大取福利、建怪獸屋和不睦鄰的壞行為的呢？當年香港的評論人幾乎一致抨擊香港人在加拿大的惡劣行為，呼籲香港人尊重當地民風！我們知道羞恥，幾乎沒有人袒護那些破壞加拿大風俗的香港人。有嗎？
況且，到加拿大博取居留，是要承擔公民責任的，即使回流香港，也要納加拿大的稅金，不像那些蝗蟲，取了香港福利，回大陸去了，不負香港的公民義務。這是後話。

一直以來，我怪港府施政缺失乃罪魁禍首。想法現今沒變。可是，港人奮力維護自身權益、力斥並排拒道德低劣、落後而不文明之人和事也屬正當之舉。於此，高舉空泛「包容」口號並抹黑反蝗蟲者之人，皆屬鄉愿——德之賊也。


另，
香港人網訪問陳雲之錄音值得一聽。

國民之自由涵意

傳聞政府將重提中學德育及國民教育，只是將推行日期延至二0一五年。

想起陳景輝去年的文章，值得重讀，張貼予下，可作日後參考。

《尋回消失的共和國民》

「國民教育」諮詢引爆爭論。

支持者甚為不忿，何以香港回歸了14 年，但在談到「國民教育」的問題之際，依然遭遇如此之多的質疑？他們反問：「鼓勵年輕人了解祖國是錯的嗎？使下一代熱愛中國又有什麼不對？」然後，得到的回覆通常是：「身為中國人，熱愛中國固然是對的，支持國民教育也是本份，但是……」，接下去的反對理由很多，包括拒絕洗腦灌輸或隱瞞真相（像艾未未、劉曉波和六四慘案等真相），等等。

表面上，支持和反對的兩陣針鋒相對，但實際上他們分享着一個相同的前提：以中國文化及血緣基因——語言風俗、傳統文化、山河大地、民胞物與——作為國民認同和教育的基本出發點。這是種文化民族主義。然而，國民認同不僅是文化的，更是政治的。

國民即自由

進一步，對於那些反對者來說，彷彿，只要那些被壓抑的真相能在課堂曝光和被談論，只要存在一套容許多元及批判思考的教學環境，和自由選擇的教材，爭論就可冰釋融化。這裏產生另一問題：「自由抑或灌輸」教學法式的爭論，卻迴避了此一問題的政治維度：成為國民意味着什麼？什麼才是我們香港人認同、可供傳承後代的政治共同體視野？

若想回答以上問題，我們便得從文化民族主義走向「共和愛國主義」。接着，讀者將會發現，整份「國民教育」諮詢文件之荒謬不僅在於其教學方式，而是其字裏行間，根本不存在真正「國民」，即沐浴於共和國的政治自由空氣中的快樂國民，剩下的都是臣服的順民身影。筆者將以近數十年於歐美政治思想圈復興的古典共和主義切入，揭示國民教育科（針對香港和國家部分）的討論中受到忽視的面向。

今天不分正反派，其使用的「國民」一詞莫不着眼於文化認同，但在古典共和主義看來，國民身分承諾的首先是政治自由，即國民有權參與到主權（國家的最高權力）中去，並決定各項公共事務。跟流行的文化民族主義有別，身為國民，意味着身分的平等，也意味着一份共同的政治自由，這完全不同於從古至今各式主奴、君臣或父子的從屬關係；如同那句共和主義名言以否定的方式所表達： 「專制無祖國」。這在狄德羅編纂的《百科全書》的「祖國」詞條中得到說明： 「那些生活在東方專制主義之下的人民，除了君主的號令之外，不知道其他法律的存在；除了君主的喜怒無常之外，不知道其他公理的存在；除了恐怖之外，不知道其他政府原則的存在。那裏，人民沒有幸運和安全可言，他們沒有祖國，甚至聽都沒有聽說過這用以表達其真實幸福的概念」。

為了國民自由的教育

在此，愛國觀念被區分成兩個切面：祖國（Patrie）和民族（Nation）。前者是指共和國的政治制度，即崇尚自由和法治（公民只服從自身制定的法律）的公共生活方式，後者則是指一個人的出生地，及這個地方相關的種種，像是語言和種族身分。但關鍵在於，共和國內，前者高於後者，且別忘記「共和」（Republic）一詞的原義：政治乃眾人的事業。但在「國民教育」諮詢文件中，自由的原則不見了，反倒充斥出生地相關物的崇拜，如認同科技及經濟成就、中國傳統文化和象徵現政權的國旗國徽（不過是近60 年的歷史產物）等。一個迫切的危機隨即出現：愛國教育不再是政治共同體實現自由所必須的培育和投注，而淪為馴化國民的文化工具。

按以上所論，「國民教育」諮詢文件的內容將要改寫，至少，國民教育的重點當以推進和實現國民自由為主，像是增強國民參與公共生活的意願和能力，或教育他們重認自身的公民傳統等。前者在古希臘的修辭學訓練找到迴響，人們視公共演說是政治生活的主要技藝。城邦年輕公民需要學習，如何在公眾面前拿揑聲音的起伏、適切的姿勢和眼神，勇敢說出觀點，而他們相信，此舉將使公民彼此的結拉得更緊，叫重要的政治主張能有效地在眾人中間傳遞，為政治自由創造出條件。有趣的是，這方面的教育尤其適合我們囗齒不濟的特首和政務司長。

又或是，為了使國人認識自身的公民傳統，我們便需要教授艾未未、劉曉波和六四慘案等公民事迹。這些事件和行動不只是「被壓抑的真相」，而且是「理想國民的教材」：莘莘學子從中沾染公共精神和公民美德（如勇氣、團結互愛、說真話和美感等），並學會如何在法西斯的國度，以不同風格行事（如公民調查、互聯網、憲章聯署和藝術作品等），捍衛共同自由。

捍衛自由需要愛國激情

相對於「出身地民族文化」，共和主義者代之以各地城邦的公民傳統作為認同的對象。畢竟， 共和國之危急存亡，有賴公民思想和自由意願的養成，而非建築在僅僅居住在同一地方、流着同一血液和分享同一風俗的共同「命運」之上。

至此，便得重思愛國的意義。我明白，「愛國」一詞常為專政者利用，人人聞之色變。大家都曉說「無人反對愛國，但是……」之類的句式，但骨子裏是疏離的。然而，如果我們不想愛國情感，淪為「權謀野心家」白天打着的保護傘，那末，對策除了是徹底拒絕或保持距離之外，或許更應將它搶奪回來。

按前文段落的共和主義思考，所謂愛國，其實就是熱愛共和國所承諾的自由生活方式。可是，城邦自由十分脆弱，它易於受到內部和外部的勢力侵蝕和扼殺，因而它時刻需要公民起來捍衛，也需要他們具有意願，將公共事務放置在生活議程中的顯眼位置（而非營役或享樂於私人的經濟和消費生活）。凡此種種行動和決定的原動力，便由愛國激情滋養。因此，對容易受傷的共和事業來說，愛國就如一根活命稻草，而對專政者而言，更是股望而生畏的力量。

補充一點，贊同愛國教育，不等於同意「國民教育」諮詢文件那荒唐的評估方法，如要求「學生唱國歌要有自豪感」。正如，贊成設立倫理、美學或宗教科，不等於接受對「學生的道德靈魂、生活品味或信仰情操」進行個人品格審查。

下一站， 「公民化愛國主義」

以上述完全適用於討論「國民教育」諮詢文件中的「社群」範疇（意指香港），只是我們香港人雖設定不同的「公民傳統」，包括六六騷動、七十年代的火紅社運、八十年代的議會民主運動、八九百萬港人、零三七一大遊行、喜帖街社區運動和天星皇后反高鐵保衛戰，等等。這就說明了，「公民傳統」乃因地而異，因其涉及政治共同體的不同經歷、不同難題和內外敵人；其次，各國公民主要都是從自己城市的地方沙龍、社會運動、政黨社團、市民組織和各式協會等，學習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國民的，且活學活用於眼前的政治生活。不消說，在共同的共和理想之下，各地的傳統可以互相借鏡或批評。

也許，「國民教育」諮詢文件的出台正是一次契機，讓我們尋回共和國消失的自由國民，和重構我們的公民傳統，這就是筆者所說的「共和愛國主義」。

明報 2011-05-24

是日讀舊報，又有一得

魯迅和余光中的話都有學問。何倩彤的文也算得我心。

《當笑變得荒謬》——何倩彤

很多熱愛電影的文藝青年都會看不起荷里活電影，尤其是喜劇。對此我一直持不置可否的態度，因為認識許多朝九晚五而實質是朝七起床晚八收工的打工仔，放工那幾個鐘的閒暇真是連文藝的力氣都沒有，天天長鏡頭哪有福氣消受，但可能他們仍暗暗相信敍事帶來的寬慰，而選擇將就爛片。我是一直這麼相信着。

但自從看了《醉爆伴郎團2》和《蜜桃成熟時33D》之後，我就徹底崩潰了。我雖仍然偏袒那顆「需要爛片的心」，但卻變得難以忍受那顆「熱愛爛片的心」。當我在電影院裏反胃時，我發現旁人看得樂也融融，甚至之後在街上也聽見人大讚《醉爆》是令人笑足全場的神作。原來真愛滿場飛我都渾然不覺，還以為人家是無得揀之下的受害人。

當時看了《醉爆》滿肚子氣，但卻決定不說什麼，因為認真我就輸了；但看過《蜜桃》之後，就覺得悲哀。兩部片子中，拉大提琴、讀醫的男子失去手指，知道後只「哦」一聲，一笑置之；快要結婚的男子於迷醉間在臉上紋上不情願的圖案，再給變性人雞姦；充滿種族主義的稱謂不斷破口而出；女子被強暴然後失去生育能力並從此變成只懂做愛的性喪屍，甚至對她們曾經嗤之以鼻的男人也飛擒大咬……

魯迅說過，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而喜劇就是把無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是魯迅下的定義過時了，還是大家擁有的價值不再普同了？以上種種我橫看豎看都更像是新聞裏的人倫慘劇標題，找不到笑位，而我自問是個笑點很低的人。難怪韋勒貝爾如此寫到笑匠——他在台上講笑話的時候，只見台下的觀眾個個張開血盆大口在笑，臉容扭曲一如牛鬼蛇神，自此他要吃很多的藥來麻醉自己。

余光中在一篇談及王爾德《不可兒戲》的散文裏引了魯迅的話，說到王的喜劇裏，無價值的東西就是人性的基本弱點，例如虛榮和偽善，而不是「特定的階級、政黨、行業，或者性別」。若要把後者打破，必只為諷刺社會時弊，愛之深、串之切的背後，是向原則和真理靠攏的隱隱作痛，而非向所有道德價值吐沫的口水盛宴。

結案陳詞可能只是，我太老土了。

讀書有感，或許我也是太書生氣了

讀練乙錚《浮桴記》，看到的雖是數年前舊事，卻原來，對九七回歸後各大小事仍歷歷在目。

練乙錚的分析，縱覽處明亮開闊，深入處條理清晰。讀來不單是回顧，更是據往視今，對當前時局倍添感慨。練先生指出港府施政之錯之害，竟是於今尤烈！

愛情金句

十月廿七日信報紀曉風專欄，有以下一段：

莫文蔚，本月初以 41 歲高齡和德國初戀男友結婚，在感情路上畫上完美句號。她接受 CnnGo 訪問時坦言，「黃金剩女」是一項讚譽，「不是誰都能做得到，因為它包含了你要有某個程度上的成就」，對於尚在追逐愛情的姊妹，她寄語毋須放棄自己，「年齡完全不是一個問題，主要還是看你的心態，你的態度。要相信自己能在每一個年齡裏都過得很開心，也可以保持很漂亮。不要去找愛情，讓愛情來找你」。

新一代年青人動輒說為情生為愛亡，忘其生命之所以，幸仍有上面清涼之語。

愛人是價值之體現。要得生命價值之成，才值得為情人所愛；要懂欣賞生命價值，才能真正愛人。

健吾形容香港「當下理想主義」

假如不明白為何香港人越無知越幸福、為何《天與地》「金句」是糖衣毒藥、何解有心人要用力去擠出一字一句並萬分斟酌將論點一次又一次詳說、何以我有點不願再聽謝安琪的《我們的幸福》因會感到罪疚……你是幸福的。

幸好有心人仍未放棄、仍沒變成《阿特拉斯聳聳肩》裡的法蘭西斯可。

我在此板上寫得越少了。貼文則越貼越長。文字不能不精細，思索必要吃力，才不致變成鄉愿。當然，鄉愿是幸福的。

健吾最近再寫了一篇：

《天地不過一剎那》

舞台劇《賈寶玉》的其中一個橋段，是賈寶玉知道賈府所有人的下場後，他回到過去，嘗試改變各人悲慘的命運。在〈解花籤〉一場中，各人問寶玉她們將來會怎麼樣，寶玉知道實情，卻沒有說出真話，當晚眾女行酒令，非常盡興。

看著《天與地》所有金句被網上瘋傳，究竟劇作人會用什麼心態去看待這件事呢？是寶玉一樣，明知道香港人會有這種反應，也明知道下場怎麼樣，遺下的只有無與倫比的無奈？This city is dying？早就在《明報》這專欄談過了。連同原因都說過了：除了因為香港人的特質，是善忘，更加大的問題是，香港人「心理複雜、頭腦簡單」，窮得只有錢，美得只剩下人工建構的軀殼。傳媒都說觀眾聽眾讀者愛聽的說話，而不是教導觀眾聽眾讀者什麼叫品味，什麼是前進。

阿爺沒封殺師奶先封殺

和諧，當然不是100個人講同一說話；和諧，是100個人，有100句不同說話之餘，而又互相尊重。那麼多人認同，那麼多人在網上分享，那麼多人認為這句說話說得好，那麼，為什麼著名的專欄作家在電台做節目的時候，說一些比較偏激的論點，又引來網上有名的無名的群起攻之，不是十九，就是戇Ｘ。要不就像是韓寒寫了自由、民主、革命三篇後，網民說得最多的，不是韓寒讀書少的人身攻擊，就是他已被收編。我不想借用那個著名作家的名言，「中國人DNA就是那麼賤，沒救」之類的說話作結。只是看著《天與地》被討論，但收視比整晚「霞↓夏→下↗蝦～↑瑕↓」*的《我的如意狼君》還要低，阿爺沒有封殺，師奶就先封殺。大家聽了金句後，會在日常生活實踐，令我們身處的社會有任何改變嗎？

我不是賈寶玉，我不會對十二金釵說善意的謊言：及後我們會面對很多無奈、遺憾、可悲、或是「最黑暗的一天」。比方說，坊間盛傳，匯豐農曆年後或再炒千人，而且全是環球地區表現最好的員工。好無奈。大學時期，我搞宿生會，每一個會議都有白紙黑字的會議紀錄。原來香港的法定機構，受香港法例第1053章《香港大學條例》約束的香港大學，籌備大型活動這種「重要會議」原來沒有會議紀錄的。好遺憾。

香港沒有檔案法，政府就有權隨便銷毀檔案。公民黨議員吳靄儀曾經提出問題，問及為什麼2011年4月至9月間，搬遷政府總部至新大樓時，14個政府辦公室及政策局銷毀1181米長、高達3幢國金2期大樓高的檔案。當中，大至最核心的政策機關中央政策組、行政長官辦公室及政務司長辦公室，中至11個政策局的檔案，小至消防處、警務處、電訊管理局、社會福利署，都有檔案在沒有合理理由下被銷毀。以後行政長官的官商勾結更可明目張膽了，反正找個理由（如沒有空間存放）就可以銷毀罪證。好可悲。

獨立樂隊在銅鑼灣街頭賣唱《年少無知》，被執勤警察說：「街頭賣藝同行乞無分別。」好可悲。2011年七一遊行被捕的19名示威者被落案起訴非法集結等罪名。當日被警方「招呼」過的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指出，警方對示威者的檢控愈來愈常見，已不再令人震驚，「社會o既悲哀可能o係呢度」。民主派議員又會說：「好無奈、好遺憾，今日係香港民主進程最黑暗的一天。」這種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的話，之後就好像他們已經「為香港服務」了。

不思考的人最快樂

在香港，不思考的人最快樂。他們很易滿足，有飯吃，有iPhone炒，3個月可以去一次星馬泰旅行，自由出入境，比很多中國人都幸福呀。「做人鮋№，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咪算囉。仲有13億中國人活得比你更冇自由，香港人仲嘈嘈嘈嘈乜o野？」

對對對，畢竟香港的天與地，就像中學文憑試的中文模擬試卷的作文題中，莊子說「蝸角之爭」，就像David Bowie一首老歌《剎那天地》所唱：「天地不過一剎那。」

最近CCTV的讀書節目，請來日本作家加藤嘉一談「佐賀阿嬤的生活態度」一系列的書，在電視上宣傳「很窮都可以活得很幸福」之類的「當下理想主義」，淡化仇富仇官的情緒。文憑試就向中學生考莊子這種看化看破的出世論說。目的何在？是想香港人早點放下我執，更快忘記，世道的不公義的源頭是什麼嗎？

祝大家龍年快樂，新年進步，天地不過一剎那。

*編按：劇集主題曲，當晚播了多次

明報 2012年1月7日

如迷幻毒藥般的句子

《天與地》有一句對白：和諧不是一百人說同一番話；和諧是一百個人，有一百句不同的話之餘，而又互相尊重。

這句話錯得不嚴重，卻正好化成毒藥。
*****

該劇開播時，既因它的無線品牌，更復見主角是佘思曼和陳豪，故此抗拒觀看之意甚強。後來社會上之反應日多，我也就姑且略看。網上傳頌「金句」 city is dying 時，只覺此劇寫出了一些常識，不過總算是主流傳媒中，壓抑與無聊之氣候下罕見的。不被感動，只因戲劇帶出的訊息不算過時卻已屬拾人牙慧，感覺創作者沒有深刻思想，卻總算把被主流摒棄了的各種話語勇敢說出來。結局一集，我心裡原始的、純真（或稱幼稚）的一面被牽扯了出來，眼見劇中大眾（不佔角式或只是小角式）自發去成就一場以理想為號召之行動，竟有一刻想哭。廉價的浪漫。是廉價，因為它只要求一份不經理性探索更毋庸奮力實踐和犧牲之嚮往；是浪漫，因情節遠遠偏離現實（建制——電台和警方——才不會如此單純和溫情。）

回頭想起劇中 Yan 的說話，更感到事情被徹底簡化了。幸好，陳雲把箇中關鍵用心的寫了出來：

一百個人說不同的話，而互相尊重，那只是相對主義，比起無政府主義略好一些。這是典型的左翼社運人的黐線理論！

和諧社會，是一百個人說不同的話，在互動和交流之後，形成主流意見，可以行動，但尊重其他不贊成主流意見的人。而不贊成主流意見的，願意耐心等候人家如何實踐主流意見。

和諧社會是這樣的！

這是政治學的ABC，要講得明白，已經這樣困難，故此，香港要搞政治，真的前路漫漫。

如果主流意見是由參與的人在交流之後形成的，不贊成的人，也要尊重主流意見，只能等待後果或監察進行。因為不能假定人家的主流是對，也不能堅持自己是對，要有準備錯誤或驚喜的心。故此，民主精神與科學精神（懷疑、好奇但先諒解目前的解決方法）是相輔相成的。

一個不理解科學的社會，也無法理解民主。香港目前就是這麼一個社會。當然，我們會改變它。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補充TVB劇集《天與地》的虛假教誨，只是想指出：官商勾結的傳媒，除了灌輸財閥的意識形態之外，永遠只會教給觀眾一些危險而無用的左翼黐線發神經思想。我們必須警惕，永遠警惕！傑佛遜總統：民主就是恆久的警惕。

貼文的一段《天與地》的教誨，用真正馬克思主義來評論，屬於romantic leftism。在政治上，是fatalism的同義詞。

我們毋須花太多精力去遊說那些不聽講話的人，只要凝聚自己陣營，將立場反覆講清楚，做好事情，原先反對的人，便會注意過來。

將立場表述清楚，用各種版本來陳述清楚，是最難的事情，需要智力和耐性。不必沮喪，這是學來的本領。我們本來是沒有這種本領的。是磨練出來的。失敗不是問題，但一直失敗卻總是冷嘲熱諷而不去學習，才是問題。

當權者正正希望大家沉醉於各自表述，因不同說法均能表達出來而感覺良好，於是志氣不強反薄，沒繼而致力把現狀改變！

當大家網上熱捧此劇，談論和引述得興高采烈，過後，且看社會現狀可會有絲毫扭轉？

套你的一句話：「我身上找到的缺點何其多。」

昨日課後，往銅鑼灣參與講座，之後匆匆趕回家。下車，途經商場，我步伐極快，遇兩婦女，前者剛以手推開玻璃門並穿過，後者則正往前踏，我霎時於後者及門間縫隙穿過，惹來該婦女之指責：「喂，你咁樣好無禮貌唧！」我賠過不是。

記此瑣事。

不是常言道人越大純良越減嗎？一般解釋是被生活擔子所壓，功利意識日增。不少戲劇則著力刻劃角式如何於名利追逐中心思不再清澈動機無復光明正大。所謂利慾薰心。不過，不必總是戲劇性的。昨日一事，我就只是太急於回家，是為私心，意識一旦不清明，便忘公義。

這裡

這裡有你。

今年以後，只留在記憶。

這裡有你。

長久的同志、精神上之伙伴、感恩之緣由。

你可以是未來孩子之命名、教母與模範。

這裡不再有你。

不忘初心

喬布斯在媒體採訪中，提到「佛教中有一句話：擁有初學者的心態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罪

《天與地》編劇說他編寫此劇時曾想到六四。

殺人吃人後遺忘、否認，是否影射當年槍殺平民之屠手及現政權？不是的，看過訪問原文，可知劇中被殺的其實不代表被害者——人，而是較近於象徵那些「凶手」心中珍惜和重視的東西或理想。三位男角十八年的生活乃是反映當這東西失掉或被放棄後三種不同之心態反應。「凶手」殺掉吃掉毀掉的也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所以，說此劇影射六四固然不正確（編劇本人也不如此聲稱），即使說是有創作上之牽連，所關連的也不是屠殺／劊子手／中共政權／被害者／北京市民，而是廿二年來面對罪惡不義與強權時展現出不同面相的香港人。（於是，我心被刺了。）

問題來了：

遺忘、放棄可是罪？

選擇遺忘的是否正加害於不肯放棄者？

……

語碎

「說什麼城市已死，都只是一些文化評論人故作驚人之語。過後，城市還是一樣的城市，評論人還是沒多久便覆述內容一遍。」

「很壓抑。」是因為這樣，要飛去遠地越久越好？

小樺說最終倫理之崩潰：

我說，我們這種人，覺得天大事蓋不過「理解他人的角度和感受」，這便是最終的倫理，以約束自我，修正視野。然後我們相信，只要將不同視角的說法並置呈現，便可讓觀者達致溝通和理解。理解。在一個被無限中介、充斥無限前設的世界裡還有沒有可能互相理解呢，還是你只理解你親愛的人呢。是我們留在了敘事學的年代無法回來嗎。

我沒有時間。

我說這對我打擊很大，幾乎在會議上哭出來。但我那麼痛恨自己在會議上失去理性訴諸情感，竭力控制自己，不願進入某種悲情的結構。然而那確實是悲哀呢，那麼簡單的道理，話不想說到盡，有些事情必須要等他人自行明白。d說，很難讓人有同理心，沒有辦法。需要想像，需要故事，需要劇場。而我只想說乾燥和轉折周詳的句子，使用中性的詞彙，於是我不得不忍受悲傷。於是明白，中年的人，句子往往碎裂平板，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感受，而是因為他們太過悲傷。

C說：「很多人都覺得這數年你變了，不像中三時候的班主任。」

我無語。

寫（抄）在別離的日子

近年閱書漸少觀影更稀。要借他人之文字撩動一下塵封的心靈。

讀了信報上專欄，摘下《見觸城市》內一文。

《他的末日擱淺在行人道》

前陣子有個不怎麼了不起的發現，就是末日故事，常與公路模式結盟。

末日當然要跑動跑動，難道坐着等死不成：例如丹尼波爾的《二十八日後》、望月峰太郎的《龍頭》、法國拉黎厄兄弟的《末日快樂之旅》、新井素子的《愛在地球毀滅時》、薩拉馬戈的《盲目》和威爾森的《時間迴旋》，都把移動的步伐變成活化末日風景的視角，再滲以途上各色遊人的化學作用，主次交纏，一個故事得來就費這點工夫。

除了《二》之外，其他全是歸返之旅。在交通癱瘓的末日，角色們都固執地響應團聚，披星戴月，見顏面，道衷情。說是公路，不如說是行人道電影更貼切。但有典型就自然有人唱反調。這不協和音來自以色列能編能導能演的Assi Dayan於19 98年導演的 《阿賓先生的最後一個半鐘頭》。

這九十分鐘的電影戲如其名，故事開始的時候，醫生就告訴他患了絕症，阿賓先生秉承傳統急問咁仲有幾耐，醫生打響算盤，報上時辰——九十到九十二分鐘左右，然後末日之旅鳴槍一響就揭幕了。

一個半鐘，沿途沒有喪屍沒有外星人也沒有軍火爆破，高薪厚職的他先打電話回公司報到，讓義正辭嚴的煩警指點，給行動遲緩的長者讓路，嘗試向暗戀良久的店員姐姐表白（不果）、塞車、見客、接仔女放學..認真地在趕投胎，卻沒人把他當回事。這是他一個人的末日，不是別人的，怎麼陪你瘋癲去。

回到家已只有半個鐘人命，電視卻佔據了家人的心神，情深的說話繼續未曾講。他去洗了個澡求個乾淨，然後哭了，但旨在片刻痛快，他穿上橙色的睡衣躺在床上，擺好甫士就關了燈，一片黑暗中觀眾以為他去了。結果說好的死亡慢慢來，他忍不住就開燈看書去。那幾頁文字就這樣成了他的最後。女兒叫了薄餅外賣，來敲門問他要錢，以為他睡了，自己翻他的錢包，不知他已斷氣。

這就是阿賓先生的末日，毫無禍患、困苦或刀劍，惟官僚和疏離橫行霸道。在不知名況的時日裏，我們只被無盡的瑣碎消磨。這電影被冠上喜劇名銜，如真實人生的苦中作樂。

何倩彤

反思與悲嘆

早前聽謝安琪唱《你們的幸福》，是淡淡嘆喟與輕輕的提問，配上優美的旋律，總的是帶來清新叫人樂觀。上週末看到健吾寫《你看我們活著多好》，已是沉重的哀鳴，訴說香港已死。

短短時日，是我城之敗亡已急速至此？

聽謝安琪歌，我還會想歌者之言正正就顯示人心不死，仍有人洞察世情、有人勇於唱出質疑，感覺正面。好了，吳志森周融不獲港台續約，只得兩人親筆力陳不公，另見反對聲音零散民間，再無其他。上週末健吾寫罷，翌日見安裕呼應，然後會怎樣？

健吾

《你看我們活著多好》

我所認知的世界，有點含混，如果你看facebook，看見那位囧囧有神的女藝人的樣子得獎，會放聲恥笑。看到她得獎，感言說你頂吓我我頂吓你，網民卻會說「好sweet呀」、「快啲結婚啦！」雖然，當娛樂記者問他們有關緋聞的問題的時候，他們當然會很官腔的答：「我都係想大家留意我工作多啲囉。」

這是虛偽得可悲的世界，但沒有香港人覺得虛偽是罪，反之，虛偽是成熟大方的表現。大家都知道，電視台的頒獎典禮，是一種自high。觀眾是明眼人，把八卦雜誌讀得愈多就愈明白的你，當然知道視帝視后的投票不過是幌子，頒獎禮只是一堆穿時裝的人真人上演的宮闈鬥爭。有趣的是，人人都知道結果是幾個大人物的閉門會議決定，卻有（不少）香港人（甚至是華南地區的文藝報紙的文藝青年）追看，就當自己都有份實彈上陣的演了活春宮。

香港人看特首選舉和台慶頒獎，也用同樣的眼光吧？否則，政治版記者就不會用娛樂版記者常用的採訪口吻（令藝人覺得尷尬，博藝人發爛渣取sound bite的方法）做採訪。香港人很現實，明知現在沒有普選，就把現在兩位特首的跑馬仔「假戲」當真看，睇咗當做咗，確保花生爆谷嘉應子貨源充足，看著幾個候選人到處爭取沒有票的人的支持。給大眾「特首選舉的文化」，好像就是我們都有份投票似的，民望「好像」會左右大局。但香港人倒是明白人，把八卦雜誌讀得愈多就愈明白的你，阿爺欽點什麼人，什麼人就會當選。沒有人會認真覺得，這些這陣子落區比他們身在公職時要密要勤要扮真心的「候選人」，真的會關心香港人的幸福。

facebook大家都在瘋傳《天與地》Joe Junior的金句，道盡香港的鬱悶。無疑，這個城市死亡的原因，不只是同質化社會的形成（即是，大家都吃同樣的東西，看同樣的雜誌，讀同樣偏幫政府的報章，有同一個政治立場），而是大家都只是看了劇集，share了之後，就繼續活在不合理的世界中。

你看？花園街縱火，拆的票控的，是排檔，而不是劏房，或縱火狂徒。就像有大胸美少女被非禮，我們責怪少女胸部發育過剩。看覑港台兩個名嘴做了十多年要走了，港台工會卻一條絲帶也沒有掛出來。是大家都不介意香港電台在播什麼了嗎？反正電台都是有點聲音而已，有誰介意究竟是在做什麼？到某天，《頭條新聞》都停播了，我們又說這是香港言論自由最黑暗的一天嗎？沒所謂，反正大家習慣了黑暗。你看，港台最受歡迎的二台，開咪的有幾個是公務員？非公務員的比例若何？年輕一代，不是合約制就是散工黨。工會在代表什麼人？高舉編輯自主、言論自由的旗幟倒是動聽，內裏有幾多年輕傳媒從業員在忍受無間地獄式的工作環境，三年三年又三年的在捱，守著這家老店？

黑暗，也不夠陳鑑林先生說那個忽然得到三星的區議員，說一句「英雄莫問出處」。難道說中聯辦是麗春院或是洪興東星？中聯辦何時成了孬種？更何，中聯辦成員不當成「通常居住」，為什麼他可以得到三星，還參選，還可以給選民信心他會做好地區工作？

This city is dying, I know.

不是因為我悲觀不會尋找日常生活身邊的小幸福，而是我看到「制度」中不合理的事情，我會在意，我仍會喊痛。嗓門大一點，多喊一兩次，就會被人家說：「為什麼你咁多唔滿意？做人正能量啲唔得㗎咩？」得，當然得。反正大家都不再介意香港變成怎麼樣，留在香港，不過是因為稅率低，家人朋友仍在香港而已。在一個跟自己沒有感情的城市苟且偷生，正如跟一個沒有感情的男人結婚，只要他搞的時間不要太長，不快的事情不要在自己身上發生，日子還是照樣的過。看著別人離婚或爭取權利時，恥笑一下別人的不幸，自我感覺要多良好有多良好，不就活得很好嗎？

明報 2011年12月10日

附安裕《我們的天真瀾漫》

夢想什麼？

梁文道的觀察與理解向受推崇。

下面這一篇叫人啟發良多。

《有夢想，但夢想什麼？》

節錄

台灣、香港的70後、80後年輕人，會比較像日本的70後、80後，那是因為大家的社會節奏或者發展的階段比較接近，跟大陸是不一樣的。在那種狀況底下，會出現很奇怪的現象，比如最近日本好多學者比較關心的問題，「下流志向」。什麼叫做「下流志向」？以前說一個人的志向是往上的，我希望錢賺得越來越多，我希望生活越來越好，要有志氣，可是現在日本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年輕人的志氣是往下的。就是說，我不想讀書讀得很好，我也不想有份越來越好的工作，我甚至想失業。所以你看日本今天的教育，小學生上課的時候，前面一半坐在那裡乖乖的聽老師講，後面一半在散步——真的在教室裡面散步，聊天，老師也不管，管不了。日本大學生的英語比之前退步很多，現在所達到的就是以前高中的水平，甚至初中。

我覺得台灣和香港也是同樣的情況，比如說我在香港有一個出版社，我要負責面試一些人，一些年輕人，我問過他/她們：你有什麼嗜好？他們會說：「睡覺」。 Ok，那我說，你平時的休閒是什麼？ 「睡覺」。啊？就「睡覺」啊，「睡覺」怎麼能成為嗜好呢？對於我這一代人很難理解的，「那你要來我出版社工作，平時看些什麼書?」「我不喜歡看書。」「可是我們是要出版書的。」他說：「那我出書就好，出書不一定就要看書，我出書是要給別人看。」

這些答案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裡？前十年、二十年，年輕人可能會說謊，他/她可能不大愛看書，但是他/她可能會說：我最喜歡《戰爭與和平》，莎士比亞，《紅樓夢》，等等。但現在的年輕人是不騙你的，很坦白：「我不看書的。」換句話說，他不覺得這是問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很多人就會說，一代不如一代。我覺得不是這個問題。我覺得香港、台灣，日本這些年輕人，處在這樣一個社會時期，他/她從小就發現，那種「努力讀書、好好工作，換取一個很好的生活，再忙碌、生活再好一些、再有錢」的想法——這樣的一種想法，本來是支撐戰後東亞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現在是破產的。

我不會責怪這些年輕人，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因為我們看不到未來是什麼樣子，希望在哪裡？當你看到自己的父親衰老、疲倦、平庸，那我幹嘛要好好讀書？為了將來有個好工作？拜託你別跟我說這種廢話。

但是大陸不一樣，大陸整個社會節奏是不一樣的。我只從我最瞭解的一個行業來講，比如我做媒體，我在香港、台灣碰到的所有媒體的老總，報紙的社長，總編輯……都是50歲以上，甚至更老，但是我在大陸遇到的好多老總是30來歲。這是一個二十多年前香港走過的路，30多歲就能管一家報紙，下面幾千人，那是因為在成長的階段，市場突然擴大了，過去媒體就是那幾家，但現在突然多了那麼多出來，大家都要人，機會在無限地擴大，你永遠不知道明天有什麼東西等著你，你對未來的期望還是樂觀的，你會覺得未來會比今天更好。可是台灣和香港卻不是這樣的，你看到前面的路是越堵越死的。香港回歸之後看到太多大陸崛起的消息，香港年輕人現在接觸到很多大陸來的年輕人，和他/她們一起學習，甚至一起工作，奇怪的是，當他/她發現這些大陸來的同學或者同事，那麼努力，那麼有志氣，那麼優秀的時候，他/她不會想說我和你們拼了，他/她會說，那我就算了，好累。

換句話說，台灣、香港、日本已經走入一個相對穩定、甚至衰老的社會，而大陸還在往前，窗戶很大，我覺得這會影響年輕人對自己的看法，對未來的看法。

這天

2011年11月18日，想了一下未來，想新的生命。翌日，讀到廖偉棠明報上的文章，心裡是感動的。

《世紀父之初﹕給未來寫詩》

第三十九周，終於忍不住在facebook貼上你的小媽媽挺著大肚子的照片，以及寫給小媽媽的讚美詩：

帶著一個湖的女人

我說你帶著的不是一個宇宙

是比宇宙更深，星光在其中更濃稠……

朋友們也忍不住了，按了幾十個like，鐵志說：「看來接下來偉棠會有大量寫給新的小生命的詩」，真是知我者言，其實我早已悄悄地為未來的你寫了好幾首詩，這一組詩就叫做《致21世紀少年》。

2005年就寫過一首《20世紀少年》，靈感來自浦澤直樹的漫畫，這漫畫彷彿是寄託了我們一代在20世紀末成長的人的所有憂慮與勇氣的一部準未來史詩，我在詩的結尾也寫道：

今天我們能見到的世界仍然是廢墟，

只不過更為精緻──

列車仍然在開往一個沒有光的所在，

因為同學少年，大多已成叛徒。

我卻吞下了那一團燦爛。

希望能為你保存他的震耳樂聲，

我發誓那個世紀已經成為火種，純黑的炭──

至少我們相信。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悲劇和悲劇英雄，如果不相信自己一代將成為未來之火種，未來就無法一直來一直來了。

我相信詩人艾青的確是因為愛未來才會把兒子取名艾未未，艾未未在60年代一定讀過詩人食指的名作《相信未來》，相信未來的食指這幾十年都在精神病院裏度過──不是因為他病了，是因為他身處一個狂泉之國。但是「愛未來」卻在今年成為內地網民最響亮的一句口號，與「要有光、要有誠」一起在網絡上此起彼伏。

我也相信未來，尤其是在今年春天剛知道你的存在，這個春天同時存在的還有茉莉花。一個小生命形成的最初，我正好在北京，拍攝在王府井麥當勞門口默默擺放一束鮮花的年輕人，拍攝我在最後一場薄雪上面寫下的「茉莉革命」字樣。雖然雪輕輕地又把這字覆蓋，但我相信那只是另一種種植，我們傳播這個詞語，就和艾未未傳播他的瓜子的意義是一樣的。耶穌在地上劃字，誰也不知道他寫的是什麼，但每個人都相信他寫的必有意義。我們傳遞敏感詞，大家也看不出來這是否能改變未來，可是語言即道，人若有言，必將超越道路以目的困境。

所以我給你寫的第一首詩，最後一句是：「白鶴飛回，我們帶著一捧茉莉。」我希望當你成為一個少年的時候，看到這首詩時不用去想茉莉的隱喻，茉莉就是茉莉，不是敏感詞──你那個時代也必將沒有「敏感詞」這個詞。也許你翻開歷史書，目睹你的父輩當年曾想盡辦法在網絡上躲避敏感詞審核，發明出比寫現代詩還要隱晦一萬倍的種種修辭手法，你會啞然失笑。是的，孩子，我們演出然後拒絕演下去這一出荒誕劇，是為了未來我們只在藝術中使用隱喻，而在現實中直言是非。

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陸運會次日，與報考大學哲學系的小友談了一會。聊遠了，我說日後若要影響世界，哲學家之想法可能不被重視，相反，以科學家或經濟學家身份說出之哲學想法卻更可能被人看重。事後，想起早前讀過的這一文章：

《毋忘海耶克的「謙遜誓章」》 —— 葉輝

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依然是美國學者——紐約大學的沙琴德（Thomas Sargent）和普林斯頓大學的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兩人的學說被歸入「理性預期學派」（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當西姆斯被問及對經濟現況有何解決方案，他坦言：「如果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我早就公諸於世了。」這其實就是「不存在任何簡單答案」的委婉之言。

西姆斯去年在《經濟展望雜誌》（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春季號發表了一篇題為〈但經濟學並不是驗證科學〉（But Economics Is Not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的文章，被廣泛引用，他在文中斬釘截鐵地指出，經濟學並不是也不可能是驗證科學——所有「自然的」（natural）、「類似的」（quasi）乃至「計量的」（computational）實驗，倘應用得宜，無疑很有用，但無一是「萬應靈丹」（panaceas）；他語重心長地提出忠告： 應用「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必須特別小心，必須嚴謹而深入地思考「非實證推論」（nonexperimental inference）的核心問題。

經濟學說無一「萬應靈丹」

是的，當今全球經濟動盪，絕對沒有「萬應靈丹」，《臥底經濟學》（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的作者哈福德（Tim Harford）最近有一篇文章剛巧也以醫學喻經濟學，文章題為〈一茶匙藥〉（A spoonful of medicine ），他啟首就問：經濟學應該更像醫學嗎？

他認為「跟經濟學一樣，醫學應對的是人們迄今尚未完全了解的複雜體系」；「但與經濟學不同的是，醫學能夠容忍許多對於在困難環境下進行對照實驗的道德疑慮」；「在醫學領域，學術證據和日常實踐交織在一起」，他認為「這種共生關係在現實世界裏遠遠並不完美；但經濟學家不妨借鑑一下」。

諾獎：美國經濟學家俱樂部

西姆斯坦言，經濟學的「實驗」（ 自然的、類近的乃至計算的）往往只是「修辭手段」（rhetoricaldevices），藉以迴避「計量經濟學」的難題。他與紐約大學的沙琴德在獲獎後異口同聲地指出：歐羅危機主要關鍵是政治。薩金特更認定當今歐洲有如1780年代的美國十三州，各州各自為政，中央政府形同虛設，經濟陷於癱瘓，中央與各州都面臨嚴峻的債務問題，直至1787年，十三州債務整合於新聯邦政府名下，問題才得以逐步解決。但這段美國歷史就是為歐羅區的指引明燈嗎？

那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最難纏的政治問題了。

經濟學畢竟不是醫學，也不是歷史學，對一個像我那樣的經濟學門外漢來說，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短短的四十三年歷史比較簡明，這個獎項自1969年開始頒發，共有六十九人獲此殊榮，可是從1970年的得主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算起，至今已有四十五位美國人奪魁，佔總數近三分之二，將此獎稱為「美國經濟學家俱樂部」，諒不為過。

值得注意的是，倘以新千禧年為分界，美國人獲獎幾成慣例——在2000年之前，共有四十四人獲獎，美國人佔了二十四位，非美國人也有二十位，比例尚不算太懸殊；然而，從2000年至今，十二回合共有二十五人獲獎，沒有一屆沒有美國人，而且佔了二十一位，非美國人僅佔4個席位，而且都只能與美國人分享獎金，那是說，2000年至今，沒有任何一位非美國人單獨獲獎，而2006年得主菲爾普斯（Edmu nd Phelps）、2008年得主保羅．克魯格明（Paul Krugman）這兩位美國人則成為獨享殊榮的極少數，一面倒的傾向無疑是太誇張了。

更誇張的是，近年獲頒諾獎的好一些非美國經濟學家，其實也跟美國有一定淵源，比如1997年得主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乃加拿大出生的美國人，在芝加哥大學完成經濟學博士學位；1999年得主、兩年前開始提倡成立「美歐貨幣」（dolleuro）的加拿大人羅拔．蒙代爾（Robert Mundell），乃麻省理工學院的哲學博士，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史丹福大學；2005年與美國「博弈論」（game theory）大師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一起獲獎的以色列人羅拔．奧曼（Robert Aumann），同時也是美國人（雙重國籍），他八歲隨家人移居紐約，一直在美國受教育，乃麻省理工學院純數學博士。

處於飢餓，處於愚魯

這些事實大概足以表明，美國經濟全盛期即使早已開到荼靡，但主導全球經濟運作的經濟學說至今仍是美國人的天下。然而，美國經濟學說縱然「百家爭鳴」，有時卻不免各持己見，甚或勢成水火，屢涉「黨爭」，他們大概還得要向辭世不久的「蘋果教主」喬布斯（Steve Jobs）學習，尤其要學習教主向《連線》（Wired ）主編奇雲．基利（Kevin Kelly）借用的那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處於飢餓，處於愚魯」（Stay Hungry, StayFoolish）。

晚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好像理所當然地成為動盪社會的發言人，他們大概不一定讀過1974年得主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簡短而發人深省的領獎講辭：「如果我曾被徵詢應否成立經濟學的諾獎，我必然堅決反對。」他認為「對經濟學有優秀貢獻的人，沒有理由對所有社會難題都變得萬能（omnicompetent）」，所以他建議獲此項榮譽的人必須作出「謙遜誓章」（an oath of humility），那是「一種『希波克拉底誓章』（Hippocratic oath，希波克拉底乃希臘名醫，其後轉義為「行醫初哥誓章」），永遠不要越出他們的專業範圍，對公共事務指指點點..」。

信報 2011年10月14日

海耶克之講法有力而深刻。依此而論，則經濟學家也不要對人生哲學等指指點點了。很有趣，若他貫徹始終，便不會有這講法被發表。

再想，教師之角式如何？大部份教師都擁有專門知識，他們於教授本科學問之餘，是否也當謙遜，別對其他問題隨意點撥和評說？抑或是本於以生命感染生命，於是交流便不妨無所界限？

喬布斯正面評價以外

再讀信報專欄。占飛一版兩文，評喬布斯所受讚譽過隆，並感嘆教育風景之今不如昔。

《蘋果與 Mentor》

先申報利益。占飛不擁有任何蘋果產品，沒有Mac, iPod, iPad, iPhone, 什麼i都沒有。講開又講，蘋果用 i 作產品標誌，這個i應是代表internet吧！

但internet的i讀作「煙」或「依」（時下的e），何以要讀「挨」？歐洲各語的i多是讀e音，如德文的我是Ich，法語的il，讀「挨」音也有，卻不是主流。偏偏英語中的我是大寫的I ，與小寫的i 同音，i可視為小寫的我——如e.e.cummings的詩。蘋果用i，背後是不是暗藏傲慢（arrogance）——無i不成我呢？

大有可能，因為謙虛肯定唔係喬布斯的強項。他認為企業的責任不是滿足顧客的需要，因為顧客不知道他們真正需要什麼。顧客只是驢子，把蘿蔔吊在他們眼前，他們就會跟你走。就等於亨利．福特說的：如果他只是要滿足顧客的需要，就會疊埋心水去繁殖跑得更快的純種馬，而不會去發明汽車。資本主義最成功的企業家都喜歡支配世界，當自己係所謂「宇宙的主人」（mastersof the universe）。


心狠手辣生意人

喬布斯之好利，少有人提及。他的同窗S t e v eWozniak是為過癮、好玩而跟他拍檔發明Mac。後來，當喬布斯志在發明每年可賺數以億計美元的產品時，兩人就分道揚鑣了。在讚揚喬布斯的天才時，大家不可忘記，歸根究底，他還是個企業家，以賺你我口袋中的錢為首要考慮。只不過，他發明的產品比任何人都好。

喬布斯跟蓋茨一樣，都是心狠手辣的生意人。蘋果與微軟都不約而同給血汗工廠製造產品，壓低價錢，薄利多銷，壟斷市場。蓋茨近年發財立品，搞基金，捐獻家財回饋社會。喬布斯呢？蘋果到處興訟，封殺任何違反其知識產權的公司，卻沒有成立任何慈善基金。兩者的字典裏都沒有「耐用」兩個字，產品都設計成用一兩年便要丟棄。在商業策略上，每幾年便推出新產品代替舊的，當然是財路。可是，那些舊產品怎麼辦？丟到堆填區，運到貧窮國家去，製造電子垃圾，製造污染，他們倒是不管的。


人文從何說起

此所以當看到Walt Mossberg引述喬布斯說：「他活在科技與自由人文的交滙點上。」 （As he liked tosay, he liv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echnology andliberal arts.）占飛不能不讚喬布斯真懂得推銷自己，只是評論人竟毫無批判性的接受了他這個講法，卻令占飛嘆息再三，尤其是中譯為「人文」，更是錯得離譜。人文一詞最早見於《易經．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蘋果的i 產品「化成」個什麼「天下」？怎能跟儒家的人文精神相提並論？

最早講liberal arts的應是亞里士多德吧！他把「自由人文」的教育跟「職業」教育作對比。前者為「自由人」而設，教邏輯、修辭，旨在訓練門生慎思明辨，教道德倫理，旨在引導門生止於至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自由人文」跟宗教、教條、偏見對立，教導學生要有獨立個性、尊重自由和普世的人道價值等等。

蘋果作為一間跨國公司，實踐了這些價值嗎？蘋果的i 產品有促進這些價值嗎？所謂人文，從何說起？

《師道之不傳也久矣》

喬布斯逝世，蘋果短短的悼文指它失去了一個「inspiring mentor」。

這話倒沒說錯。

希臘神話中有名Mentor者。在荷馬史詩《奧德賽》中，他是奧德賽的老友，奧德賽出征前把整個家交託給他，教導他的兒子。後來，女神雅典娜化身成Mentor，既保護奧德賽之子，也幫他尋找父親。現今英、法語中Mentor一字便是源自這個神話。

把Mentor譯作「導師」，是典型白話文的疊床架屋，「師」而不指導、引導、輔導，未之有也。譯作「師傅」，庶幾近矣，古時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叫「師傅」，教帝王或諸侯的孩子的老師才能叫「師傅」。廣東話有把「師傅」寫作「師父」者，錯有錯着，反而表達出Mentor的重要性。

運動員有教練（coach），教導球員的基本技巧，如高爾夫的教練，便是教學員怎樣持桿揮桿，怎樣打球。此外，還有訓練員（trainer），針對學員的特性而設計課程，訓練他的體能，改善其技術弱點，發揮其長處。

將這個分別用在教育上，今天的學校教師，下焉者教學生資訊及知識，上焉者教學生如何搜集資料、數據，如何分析問題，如何獨立思考。但這些只是教練的工作及職能。至於補習天王，更只是訓練員。公開試就像體育比賽，有本身的勝負規則，不是有才華就可以得高分。學生需要接受訓練如何回答試題拿高分。此所以今天到補習社補習的，不單只成績欠佳的學生，成績不錯甚至優秀的學生一樣去補習。好的補習天王就等於一流的訓練員。

韓愈《師說》劈頭便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教練與訓練員，學校教師與補習天王，頂多只是「受業」，談不上解惑，更說不上傳道。傳道，要Mentor才可以。

孔老二之所以被尊為萬世師表，不是因為他善於受業，而是他精於傳道、解惑。他是真真正正的Mentor，毋須多言，也沒有課程，跟學生/門徒閒談間，一語中的，便能打通門生的任、督二脈，使他們開竅。用佛家的譬喻，是開了天眼，古往今來，一切都能正見明見。

今之大、中、小學教育之所以平庸，皆因為師者幾乎全是教練與訓練員，而不是Mentor。大學雖有導師制，卻只有Mentor之名，而無Mentor之實！千多年前韓愈的感嘆，還是可用於今天：「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

行善不如先做好本份，修身便是有助天下平

九月開始停買明報轉讀信報。常遇佳文。尤其愛讀林行止專欄。

十月十一日一篇轉述有關喬布斯的事。當中關於行善、濟世等觀念相當啟發思考。身處福利主義充斥之社會更要一讀。

《看好黃金拒領車牌濟世為懷絕少捐款》

一、
十月五日，喬布斯（Steve Jobs, 1955-2011）病逝，轉眼一周、筆者是「電腦盲」，更不是什麼「果粉」（蘋果粉絲），然而，這數天來還讀了不少—當然不可能是大部分—有關喬布斯與蘋果的文章；作為電腦門外漢，筆者以為《時代周刊》及時推出由其前老總艾息遜（W. Isaacson）執筆的六頁特稿最有可觀；艾息遜為喬布斯「官式」傳記作者，該書因傳主棄世將提前於本月二十四日發行。另一篇「果粉」不應錯過的好文章是史密遜學社（Smithsonian.com）的<喬布斯：偉大藝術家>，不從發明家、企業家、推銷員的角度入手，令人對喬布斯有更全面的認識。

在鋪天蓋地的懷念、讚美聲中，筆者認為形容喬布斯為當代發明活字印刷的古騰堡（J. Gutenberg, 1398-1468），是最為恰當的評語。和古騰堡的印刷術一樣，喬布斯的發明開啟了知識傳播的新紀元。古騰堡之後，民智大開；現代資訊秒傳千里無遠弗屆深入民間以至無處不在，則由喬布斯啟其端！正因為如此，不少論者指出他的貢獻，比ＩＢＭ的屈臣（T. Watson, 1874-1956） 和微軟的蓋茨（B. Gates, 1955-）更大！

喬布斯所以全球擁戴，筆者打個切合香港現實的比喻，他是個成功的物業發展商，唯其興建的不是一般受薪階級望亦不敢望的世界級豪宅，而是大部分中產階級都能負擔得起的住宅，這類住宅不僅價格貼近人民的平均收入，而且盡善盡美、設備齊全，滿足了消費者想像得出的需求，而繼續推出的住宅無論在結構上配件上休閒空間上均勝從前，惟價格則不升反跌（在科技產品市場沒有通貨膨脹這回事），由是大受市場歡迎，這位發展商亦因此成為用家偶像。

二、
蘋果產品的售價極具市場競爭力，若干論者遂在蘋果—喬布斯與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工廠之間加上等號，去周六本報「獨眼新聞」引述一項調查，指「蘋果多家內地代工廠一直嚴重侵犯勞工權益」（蘋果獨佔個別產品六成[百分之六十！]利潤代工廠只分得百分之一利潤）。代工廠利潤微薄是眾所周知事實，惟與蘋果似無直接關係，因為以蘋果的ｉ系列產品（i-Products）為例，其零件（microprocessors，微處理機）無一由其設計或製造，而是分由三星、Wolfson 、松下及Infineon 等公司供應（較早前的Apple II 電腦亦如此），這等於說蘋果以「平靚正」的標準從
市場採購這些零件。發展中國家以創造就業為目的而展開割喉式競爭，造就了蘋果產品功能廣泛、使用方便且售價持續下降（相對功能的提升而言）的優勢。血汗工廠的確存在，只是「罪」不在蘋果更與喬布斯本人無涉。至於血汗工廠對一國經濟以至勞苦大眾的利弊，是從上世紀初期英國費邊（Fabian）社開始便爭論不休，可惜迄今仍無定論—血汗工廠的工人不是「人」，值得同情，但事實是他們吃得飽穿着暖且有瓦遮頭，如果沒有血汗工廠，這些人便是失業大軍的一員，可能流離失所、飢寒交迫甚至倒斃街頭……。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干預市場」，比如制定「最低工資」及諸種勞工福利（派發成本昂貴的「免費午餐」在所難免）。但所有種種，應以不會扼殺工商界的投資意欲為最高原則。


三、
和他的同齡人蓋茨不同，喬布斯對慈善性捐款，向來不大熱衷，可是，米賽斯學社網站（blog.mises.org）稱他為「世上最偉大的Philanthropist 」，原因是喬布斯全神貫注、專心致志於把產品做到最好、取價最合理，令全人類受益匪淺；即使他沒有「炫耀性地捐款」，亦無損其「偉大」。

這裏岔開一筆，說點題外卻與文旨相關的事。幾乎所有的英漢字典都把Charity和Philanthropy譯為慈善事業，唯原文此兩字頗有分別，前者源自拉丁—古法文—古英文，有「基督徒愛世人」之意；後者源自希臘文，意為「愛世人」。一個有神一個無神，這兩個「同義字」真不知應怎樣譯才恰可了。以筆者的認知，Charity 是有目的有對象如賑災如扶貧的慈善活動； Philanthropy 的動機是「造福人群」，比較抽象，即以平常心達到普濟世人的目的。當然，兩者都有「慈善心」，只是前者顯露耀眼後者比較內斂而已。

無論如何，喬布斯不是俗世眼光的「慈善家」，他以產品而非捐款「愛世人」，因此遭以炫耀性捐款為樂事的「慈善家」尤其是慈善事業「寄生組織」（統籌慈善事業是「大工業」）的冷嘲熱諷；然而，他不僅不為所動，於重奪蘋果控制權後，還索性取消蘋果及他離開蘋果後創辦三數家公司的慈善部門。

喬布斯為何這樣不從俗做善長仁翁，可能他的傳記會闡明；不過，筆者猜度這與他不信任「建制」有關。另一方面，美國慈善事業若以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為對象（如蓋茨如端納），則有剝奪本國人民福祉之嫌，以慈善捐款可以扣稅，等於慈善捐款愈多政府稅入愈少，令政府只能在增加財赤或削減福利開支間作選擇，結果不利總體經濟且分薄窮困階級的福利。特立獨行的喬布斯有此種考量而不捐款，不足為奇。不作捐款之外，喬布斯對游說費的控制亦十分嚴格，而且是「無寶不落」，今年第一季，蘋果用於游說的資金五十六萬美元，不及谷歌及微軟的三分之一；蘋果大破慳囊的目的在使眾議院通過法案「保障蘋果合法地運送一種可能被定性為危險品而禁止運送的電池（Lithium batteries）」。


四、
喬布斯精於行銷之術，且善與傳媒打交道，一九七○年起在《華爾街日報》任職、現為該報個人科技專欄作者的莫思伯（W. Mossberg） 在allthingsd.

com寫<我所知道的喬布斯>，有不少「內幕」。其一指九七年喬布斯「回朝」後，每個周末都打電話給他，和他詳談蘋果新產品，這是作者從事新聞工作數十年未遇的「禮遇」，喬布斯如此「不恥下問」，目的彰彰明甚；其一是指喬布斯二○○九年「換肝」後他們在公園散步，喬布斯雖處復元期，仍堅持走完「全程」。喬布斯長年為惡疾所病，這令其忘我工作的精神，愈令人起敬。


喬布斯少為人知的身份是「金甲蟲元祖」（Orginal Gold bug），早在一九七九年，他便建議他任信託人的Grinnell書院購進黃金以實校產，這家以創辦人為名成立於一八四六年的艾俄華州名校，現有校產近十三億美元，未知與一早購金是否有關。喬布斯看好黃金，與他不信任「建制」進而賤視其所印的鈔票不無關係；他對「建制」的輕蔑態度，還表現在他從未為座駕領車牌上（相信他有駕駛執照吧），喬布斯的平治（2007 Merceder-Benz Sl55 AMG）不掛車牌，真是咄咄怪事；報道此事的EconomicPolicyjournal.com 對喬布斯不領車牌的心理作了近十項揣測，惟只有看不起政府避免與官方有接觸之說較具說服力（有關「無牌汽車」種切，有興趣者還可上www.iphonesavior.com 看個真章）。喬布斯的車沒有車牌，並非一時之象，而是「向來沒有」；該作者為此去交通部門查紀錄，未見喬布斯名下有汽車登記當然因此未見他被罰款（據加州法例，駕無牌車每次罰款二百五十美元）！

林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