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父母說你總是說謊
噢，我說謊，我想有時吧
有時，如果我講了真話
他們也不信我 所以我喜歡說謊
國慶為甚麼要閱兵呢？或者更直接地問，閱兵的意義到底在哪裏？
兵者，兇器也。在一片人工製造的歡欣氣氛之中，把一隊隊坦克和可以運載核彈頭的導彈送進張燈結綵的大街，難道大家就不覺得詭異甚至荒謬嗎？當然，我知道標準的答案一定是閱兵能夠展示國防的力量，而保證人民的生命安全正是國家存在的基本目的。
可是這個國家根本就建立在一連串的戰爭之上；它不只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而和平誕生的機構，它還是一具透過無數殺伐才得以穩定執政的戰爭機器。為了達成保護人民的目的（比方說保護人民不受外國侵略），它得先屠戮人民；如此弔詭，如此難解。
所以怎樣定位 1949 那一年所發生的事，便成了一個很緊要的問題了。如果把它看成「革命」，那麼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罪惡了。儘管是罪惡，但你還是有辦法解釋，因為它到底是場革命嘛。例如，你可以描述一個革命前的黑暗狀態，把它形容為水深火熱的地獄，然後陳說革命之必要，與戰爭的不可迴避。你還可以挖掘出一條和平路線曾經有機會實現的證據，然後控訴國民黨拒絕和議，堅持用兵的殘酷及愚蠢。雖然並非全無可議，但這樣一套革命論述大體上還是能夠勉強地解說那種弔詭的情境。沒錯，國共戰爭那三年是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可那是革命呀，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新國家，不得已，總得有人犧牲。於是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能以龍應台所說的「勝利者」形象，心安理得地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面，檢閱它勝利的原因了。在這個意義上，快樂地閱兵不只不荒謬，反而很正當；因為當年的戰爭是正義的，眼前的武力也是正義的。我們正義，並且凱旋，你就算興奮得跪倒在裝甲車前，也沒有人會怪你變態。
不過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因為 1949 那一年還可以有別的說法，比如「內戰」。我覺得大陸這幾年越來越流行「內戰」這套論述是很不可思議的，因為「內戰」和「革命」不好並容。內戰是一國之內不同武裝力量的交戰，雙方搶奪政權，彼此敵對仇殺；然而，這畢竟是同一個國家裏頭自己人的事。革命就不同了，它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它要徹底推翻過去一切的邪惡與腐朽；革命者和老政權完全是不可與共的兩端，判然分明。
如今用「內戰」代替「革命」，目的自是為了兩岸統一。大家打了半天，可到底是自己人起閧，正所謂「渡盡劫波兄弟在」，兄弟倆千萬別以為打完一場架，就連血緣關係也斷了。所以南北戰爭打完，美國還是原來那一個美國。
有些論者喜歡用南北戰爭比較我們的內戰，覺得人家到最後大團圓結局很好，雙方彼此尊重，敗軍之將李將軍至今還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粉絲遍及北方。怎麼我們就不行呢？
因為我們的內戰在某程度上還沒有結束，也沒有人投降，它延續變形為一種不動聲色的敵對狀態。就說是革命，它也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長期革命。而且我們始終繞不過那個問題；它究竟是內戰還是革命？只有「內戰」才能支持雙方和解，並且必將統一的道理。只有「革命」才能說明為甚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新中國，而今年是它建國的六十週年。它們的矛盾在於如果你接受革命論述，你就必須承認對手不是兄弟，你和他沒有關係，他是和你全然不同的老怪物。你還得考慮是不是要繼續「解放」對岸的大業；如果不，你要說明對方已經不腐朽了，而你自己原來也不革命了。
以「內戰」代替「革命」，你該如何解釋自己的新穎？失去了「革命」那種看似天然的道德光環，你在內戰中殺了那麼多人又還有甚麼道理可講？死者不再是讓政治理想大放光明的燃料，而是「兄弟倆」奪取大位過程中的無辜寃魂。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二之一）
「有時，我覺得我是一個破壞者，
從小到今天破壞了多少段關係，
而且我相信是蓄意的，
無一例外。無堅不摧。」
「我終知道一切問題也是出於自己的意識上。
媽媽和我的關係是我一手刻意破壞的。
同學的關係是絕對地我有意疏離避開的。
可是目的是甚麼?
為著絕對的自我閉封嗎?
我是不想這麼下去的。
可是很多不由我控制。
既不是由我控制，
那也只可說那不是逃避。
對，那不是逃避。
這兩天我按捺了很久。
不知哪來的衝動。
我想將一切刪除。
將這裡、將xanga、將日記、將以往的週記通通扔棄刪除。
就差這麼一步。
子虛鳥有，甚麼也沒有了。
幸而還是有一刻的不忍
關了電腦。」
戰後的香港，並沒有官式的「國慶節」……一到十月前後，街頭巷尾鋪天蓋地的旗海，都能令你想起「國家」。只不過，這些「國家」的內容是如此複雜凌亂，「國家」的象徵是如此矛盾和斑駁，「國慶之月」的熱鬧，就活像一個墟市。
十月的香港，一定是紅旗遍地。街頭那列五星旗陣背後的大幅毛主席像剛好卸下，街尾那片青天白日的旗海，蔣公在上揮手，萬民在下搖旗的畫像，就會在四五層樓高的竹棚掛上。……
可是，最近這幾年來關於「國慶」的種種述說，「推翻三座大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說法，竟然悄悄地消失於無形，換來的竟是將「國慶」定義為「國家的生日」。可問題就是，如果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時，曾經感召千萬人的「立國理想」不談，卻以一個抽象飄渺的「中國生日」概念取而代之，那人們就有理由問﹕號稱存在了三千年的文明大國「中國」，怎麼一下子就減壽了二千九百多年呢？「中國」，只存在了六十年嗎？
事實上，全世界的國慶，都按各自國情而有明確意義。例如認為自己是世系傳承未斷，可以上溯中古時代的國家，因為難以考究一個「國家的生日」，所謂國慶往往是一些聖人或王者的生日。但由各種現代民族主義所推動而建立的現代民族國家，則往往以「國家獨立」、「國家解放」的關鍵日子，例如「立憲日」、「國旗日」或「共和政體成立日」作為「國慶」。
中國曾被一些不平等條約奴役，曾被佔領部分國土，但從未亡國，所以不存在「國家獨立」的意義；中國被日本侵略，「國家解放日」是日本戰敗投降日，不是十月一日；中國的共和政體從推翻清廷開始，「中華民國」早已定辛亥革命紀念日為「雙十國慶」，也不是十月一日。
……
可是，今年的「十．一國慶日」，大家諱言「三座大山」，「勞動人民」也退隱為閒角，甚至「解放」這個詞也開始消失，然後子虛烏有地被杜撰為「中國的生日」，事實上既是光天化日地把「民族認同」掉包為「國家認同」，也是將「國家認同」以「民族認同」的含混說詞所含糊掉。這不單是對民族傳承的肆意切割，也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國家」的「立國精神」的篡改。
「愛國者」能不神傷嗎？
……
當三座大山當中的「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都在以不同的面貌要不是復辟就是借屍還魂的情况下，高舉「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旗幟無疑是自殺舉動，於是，我們發覺我們是在一個避免觸及立國精神的狀態下慶祝「國慶」，射飛船、辦世博、搞奧運 反是「國慶日」的主角。
問我旅行的事嗎？一開始很簡單，月台上沒人賣報紙。這是跑出去的理由之一。妳已經不在那裡了，這樣很好。然後我又上車，火車開了，我開始讀報紙，一切都很好。過一會兒我停止讀報，而你一下子就不在那裡了，你先前一直在的，我一直都覺得，但這樣的存在方式的確不同於那四天，而且我得學著習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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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寫著：「是的，你說得對，我愛他。但是 F ，我是也愛你的。」——我非常仔細地讀著這個句子，每個字詞，特別在「也」字上面我停了下來，所有的一切都是對的，假如一切是不對的，那麼你就不是米蓮娜了。而如果你不是米蓮娜，那麼我會變成什麼樣呢？……然而不知何故，我總無法將句子讀完，那是一種無止盡的閱讀，我只好再一次抄寫在這裡，好讓你能看見它，然後我們一起讀它，你的頭緊貼著我的（你的髮緊貼著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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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免有三藏那般食古不化的對已達極致的慾望生產多加鞭撻，色慾工業也自有其「正常化」的路數，譬如搞搞比賽，褒揚創意，最高境界乃使買賣雙方都彷彿忘懷彼此間實為一筆交易。某超市小女孩「慳得一蚊得一蚊」買回爸爸一個鐘頭的廣告，早前眾望所歸奪得獎項，主持人介紹時稱，小女孩好趣緻個廣告好溫馨。我也覺得廣告拍得出色，但卻溫馨不起來，因為怎麼看小孩子要一塊錢一塊錢蓄起來去把打工族的老爸買回來共聚片刻天倫都是個淒涼故事。當然更重要是，廣告再溫馨，那份體恤也只止於電視。消費者委員會就不只一次踢爆超市的「最低價保證」實乃謊話，當中更有厚顏無恥的，一邊大肆宣傳每周「減價日」，一邊將當天的貨品標價定得高於平日。
但電視天天看，看完了仍要對現實保持頭腦清醒、兼對治慾望，卻並非易事。因那些與廣告相互依存、又不住被廣告切斷的電視敘事(時事也好綜藝也好劇集也好)，也多以讓看客們看得舒服過癮為本，累人的事最好不要多去想它。即使有稍為嚴肅一點的時事、文化探究節目，在嚴密的時間管理調控下，都鮮有超過半小時 的，也無他，萬一已習慣於輕輕鬆鬆又一day的看官們，因被逼著要去思考而叫累喊乏，那廣告客戶就要不高興了。
於是，英語有「couch potato」一說，謂那些成日假捧著米花臥倒沙發的電視精，都是被電視思維馴養成的呆子。但後來文化研究學者皆提出批評，以為此說忽略了電視觀眾的能動 性以及內含的主動選擇。我也很同意，認為人不可能看看電視就成了呆子，但根據近年的觀察，我又以為觀眾的能動性像是有點動過了頭。沒留意嗎，幾乎每個家庭都能找出一個不斷按搖控器轉台的電視精，有時轉台之頻密會令你以為那個人其實是厭倦透了所有節目，但奇怪是，她或他又不會選擇關機離座。看來，電視最厲害的不是製造慾望或奪取主動權，而是吃掉看客的專注力與意識，讓一顆心像乒乓球那般彈跳不停；那彈跳的聲音仔細聽去，原來在叫︰還要還要。但要的已非慾望對象，而是「還要」本身。
……
也許，我們的穩定生活只不過是一場很大的誤會，就像電影《Matrix》一樣；天上的飛鳥，水面的浮萍，與剛剛上桌熱氣騰騰油脂聲吱吱作響的牛扒，全是被扭曲被製造的幻像。而真實，卻黑暗深沉地可怕，令人不敢直視，甚至不想知道它的存在。
李智良的《房間》最令人震驚的，不是他寫自己服藥求醫的痛苦歷程，不是他怎樣張揚地描述「私生活」（例如一而再，再而三地拉肚子），而是他眼中的正常生活：
「來到三十歲，最討厭莫過於參加婚禮。參加婚禮比參加喪禮要難受得多：要做禮金、要衣着光鮮，要介紹自己交待近況，要拍數碼照，要看愛情宣傳短片，也要避開某些話題，更要看起來非常由衷祝賀一對多半會離婚收場的新人，又要和不太認識的人同枱吃飯喝酒、吸菸又要孤伶伶走開一旁。參加喪禮可簡單地多，只要哭喪着臉，鞠躬，靠一邊坐就成了」（〈三十而立〉）。
在他看來，日常總是帶着那麼一點令人不安的虛假造作，彷彿他比一般人更能依稀感到後面還有一個「真實」。不過我們必須注意，「虛假」和「虛偽」是不同的，「真實」與「真誠」也是不一樣的。李智良不懷疑那些會做禮金，衣着光鮮的人的「真誠」，他也不會自鳴清高地把自己視為一個憤世嫉俗的怒漢。不，他只是強調我們如何真誠地要做一連串的事，「要」介紹自己交待近況，「要」拍數碼照；就如演員，我們必須行禮如儀地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好撐起這個穩定不變的世界。光是在一場婚宴裏頭，李智良就為我們數出了九個「要」。
我不想把李智良的病和他看到的日常納入一個簡單的因果關係裏面；比如說，因為他有病，所以他看見的世界才這麼不正常。實況或者恰恰相反，是我們這個世界太可疑，總會有些程式上的錯亂，總會有些毫無意義毫無來由的噪音；只有一個要靠長年服藥才能進入穩定秩序的人，可以意外地發現這個世界的邊界，可以敏感地意識到那些錯亂與噪音的存在：
「我明明一個人住，但為何總沒法清靜」。他考慮過廁所水箱漏水的問題，鄰居的笑鬧，清潔工傾倒垃圾的動作，以及街頭流浪貓的喊叫。然後，「好久以後的一個晚上，凌晨回家，走在幾幢大廈圍攏的屋苑中庭，保安員正在更亭打盹的時刻，在停車場的道口我突然清楚聽見那個低鳴，它見證自己，如變成了空氣」。那些終日纏擾他的噪音原來是：「我抬頭一看，每晚聽見的 Noise Floor，原是六幢廿多層樓每層十幾戶每戶兩三部冷氣機一起發出的，共鳴」（〈聲音〉）。
按照齊澤克的說法，意識型態的作用在於提供一套秩序，它不斷消除自身之不可能的種種痕跡（正如《 Matrix》裏面的虛擬世界要不停清理程式出錯所造成的混亂），好使我們不能看見真正的現實。問題是，那個所謂的「真實」是你永遠不可能看清楚的。萬一你看到了，你也無法理解它，說不出它究竟是怎麼回事。因為我們用來認識世界述說世界的這套語言，正正就是最大的障礙，正正就是讓你無所逃於天地間的穩定秩序。
這也許就是李智良的文筆那麼奇兀的原因了，常常在不該停斷的地方休止，常常犯上一個作家不該犯的文法錯誤；很詩意，但又夾雜了方言俗語與理論名詞。這是因為他的中文不夠好嗎？畢竟他的第一部作品是用英文寫的呀。
請回想《 Matrix》裏面那些覺醒的先知，總是反覆說着些晦澀難明的神諭。要用我們習以為常的語言來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虛假，要用屬於秩序矩陣的符號去表述一個前秩序的混亂狀態，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李智良的病態書寫二之二）
去年北京奧運火炬來港接力傳遞，各方人士爭相加入成為火炬手，使得運動員成為配角，當時起點是文化中心廣場，跑首棒的是李麗珊，在金紫荊廣場跑最後棒的是黃金寶。據知最初的安排構想，頭尾兩棒並非他們兩人，而是個別權貴和體育名流，只是最後有關當局怯於輿情，才不敢讓權貴僭奪運動員的光輝時刻。
另外，去年「打崩頭」成為京奧火炬手的紳商名流，當時擺出一副熱愛運動，藉參與傳遞火炬來推動香港的體育運動云云。東亞運是香港歷來首次主辦的國際運動會，但這些紳商名流今年哪裏去了？65名東亞運火炬手，再也不見他們的蹤影。
以香港代表隊身分參加東亞盃預賽的南華足球隊，許多人都認為是私相授受的安排。在東亞盃預賽晉級的隊伍，今年12月才可以出席東亞運的足球賽事，本港足球界理應精銳盡出，爭取東亞運的入場券。但香港足球總會最後竟幾乎以全隊南華足球隊來代表香港參賽。南華足球隊雖是本港強隊之一，但是它的球員，並非盡是足球隊11個位置的最佳人選，以今年結束的球季為例，當選香港足球明星隊的陣容，南華只佔4人，其餘7個是其他球隊的球員。
東亞運動會（下稱東亞運）火炬接力傳遞，將於本月29日舉行。按目前的規劃，最後一棒會在將軍澳無線電視城內進行，由「風之后」李麗珊持火炬跑進錄影廠，燃點火炬盆，象徵東亞運的神聖火炬到達了終點，成為無線電視節目的一部分。
東亞運是本港首次主辦的國際運動會，政府為此耗資約4億元，包括興建將軍澳運動場作為主場館。運動會火炬的歸宿應該是運動場，令運動場因為聖火燃起而榮耀。東亞運聖火不在將軍澳運動場燃點，卻在電視城的錄影廠內成為布景……
Thomas Vermaelen looks like a classy addition to the defence, and Alex Song’s performances in midfield continue to surprise and impress in equal measure. However, we’re still desperately short of cover in both areas.
我只是閱讀，讀那封信，讀那些文章*。經常地，我感到這類散文並不以它們的自我意志而存在，它們的存在是一種指標，指向人們要前進的路途，在那條路上，人們可以越來越幸褔。直到人們在一個光亮的時刻辨識出，人們根本不是向前追逐，他們只是在自己的迷宮裡來回奔跑，並且比平時更加激動、更加迷惘。
*米蓮娜在報紙副刊撰寫的文章
十多年前，我曾經帶着一種非常樂觀的情緒，想要為自己書寫一份病歷。理由很簡單，因為我不明白為甚麼我和我家人都沒有權利去翻看病床前的那份病歷表。明明是我的，但醫院卻不准我們動它，只有醫生能夠檢視；而且也只有醫生才看得懂，因為它的語言是一些符咒般的術語，沒受過專門訓練就無法確切解讀。於是書寫自己的病歷就是恢復自我主權的行動，用自己的語言把身體上發生過的事件一一寫回自己的生命歷程，將醫學目光下的徵候、數據與例證還原為有意義的經驗。說到底，那些病是我的，它們的影響也全都是我的，不是嗎？
可是，後來我卻不得不放棄將它寫成一本小書的嘗試。首先，我不知道病的範圍應該如何界定。例如廣東人常說的「頭暈身㷫」，那種不知來由莫名其妙的不舒適，那種平凡如「踎低起身見頭暈」的微細動盪；它們究竟算不算病呢？可以肯定，並不是所有身體上的不適都可以稱作病，即使感冒，在絕大部份人的眼中也說不上是有意義的疾病。因為疾病是種數量，只有當不舒服和不健康達到某個指標，才能轉成病理學定義下的病，一點點的頭疼腹脹根本算不上甚麼。也就是說，病固然是不健康和某種身體狀態上的不穩定，但並不是所有的不健康和不穩定都能因此簡單地歸入病的範疇。如果不是病，那些渺小的不適又是甚麼東西呢？相對於一切不適以至於嚴格意義下的疾病的「穩定」與「健康」指的又是甚麼？
李智良在《房間》裏寫出了健康和穩定的複雜意蘊，它們絕對不如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光潔平滑，能夠和疾病與不穩構成簡單的對立：「沒有康復這回事呢！你聽過『感冒康復者』沒有？你聽過『腸炎康復者』沒有？感冒、腸炎好返，還有人會叫自己做『感冒康復者』、『腸炎康復者』嗎？」可是我們卻會稱一個人為「精神病康復者」；猶如刺青，又像烙印，一旦患病，它就永遠刻在你的身份上。哪怕你康復了，它還會以「康復者」的名義繼續跟着你。所以李智良又說：「那麼，病不僅是病，它是社會性的一種生存狀況，或者和愛滋病、乙肝、肺結核相似……他不僅是病者，而且是『帶病者』，隨時病發或復發……」
身為精神病患，李智良不是要寫一個陽光的、快樂的精神病人康復之後「重投社會」的勵志故事；也不是要寫一個叫大家摘下墨鏡，不要歧視精神病的正面勸說；相反地，他正面朝向所謂的「穩定」，告訴大家康復的不可能。他長期服藥以換得醫生所說的穩定，結果是「頂著鼓脹的肚子、沒有性慾、工作丟了的身體、忍著腰痛又懼怕回家的路程」。但醫生卻說：「你吃著藥不是穩定的沒有重大病發嗎？」「在醫生眼中，『穩定』的意思總是包括：穩定的工作和收入、穩定的情侶關係、穩定的情緒、穩定的性生活、穩定的家人關係、穩定的藥物血含量和其它內臟功能指數……。他無疑是對的，全香港幾十萬服用精神科藥物的人口都需要『穩定』，沒有人願意承擔幾十萬名『精神病患』變成『不穩定』的後果，他們的人生就得懸空擱置、限在最穩定不誤的軌跡上」。
因此，服藥是用一種磨人的不穩定交換大家可以接受的穩定，用一具非常不健康的軀體取得精神病康復者的身份。這樣的狀態真說得上是穩定和健康嗎？（李智良的病態書寫二之一）
還記得幾天前提起的蘇丹女人盧比娜嗎？她是聯合國新聞官，回國探親，出席宴會時，與其他女人一起，穿了褲子，被蘇丹法庭判處鞭打四十。
盧比娜本來可以有外交豁免權，但她故意辭職，挑戰蘇丹政權。另外十幾個女人都要受罪，盧比娜不想獨自免刑，要打大家一起挨鞭。
現在，馬來西亞、埃及、印尼，甚至阿富汗的婦女組織，都公開聲援盧比娜。蘇丹的法庭急了，把判決擱置一個月執行。
一個卑賤的政權，一部謬劣的苛法，香港常自誇教育水準高、行政地位跟男人一樣強，但蘇丹這個勇敢的女人的苦難，香港的同性族群，不論文盲師奶，還是自命女記者之流的知識份子，寧願「撐 o靚模」，也沒有一個作聲。這樣的「國際都市」？在關鍵時刻，即刻現形。
還有就是「中國三千年燦爛文化」了，這個非洲女子，從來沒有受過「儒家思想」的薰陶。中國的儒家，有很多自以為獨家發明的大道理：「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就是其中一條。但一個非洲的肥婆盧比娜，就成為「臨難毋苟免」的國際典範了，可見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復興不復興什麼孔子，跟這個世界，一點關係也沒有──一個國際主義者，不需要孔子，也不必懂華文，就實踐二千年來只限於寫在華文書本上的紙上「理想」。
這才是盧比娜令人崇敬的理由。非洲的蘇丹，是一個遙遠的國度，離香港報刊的娛樂版十萬八千里。然而，一個公民社會，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說的，人生必有三大目標：第一是感情的追求，第二是知識的探索，第三，是無論多遙遠，對人類的苦難，有深切的同情。
迫害盧比娜的蘇丹伊斯蘭政權，令人憤慨，身為香港人，如果以「公民」自許，即應該向盧比娜伸出援手。這不是什麼婦權之爭，而是人權的大是非之論，盧比娜寧願自己公開受鞭，為人的尊嚴而犧牲，為蘇丹的賤男政權贖罪，她希望引起世界公民的關切，在地球村的一角，有如此一個以「宗教、文化、國情」為遮醜布的野蠻所在。不要做一個像張愛玲說的，只管盯着自己的肚臍眼的小女人。
風雨過後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 不是天晴就會有彩虹
所以你一臉無辜 不代表你懵懂
不是所有感情都會有始有終 孤獨盡頭不一定惶恐
可生命總免不了 最初的一陣痛
但願你的眼睛 只看得到笑容
但願你流下每一滴淚 都讓人感動
但願你以後每一個夢 不會一場空
天上人間 如果真值得歌頌
也是因為有你 才會變得鬧哄哄
天大地大 世界比你想像中朦朧
我不忍心再欺哄 但願你聽得懂
但願你會懂 該何去何從
當我告訴你我才剛從地獄歸來，你最好相信。不是因為我的人格高尚，誠實可靠；而是因為這是你我之間的默契與約定，散文作者和讀者之間的約定。
一切文類都是一套習慣，附帶種種閱讀的契約。閱讀虛構作品，我們不必拿「我」當真，因為那個第一人稱敍事者不是作者本人，他的經歷他的感受都不必是真的。哪怕它的故事令人入信，敍事者的聲音真摯誠懇；那道文本內外的鴻溝始終存在，聯接兩端的穩定對應關係依然不可確實建立。但是在讀散文的時候，我們卻不能不被迫相信作者和文章裏的「我」是同一個人，彷彿文章所述只是作者經驗的片段，文字和外於文字的世界根本相連。
正是修辭立其誠，我常常懷疑古人是絕對不接受作者說謊的，因為他們相信文字，不能不把文本裏的「我」當成作者本人。所以中國雖有滿天神佛的古怪演義，有愛得死去活來的浪漫傳奇，但絕大部份虛構作品都沒有第一人稱的敍事者。就算有，也得在那個敍事者和他敍說的故事之間隔開一個表演般的舞台，用「各位看官」和「下回分解」之類的語言點明這只是一個故事，是童叟無欺的「我」在和大家說故事。
因此，才會有那麼多學者考證第一人稱敍事者在現代中國小說出現的歷史，覺得它一定代表了某種巨大的變化。在那一刻，我們不只接受了虛構和非虛構文類的區別，還接受了文章裏的「我」和作者竟然可以不是同一個人。
劉禾把小說、戲劇、散文和詩等四大文類確立叫做中國文學的「自我殖民化方案」（ Self colonizing project），因為我們藉此承認了西來的文學觀念，漸漸拋棄故有的傳統。當小說裏頭的「我」都可以說謊了，便只剩下散文是作者真我表達的最後陣地了。
散文不可虛構，中西皆然，但我們似乎要比西方更關注散文「真」的美德和可貴。當年郁達夫和周作人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卷各寫導言，不約而同地強調散文要寫出作者的個性，要真切傳達作者的情感；不單是把非虛構界定為散文的要素，甚至還將「真」當成一種審美上的追求。尤其是周作人，好像要在文學革命改變了傳統文學的一切之後，替古人留下一寸棲身之地，以新散文的軀殼裝進「言志」的老靈魂。
有趣的是，散文最難界定。詩、小說和戲劇都能在形式上找出它們大概的特點，用那些特點去說明它們的本質。可散文有甚麼不可替代的本質？又有甚麼形式上必不可少的條件呢？沒有。於是我們只好使用排除法，把不是小說、戲劇和詩的文學創作全都歸到散文這個大雜燴裏面。換句話說，凡是不虛構的文學，就都是散文了。於是散文成了一種只能用「真」去模糊界定的文類，它的副作用就是幾乎沒有一套令人滿意的「散文理論」；而大部份的文學理論，都是來自詩學，或者各式各樣的小說研究。
既然如此，我們該如何看待一個散文家在作品裏涉嫌說謊這件事呢？例如余秋雨，很多人指控他在文章中隱瞞甚至美化他往日的不堪，這究竟是道德的污點還是文學上的錯誤呢？我們又該如何面對一些在散文範疇裏逾越文類邊界的實驗？例如李智良的《房間》，大家假定它是自傳式的散文，卻又同時跟着它滑入小說般的情節。那算不算是不夠「真摯」？（二之二）
女人穿褲子有沒有罪？在道德塔利班統治的國家，女人不穿裙子，就是犯了天條。
盧布娜是一個蘇丹女人，她在紐約聯合國任職新聞官。盧布娜回到祖國探親，在首都卡土穆，出席一個宴會。那一夜她連同十三個女人一起被捕，罪名是身為女人，沒有穿阿拉伯婦女的傳統長裙，在公眾場合穿了褲子，而且還是牛仔褲。
盧布娜被判公開鞭刑。本來，她是聯合國職員，根據伊斯蘭國家的「法律」（如果真有法律的話），聯合國工作人員有外交豁免權，盧布娜可以避過重刑。
但這個女人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她突然宣布辭職。辭了職，就沒有豁免權了，盧布娜故意這樣做，是為了替女人爭一口氣─穿褲子無罪，你敢當眾鞭打我，你就下手吧。
「法庭」的「陪審團」覺得很困惑，這下子他們不知道怎樣判。幾百年來，只有女人穿褲子被判鞭打而當庭痛哭求饒，答應下次不敢再犯，絕無不畏鞭子、明知可以逃脫刑責而偏要「罪名成立」的。盧布娜不肯以聯合國職員身份，獨自逃脫酷刑，她要與當夜都穿了褲子的十三個女人一起「有罪」。由於她好歹是聯合國「外國勢力」包庇的人，她雖然辭職，但蘇丹的伊斯蘭法庭還是很忌憚，不知道她背後是不是有更大的「黑手」叫她這樣做，從而鬧出國際新聞。
現在，盧布娜的案子暫緩判決。她在羈留所，成為女犯的領袖，叫她們不要怕。男獄警搶了她的手機，對她拳打腳踢，警方把她與男犯共囚一室，意思是想男囚犯強姦她。
現在，盧布娜身陷險境。香港的八婆師奶們：你們也是女性，可不可以少追看一兩集《大窟窿》，少看幾本八卦雜誌，關心一下千里之外這位不同膚色的姐妹的安危？蘇丹在侮辱全世界的女性，你豈可以沉溺在打麻將、親子、搶購 LV的浪潮之中，對生命麻木不覺？
起來聲援盧布娜吧，上網找她的名字： Lubna Hussein，香港是一個自稱的「國際城市」，關心八卦新聞可不可以也國際一點，寫信給聯合國，看看可不可以為這個勇敢的女人請命？
記得聽過一位反吸煙組織的領頭人士曾向我切切叮嚀，反吸煙運動不但是公民教育，也是一場形象之戰。他不斷強調，「食煙已經out左」、「老土」、「是上一輩所為，後生一輩唔做」、「唔潮」、「唔型」……我直覺地認為，他心裡的敵人，是八九十年代的煙草廣告裡的牛仔之類。把打擊目標縮窄到這個程度，就公民教育而言，或者有效；在文化認識的層面而言，則未算合格。
紐約康乃爾大學（university of Cornell）的文學教授理查．克蘭（Richard Klein），著有一本Cigarettes are Sublime，台灣譯為《吸煙賽神仙》（很明顯是屬於前禁煙時代的譯名），正是從哲學、美學及文化史角度，探討「為什麼戒煙這樣難」。克蘭教授似乎屬於那一類「常常計劃戒煙，但總不成功」的人，他好奇：煙草的害處早已街知巷聞，香煙甚至並不令吸煙者舒適，為何還會有人樂此不疲？
舊日牛仔美學將吸煙英雄主義化，但我想吸煙英雄主義的歷史根源，恐怕有更深刻的來源——那就是戰爭。克蘭認為，在視長壽為絕對價值的文化中，吸煙會受到「屈辱性指責」；但在長壽很難成為一種選擇的戰爭時期，吸煙則受到榮寵，被公認為一種消除緊張和減輕憂慮的極端有效工具。士兵的煙草供應會被政府優先考慮，二戰時德國士兵的香煙配給額是每人每日六十枝。
克蘭甚至推論：香煙在十九世紀發源以來，吸煙一直都與犯罪、疾病、死亡相提並論；而香煙的吸引力，或者就是因為「致命」。克蘭援引了大哲學家康德（Kant）的哲學概念「sublime」（這個詞習譯為「崇高」，噢可不是我要歌頌香煙之崇高啊）去解釋這種吸引力。崇高是一種審美的滿足感，並非完全正面，而是「涵括各種負面經驗、一種震驚、一種封鎖、一種致命結果的暗示」。就是因為煙民傾向這種並非柔和的美學，所以那些表達健康正面的訊息才無法吸引他們；而這種人當然比較頑強兇猛，若禁煙令社會劍拔弩張、族群互相敵視，煙民的激進化也是指日可待的。
整部影片交代了的人物里。范桑特终于没有全部杀死，他让其中的两个幸免于难。就是一头金发的John和曾经在John哭泣时吻了他的那个女孩。这两个人也出现在电影的海报上。这也许就是范桑特的态度，爱带来的力量。我在想，如果也有人给Alex一个吻。那么是不是大家都能活下来？
今次給大家幾條填充題，這裡不是小學，可以有多過一個正確答案。
（一）根據美國某個研究報告[1]，曾經吃／飲／吸過 ▁▁▁▁ 的人之中，15%會上癮。
第一個答案：酒。相信大多數人只會聳一聳肩膊，不屑地說聲「So？」。像我這樣反應遲緩的，頂多說聲「呵！」，原來飲酒是會上癮的，即日常所謂的「酗酒」，洋人說的 alcoholic。
第二個答案：毒品（報告稱為「受管制藥物」）。如果你不知道第一個答案，可能認為這正是那些東西需要受管制的原因吧。但你已經知道第一個答案，心中怎想？無論你怎樣想，應該感到有點意外吧。
沒有第三個答案，但同一報告有個相關數字：曾經吸過煙的人之中，32%會上癮。
……「使用」和「上癮」是兩回事。對於煙和酒，這是老生常談，喝酒不等於酗酒，懂得吸煙也不等於「煙鏟」。可是，曾經吸毒，別人二話不說便稱你為道友、白粉仔、吸毒妹。也難怪，傳媒、政府、學校從來只說「濫藥」，從來沒有分清「只是濫了一兩次」還是「不斷的不能自制的濫」；在他們看來，這個分野是不必要，甚或是有害的，因為兩者都是於法不容。我們要分清 abuse 跟 dependence 的分別，前者是在法例不容許的情況下使用某類藥物，後者是不能自拔，以上數據清楚顯示兩者的不同。政府和傳媒濫用這個「濫」字，文明社會不要同流合污。（至於為何煙酒跟其他藥品會受到法律不同的對待，這是另一個題目。我不是鼓勵嘗試毒品，只是說出事實。）
你可知道，金星自轉一週即一個日夜，等於二百四十三個地球日，但它環繞太陽公轉一週即一年，等於二百二十五個地球日。也即是說，在金星上，一日比一年還要長，而金星體積只是略小於地球。那就是度日如年的意思吧。相反，太陽系最大的行星木星，一個日夜週期卻只有九小時五十分鐘，是轉得最快，一天也最短的行星。在木星的晚上凝望夜空，大概會目睹名副其實的日月如梭，斗轉星移吧。這樣日子會不會過得更容易一點。還是結果都一樣。並未可知。
今天的路 險阻滿途
爭取領前就要敢跨出腳步
你既似箭往前跑
我也只管拚命追
方向原也是問號
孤單的路 風霜滿途
只想有人伴我一起趕路
你有意志繼續跑
我有拼勁繼續追
追上前與你邁步
能共你 同上路
何用理是誰技更高
在我心願傾吐
成敗那會似友情能令人敬慕
我。栩栩。
我。栩栩。相信。
在某個可能的世界裡。我會。再找到你。小冬。
你。小冬。已經。不在我身邊了。但是。我相信。這只是暫時的。我知道。有一天。我們要再見面。當你。不在我身邊。我就靠。重讀你的本子。來想念你。在故事裡面。觸摸你的容貌。和聲音。甚至。覺得。那些字跡。就是你的指紋。那些詞語。和句子。就是你的呼吸。和心跳。那是印在我心裡的。給我夢想的。文字。
你。小冬。說過不會再走開。但是。你還是走開了。是因為。我讀了那。不能讀的故事嗎。是因為。我知道了那。不能知道的。真相嗎。所以你。無法留下來。無法繼續。存在下去。可是。為什麼。真相。和真實。是不能。並存的呢！
我。栩栩。一個。躺在床上。但你。小冬。已經不在了。你。已經被你自己的。想像。驅逐了。而我。就從此變成。幻影。我也不再屬於。人物世界。我知道。我從來。也不是。一個徹底的。人物。你。也不是。我們。有真實的血肉。但我們。活在想像裡。隨著你。我也會慢慢消逝。我感到。我的身體。漸漸輕盈。我的物質。開始分解。我必須。在我完全失去生命之前。找到你。
如果你沒能聽到原曲歌聲，又如果你不是浸沉在那樣的成長氛圍中，你是不可能體會到那種感情，而我縱使是把曲詞複述千遍，你也不可能親嘗到箇中真味。這是在文字中談及歌曲所無法跨越的障礙，也是個容易自我陶醉的陷阱。
……
我們曾經珍視的東西，如果從生活的處境抽離，孤立地予之記述和談論，可能會顯得平庸甚至俗濫，但在當下的經驗裡，卻是那麼地獨一無二，無可替代。
我從來不知道，在顯的眼中，我是那麼超凡的人，而他自己卻是那麼的卑微。他感謝我不嫌他的鄙俗和他做朋友，但是我和他的本質截然不同。我們因為機緣巧合，共同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時光，可是今次考試標誌著這種生活的終結。我將會以美滿的成績考進大學，而他注定要向學校生活告別，我們將會各走各路，我有我新的挑戰，他有他新的沉淪。他其實厭惡庸俗的人生，一直希望追求美好遠大的事物，但他自知不是這樣的材料，所以唯有寄望，我能夠代他實踐他所無力做到的事情。他說，只要知道我在追求的路上節節成功，他就會如同自己做到了一樣，感到快樂和安慰。可是，有些事情總會改變，君子之交淡如水，以前那種密切的情誼總會成為過去。將來，只要心裡還會偶然想念對方，已經是他唯一的心願了。
……
我設法否定他的說法，但我找不到有說服力的理據。又或者，這根本不是道理的問題。當我嘗試以反駁來保住這段友情，我就無法同時去體諒顯的感受。
可是，無論驗尿也好，找偶像紅人搞禁毒騷呼籲遠離毒品也好，都不過是在「毒」的末梢表徵上硬軟著力罷了，離問題的本源尚有二萬八千里。
但這個二萬八千里，連啟程都難。我們只能大談禁毒，卻不能談論「毒品」與吸毒經驗——除了被包進回途羔羊痛斥前非的懺悔話語。因為早有一把道德戒尺在伺候，隨時準備把「越軌言論」一尺打死。就好比許鞍華論及大麻時說：「我年輕時也試過一次，(記者︰現在不敢吃嗎？)不是，是沒興趣。」言論一出，即被視為語出驚人而「引起反感」，隨後更要草草「道歉」。
可是，如果把棍子收起來，接著問下去︰為什麼沒興趣？是出於什麼的興趣？是後來發現其他的事更有趣？……這樣，我們應該可以理解多一些。
既欲與「毒品」來一場決戰，不是更該知己知彼嗎？首先，致力禁毒的社會人士，可曾深入去了解濫藥者與各種所謂「毒品」之間的關係？一般的理解是，吸毒的誘因在於嗑了會「很High」。但為什麼追求High？High又是一種怎樣的意識狀況？High本身是一種罪惡嗎？現實生活之Low(包括情緒與社會位置) 又如何促成對High的追尋？
這些問題我無法回答，可但凡能令人上癮的事物，想必定然包含了令人樂而忘返、慾罷不能的元素。那麼，吸毒，也可說是追求快樂的一種途徑吧。追尋快樂本身很難說是一種罪惡——至於是否徒勞則是另一個問題，但幾乎可以說任何外借的快樂追尋都是徒勞的——那麼，如果吸毒有其惡，應該不在其因而在其果︰這個方法對自身的傷害很大，而且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顯現。根據這條思路，吸毒極其量是一個(身心)健康問題，卻怎麼我們甚少僅僅把吸毒視為健康問題，而是將之視為一種罪惡，甚至連談論一下經驗都成為一種惡呢？
同時反過來看，我們也可以列舉不少其他人類行為，同樣以追求快樂為目的、而在過程中不免傷及自身的，例如貪戀錢財、沉溺愛情，不也是一種癮嗎，失去的時候，不也身心重創、要生要死嗎？但為何我們往往只會表示同情，而不會把斂財、愛痴也視作坑人之妖魔——尤其在過程中往往還涉及對別人的傷害？關楚耀與衛詩涉嫌吸毒，若有其惡，首當其衝不也該是他她們自己的身體嗎？怎麼卻成了社會之惡而必須於現行法規以外再予以道德譴責？又為什麼需要對公眾認錯，他吸什麼進到他的身子裏，怎麼就冒犯我了？
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認為，特首曾蔭權雖高調支持正生學生，但教育政策自相矛盾，「宣傳防止濫藥的信息，一邊指壞孩子才吸毒，一邊又要社會接納他們，但甚少教育公眾如何接納戒毒者」。他指出，當吸毒被標籤為「危害社區」，便會引發社區出現「保家症候」（Nimby syndrome, not in my backyard syndrome）。
……「保家症候」是指社區居民對家園附近的不受歡迎發展的抗拒情緒，1990年代的麗晶花園事件是其中一個經典例子。陳健民於2002年發表《鄰近社區對愛滋病治療設施的抗拒——九龍灣健康中心個案研究》，指政府信息側重宣傳愛滋病是高度危險，市民對該病有太多負面聯想，不知道病毒感染者在適當治療下，仍可像普通人一樣工作和生活，當愛滋病患者受社會的污衊，便容易觸發社區抗拒。
過去的生活，縱使有令人回味的時刻，總的來說，並不值得再活一次。如果我一直在說的這些舊事令你覺得，我把過去描繪成美麗難忘的珍貴時光，那請讓我明確地表明一次，敘述裡的美好成分就如淘金盤裡的小小金粒，是時間之流裡稀罕的撈獲，而累積更多的，是無用的沙石或者腐朽的物質。我只是在它溜走之前，趕快把那細微的金子剔出而已。至於那沙石或腐朽，如果無法完全沖擦，就必須誠實地面對。
他不但要往我的身體裡鑽
還要像條蛇一樣的
往我心裡面愈鑽愈深
我好像奴隸一樣的讓他進來
只有「忠誠」的待在這個角色裡面
我才能夠鑽進他的心裡
每次他都要讓我痛苦得流血、哭喊
他才能夠滿意
他才能夠感受到他自己是活著的
在黑暗裡，只有他知道這一切是真的
這就是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我也可以
把他折磨到撐不下去
沒有設下知性的思考空間，也沒有放下陰陽世界的幻想、民族身份的羈絆，更沒有「異史氏曰」的教化警世之言，導演要說的，到底只是個人的情與倫理的愛，純粹地從感性出發。
……
將蒲松齡原著《畫皮》中天道好還的思想擱置一旁，人情味道和現代感性是加強了，演員演出也算不俗，但內容肌理卻未見豐富，視覺語言也未盡如人意
這妖是由周迅飾演，最後一場更是可愛的尖耳女白狐扮相，懂得爭取愛，重要關頭不惜犧牲自己，討好觀眾早到了這麼一個程度：不再有被排斥的「他者」，同時沒有了那感到嘔心恐懼的「主體」，電影尾聲甚至變成競相「為愛犧牲」的擂台戰鬧劇。
……
旅美學者徐賁在他的文章《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中引述倫理學家耳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理論，把記憶和「關愛」( caring)連起來談﹕「因為關愛是通過記憶來起作用的。相互關愛是因為在過去有長久的聯繫。我們關愛誰和記得誰是同時發生的。我們不能說，我關愛一個人，但卻不記得或記不起那個人了」。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毀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
很多內地的朋友驚歎于我們香港人矢志不渝地紀念六四。誠然，我們盡到了見證者的責任，以記憶持久不懈地關愛著我們的同胞。但不用諱言，這只是因為我們享有中國境內獨一無二的自由空氣。相比之下，內地近月的緊張氣氛已經到達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的地步了。媒體不能再談五四運動，因為它會讓人想起學運。一家商業機構藉著汶川震災一周年所做的形象廣告被人認為是「別有用心」，因為上頭有十張人像照片分置兩側，六張在左邊，四張在右邊。假如你真是對的，又何必忌諱？何必緊張？為什麼不把當年「平暴」之後發放的宣傳品再發一次？為什麼不大張旗鼓地慶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訴我們那「一小撮動亂分子」的真相？現在你卻恨不得月曆上根本沒有六月四日這一天？乘數表上沒有6x4這一欄。所以，我很想勸勸那些總是把「客觀調查」和「發掘真相」掛在嘴上當托詞的人﹕你們說得都很對，六四的確需要「客觀調查」，但你們實在用不著跟我們說這番話，因為我們絕對歡迎更多的事實更客觀的真相。你們應該去找當權者和他們的盟友，叫他們不要再沉默遮掩，一起出來「大家好好研究，各自表達不同的觀點」。
……
雖然我之前一直強調香港人那見證者的身分，但可千萬別以為我們只是事件的旁觀者。雖然我們總把天安門看成是六四運動的核心地點；但是六四的實際運動範圍遠遠不僅限於北京，相反地，它遍及全國，從天津、上海、武漢、福州、廣州，一直到香港，全都是當年那場浩大運動的舞臺。尤其香港，不僅有過一次一百五十萬人的遊行，一次一百萬人的遊行，而且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全情投入地回應了北京方面的一舉一動。所以，如果把香港列為六四運動中僅次於北京的主要空間，是毫不過分的一件事。因此，香港人絕不只是這次運動的旁觀者，我們還是它的參與者。
想當年，我們為了身在北京的同學和市民踴躍捐輸，在各種媒體上面奔相走告大聲疾呼。不管你原來站在什麼立場，屬於哪個機構；也不管你來自哪一個階層，幹什麼行業，大家都有志一同，空前團結。愈到後來，情緒就愈高漲，學校處於半停課狀態，許多機構從上至下無心工作，所有人都只念著天安門。我還記得有不少人認為只要經此一役，使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大家就用不著移民了。於是香港人的前途信心問題就和中國的民主進程聯繫起來了，後者的曙光是前者的答案。這種話聽起來好像有點自利。
然而，在這個過程裏面，我這一代人漸漸被每天源源不絕的新聞喚醒了某種從不自覺，卻又隱約存在的國族意識，所以如饑似渴地捧讀《文革十年史》和各種介紹國情國史的讀物，集體學習近代中國走過的道路。以往在殖民地教育裏面學到的冰冷知識一一回溫，課本上五四學生聚會的照片忽然發出了聲音，甚至連《出師表》的文字也忽然滲出了淚痕。然後我們沖上街頭，用《我是中國人》和《龍的傳人》去唱出我們的新發現，用「血濃於水」的口號去證明自己剛剛憑著自力獲取的「新」身分。北京的學生用不著唱《我是中國人》，對於這點，他們從不懷疑。北京的示威人群更不用舉起寫著「血濃於水」的標語，他們根本不會理解這種標語是用來幹什麼的。沒錯，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它還是香港人自己登臺當主角的民族主義運動；六四是我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六四不只是省港大罷工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它也是省港大罷工以來第一個把殖民地香港和中國大陸緊緊鎖在一起的串連行動。六四是北京一路燃燒到香港的烈潮，儘管我們綻放的方式和姿態自有微妙的差異。
六四也是香港的六四，但我們對於這一點的認識還不足夠。我們知道「8964」是很多人的電話號碼的一部分，它成了香港好竺人彼此之間的密碼；我們知道當年的集會遊行界定了二十年來一切街頭行動的模式，成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文法；我們知道二十年前誕生的支聯會是今日香港所有民主派的搖籃，對六四的共識是鑒別一個民主派成員的最最底線。我甚至知道有人在那段時間相戀結婚，有人在那段時間出生，使得六四成為他們個人生命史中的里程碑。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種研究，但是我們都曉得六四銘刻在香社會上的痕跡何其深遠。最重要的，是我們由此習得關愛「同胞」(第一次，它不是抽象的文字)。如果有人像曾蔭權一樣，叫我們放下那段經歷，全神注意今日中國的富庶；那麼他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做愛，因為他不愛活人(和那些活過的人)，他愛的只是「國家的發展」。假如這種人和曾蔭權都真心相信這種說法，那就表示他們並不以為政府需要道德上的合法性：誰給我錢誰就是老闆，我就好好聽話好好打工。
自此之後，二十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那一場風波」，就內化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和社會肌理裏面了，以出乎當權者意料的方式，把北京和香港捆綁在港人記憶的深處。由於我們自己就是參與者，因此「香港青年發展網路」召集人呂智偉那套「外力(港人)介入使北京學運變質」的講法份外可笑，難道他不曉得我們根本不是什麼「外力」，香港由始至終就和北京站在一起嗎？如果他真把香港人當做「外力」，那他豈不是把我們當成外國人？又由於我們自己就是行動的主體，因此試圖以揭露民運領袖「醜惡真面目」的手段來說服我們「應該醒一醒」的嘗試也是徒然的，難道他們不瞭解我們從來就不曾被「領導」過嗎？當年我們就是自己的領袖。
……
可如今我們卻要面對這麼多的阻難﹕明明中國政府覺得自己當年幹得好，但它現在卻連一個數字都不敢提；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誌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複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毀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毀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
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也許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住，直至最後一人。
"The hottest places in hell ar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in times of great moral crises maintain their neutrality." Dante Alighieri
「地獄裡最熾熱之處，是留給那些在出現重大道德危機時，仍要保持中立的人。」但丁《神曲》
強權 壓不了悲傷
悲傷 可轉化力量
小六生投稿撐六四
．「同學不知道趙紫陽、不知道六四死了很多學生，但她們本身就是學生．．．（教科書）根本是想替學生洗腦，令學生盲目愛國。」
．「全世界的新聞報道都說學生被殺，只有中央電視台講解放軍被打和學生燒軍車。」
．「錢沒有了可以再賺，人命比經濟更重要，不明白為什麼要輾死人才能發展經濟。平反六四和中國未來發展大有關係，學生是因為胡耀邦去世才出來要求民主，如果不愛國，學生為什麼要走出來？」
．「前日露營，我們通宵談天，我說不如談六四，她們一個說與她無關，一個叫我不要吵」。說到同學對六四沒有認識，思晴連珠炮發，「死了好多人又不知，趙紫陽又不知……常常無端唱國歌，一味愛國愛國」。
．跳脫的思晴不愛背書，打開常識科英文課本，只說「不知道為什麼要背這些」。她指着其中一段「what qualities should civil servants possess」（公務員應有質素），「如果試題就是這樣，背熟hardworking（勤力）、loyal（忠心）、responsible（有責任感）就滿分。讀這些有什麼用？不如教六四啦！」
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主任李丹，（八九六四）鎮壓後竟敢自撰文稿，向人民報道流血真相說：士兵駕駛著坦克車，用機關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發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群眾猶豫不前的步兵。鑑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他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報道結束後，李丹被捕了，只留下永不消逝的電波。
38軍是首批進京的戒嚴部隊，軍長徐勤先抗命開槍的事蹟，20年後大白於天下。徐勤先反對鎮壓學生，但38軍入城在即，戒嚴令准許開槍，他知道這意味著鎮壓，藉口受傷而拒絕帶兵，被指為故意違抗軍令。楊尚昆獲悉後極度震怒，解除了徐勤先的軍務，更將他送去軍事法庭，判處5年監禁。徐勤先在審訊法庭說：人民軍隊從沒有鎮壓人民，我絕對不能玷污這個歷史。他拒絕認罪，擲地有聲說：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20年過去，人民怎會忘記，寧願違命坐牢，也不向人民開槍的徐軍長？
當年總書記趙紫陽。在鄧李楊集團如山的壓力下，他堅持要求修改4．26社論，承認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堅決反對軍隊戒嚴鎮壓。他在回憶錄《改革歷程》說：我反覆考慮，寧願下台也不能跟他們走。趙紫陽心裏明白：我的歷史任務似乎已到終結了，我告訴自己，我絕不做調兵鎮壓學生的總書記。於是，他走到廣場向絕食的學生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
這大抵是趙紫陽以總書記名義，最後的公開發言吧？疲憊的臉容、蒼涼的聲音、絕望的希望，為八九民運寫下一道良心的凝鏡，永遠存留在人民的記憶和思念中。
一人獨擋一列坦克的王維林。彷彿是歷史的機緣，他手持膠袋，白衣黑褲背向世界，以血肉之軀獨對坦克。坦克不動，人不動；坦克改變方向，人也改變方向，世界屏住呼吸，鏡頭也震撼世界。
小機場與Pixeltoy以歌回應字裏行奸的記者
因一首《Donald Tsang please die》，香港獨立音樂界的My Little Airport阿P被香港走低俗路線的雜誌《Face》訪問，而引發另一首即興spontaneous的作品《給face雜誌的記者ivy》回應此事。
同時Pixeltoy的何山亦以《給my little airport, 給face雜誌的記者ivy》回應此事。
我們亦在此特以「你又何必賣力到賣埋自已嘅良心」來告誡各位年輕的畢業生。
……說特首「代表整體香港人」並不全錯，雖然他是800人小圈子選出來的特首，但特首確有其代表香港人的權威及認受性，至少在許多場合，他的確可以說出「我代表香港人」而不被質疑。港人之所以震怒，並非他以特首身分指自己可以代表香港人，而是他以這個理論上可以代表香港人的身分，說出大部分香港人難以接受的言論；簡言之：騎劫。正如當日陳一諤假如只是一個普通學生，他所說的話再過分也只不過是一種意見；但當他以港大學生會會長身分說出與大部分學生意見相左的說話，結果則成為了港大史上首位被人拉下台的學生會會長。
……曾蔭權卻是赤裸裸地指出兩點：一，有錢可使鬼推磨，經濟發展可以抵消人道問題、忘記歷史；二，香港人正在搭國家經濟發展的便車，don't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所以還是乖乖別談六四吧。簡單而言，就是將六四視作可被放棄的歷史。
歷史的弔詭，在於你愈想將它掩藏，它卻往往愈不能被忘記。20年前的100萬人大遊行、《文匯報》史無前例的「痛心疾首」社論、30萬人參與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還有六四以後滿城哀慟，以至後來的信心危機和移民潮，還有對九七回歸的莫名焦慮，無一不深深刻於香港人心中，每一段都是香港人的歷史。如今轉軑的人多了、混淆視聽的人也紛紛湧現，但功利為先的香港人竟然能為平反六四堅持20年，正是因為六四並不只是北京天安門的歷史。
讀《房間》的文總是叫我震憾。《三十而立》中寫著：做甚麼事情、見甚麼人才能歷誌無可扳回的衰老？在「歷史」不能設想、「工作」和「與人連結」還像兩碼割斷的布一樣劣敗分明的情境之中，一個路人的喜怒哀愁，只有阻住地球轉動之嫌。寂寞只好續以寂寞消磨，沉悶亦然。
大抵，沒多少人會對我的私生活感興趣，可是「私生活」入文難免被誤讀作一種宣示性的、對沉默暗啞的長久抑壓構成一種侵擾、以至挑釁，甚至是一種形上、而終究掉落形下，社交耳語的形象自殺。難道只有找神父和臨床心理學家才能告白？
……
更多時候，「公共／公眾生活」是必得先把那看來平淡無奇的「私生活」，視之若渺，不以為然地取消。儼如屍體的必須焚化、必須埋葬。日常的庶務、瑣事，因其庶、瑣，不值一晒。
一個人是怎樣由那處，一路活過來，不覺變成現在的樣子，卻是連最要好的朋友也未必談及，追悔懷緬、憧憬無望的極端中間，我何以將其中的感動和體會書成文字？那陳書的企圖必然變成自我的拷問、對「世界」的全盤懷疑？記憶與時間的脫序，或吐納成某種社會化的辭令？
簡單如被問到「你好嗎？近來怎樣？」，誰能朗聲答「好！」而能不就此停住？有朋友每次都用戲劇性的語氣說：「Ah yes, yes, long time no see, I am fine, thanks.」、「Not bad, same same……」與其說生活真是如斯刻板沉悶，倒不如說是納悶問者言不由衷，對話無以繼持。
迫不得已、必須的程序，我試著要討教舞者與鍊金術士似的，試驗不同的巧合，讓我能於早上九時前抵達遠方的，工作間。跟一樣從某處趕及來到的累人說聲早。那種笑容。
……
幾乎是一週有七天，三數百萬人依從某種節奏的驅使，不得已從這處趕往某處，一天下來，又從某處趕回原地，好準備明天回去幹活，不容有失。
就連想像和欲望，都因為擁擠在此處的人的這種生活形態，日漸變得狹隘、變得統一，儘管不相為謀。
陳馮富珍的髮型沒變，眼神和語氣卻變了，變得比昔日更堅定果斷、更充滿自信，完全拋開了在香港官場打滾時所偶爾展現的那種華人式的官奴醜態。精明幹練的她想必充分明白，這是一場國際遊戲，她是一個國際組織的話事人，在這種遊戲裡擔任這種角色，大家關注的只是她能否把手上的事情辦得妥妥當當、能否把面對的挑戰應付得順順利利，其他的都不重要，你不必再對上司或其他權貴卑躬屈膝，也不必再亂擺官威以肯定自我；你不必剝奪別人的尊嚴，因為你已經有了自尊。當一個人能夠誠實地面對自己，她便能夠做到不亢不卑。你不覺得馬時亨、王永平、鄺其志、關佩英等人離開了官場之後都變得比較臉容可親嗎？為官數十載，退下來，捧回一筆可觀的退休金，也找回久違的誠摯臉容，高官這份工，先苦後甜，如果你受得了，終究是一份好工。
……
如同有些中學生在學校內總考不到好成績，但參加國際考試一鳴驚人，只因校內的死板規矩太多了，瘴氣與醬氣都太深，把一個好生生的人拉得往下沉淪，唯有當這個人離開了這個瘴氣和醬氣場域，頭腦始能清明，心地始可善良，判斷始會精準。亦如同古代史冊記載有些州郡的九品芝麻官處事一塌糊塗，但時來運轉被提拔到京城辦事，屁股坐到重要的位子上，脫離了地方式的關係網絡，手執寶劍，腳踏高屐，忽然變身成為懂得飛天的超人。嗯，對了，就是超人，他在報社不會暴露身分，因為同伴們都太低了，不會信他；蜘蛛俠亦是，他在學校不會自揭身世，因為同學們都太天真了，不會懂他。在“香港的陳馮富珍”和“世界的陳馮富珍”之間，有著一段不算太短的距離。
……
一旦毀壞，就無法回復原來的面貌。
我在說美的可能，我幾乎相信美是不可能的。世界是那麼的醜惡，我甚至不願意打開報紙，不看電視，我不需要知道重複的醜惡。
而愛。當死者在死床上想念和等待我的時候，我並沒有在死者之前，聽著他死前的胡言亂言，譬如「哈十三么」。你以為死者會有甚麼遺言，原來死者還顧著打麻將。你無法想像生命的卑微，惹人發笑。
……
傷痛無法撫平。
既然美不可能，愛不可能，痊癒亦不可能。
傷痛很臭。成天往廁所跑，很臭。
而且來到了一天，我知道，感冒不一定會痊癒，牙痛永不離開，口腔潰瘍可以是致命的癌症。
這樣，此時此刻，夜來極清醒的時候，我聽到心跳，骨頭接口移動的聲音。
我必須有一個清晰的理由。
我不敢言說。猶如一個秘密的咒詛。
必。然。還。有。
極為微小。
不是寫。你知道即使你很想寫下去你都可以無話可說。我經歷了多少被出賣的時刻我無法寫。不是其他人給你的成功或失敗種種你知道他人與你無關你痛的時候他人無法甚至不如止痛劑安眠藥或一枝我極為喜愛的焦糖巧克力雪條。不在某一城市對我來說哲古華拉已經失去所有內容只留下紅黑顏色的時候那感動和支撐你讓你相信你和他人還有任何關係對我來說不過是另一種宣傳和麻醉。生活麼我姐說為何不可以有俗世的快樂吃好穿好可以過自由的生活你有什麼不好我無法回答。
中學生對足球的意見
前言：好黑暗呀！
後語：我係指球場照明不足……
前言：放軟晒手腳，都係錢作怪！
後語：無錢開飯嘛，梗係手軟腳軟啦……
前言：打假波呀！
後語：快……我係話要嚴打假波至真……
如果你去跟猶太人討論，是納粹屠猶抑或滅猶更貼切，你認為他有何反應？如果有人質疑南京大屠殺是否所有人都死在南京城內，抑或有人其實死在城外，你又有何反應？
六 四二十周年前夕，不斷有人提出無關宏旨卻模糊焦點的疑問，是鎮壓抑或屠城？是否有人死在天安門廣場的範圍內？被坦克輾過的屍體，是平民抑或軍人？這些所謂疑問完全無助於認清六四事件的本質。六四的本質是政府出動軍隊坦克，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六四的本質是為何二十年來，國家仍是遮遮掩掩，死難者的母親不能公開悼念兒子，人民不能公開悼念胡耀邦和趙紫陽。
每一條模糊視線的提問，其實都是對死難者的二度侮辱。今天你試圖質疑沒有人死在天安門廣場的範圍內，明年你是否打算宣布，「六四」(in this particular sense) 從沒有發生？
歷史的教育顯得無比重要，不知道要燃點多少燭光，才能照亮歷史的黑暗。
* * *
程翔：學生的錯怎能跟當權者的罪相提並論？
（中共）對社會各界的統戰、籠絡、收買等等的手段，使你改變看法，使你對中國有一種好感。香港的年青一代，慢慢接近大陸年青一代的看法，對政府有一種好像寬容的態度。
從前，明君不會以文辭自高。唐太宗允文允武，有朝臣想給他編文集，太宗不答應：「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李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貞觀政要‧文史》）
到了唐朝，憲宗皇帝也曾欽准宦官吐突承璀為他在安國佛寺立聖政碑。大臣李絳上言反對：「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奏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憲宗幡然悔悟，下令拆毀碑樓；吐突承璀推說碑樓很大，拆毀需時，希望拖延日子，找機會慫恿憲宗回心轉意。憲宗厲聲喝道：「多用牛曳之！」吐突承璀這才不敢怠慢，用一百頭牛把碑樓拖倒（《資治通鑑》卷二三七）。自頌功德，舊中國明君固然不取，連憲宗那樣平常的君主也都不取。
要從這麼基本無聊的起點去和他拗：「雖然呢，解放軍同民眾都有死傷之可能，但係呢，解放軍荷槍實彈又有幾十架坦克而且用左會體內爆炸的薩姆彈，兼且夜間入城攻民眾之不備，而且實在又好多鏡頭影到中彈的民眾，所以照常理估計，應該係平民死傷多好多喎！」黐線這不是常識嗎。……
這是為了理性辯論嗎？當然不是。就算今日有位邏輯清楚文字淺顯德高望重的人，把六四最基本的理據都講一次，把當年的事實都羅列一次，明年這些人還是會扮成「普通不關心六四」或者「要求理性討論」的樣子，重複一次這堆話。六四二十年，每年都有這種扮理性的小丑，每年都會有好心有耐性的人把最基本的東西說一次。下年又重複。目的不是為了理性辯論，只是為了拖六四後腿，把關於六四的思考拖拉在最表層的地方。
"The hottest places in hell ar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in times of great moral crises maintain their neutrality." Dante Alighieri
「地獄裡最熾熱之處，是留給那些在出現重大道德危機時，仍要保持中立的人。」但丁《神曲》
我一直呼籲有關當局早日確立粗口的定義，更期望他們準繩地廣列所有粗口詞彙，讓人有所依循，總好過，像那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甯漢豪，早有謀算的說：「乜嘢叫粗口，唔需要乜嘢語言專家，作為有子女嘅媽媽，會唔會教導子女作文及講嘢時，講頭先梁國雄議員講嘅兩個字（即「仆街」）？如果唔會，呢個係我心目中的尺度。」罔顧法律精神，不尊重法治社會，毫無保留地顯露為官者的人治心態，欠理性的表述：「我話係就係」，高度體驗了回歸後，香港大陸化的寫照。
我在一份免費報紙專欄，解說「仆街」一詞，原非「粗口」，頂多算是「咒罵語」，卻接獲該報社長來電，指「仆街」兩字，不能出街，理由是他「認為」那是粗口，不管我這個「粗口專家」如何闡釋，絲毫不能改變他的裁決；爭拗中，我說改為「趴街」、「PK」可否嗎？社長答可考慮，那我就更加堅持我的「研究成果」，何解同義的「趴街」、「PK」能登大雅之堂，「仆街」就唔得呢？
及後，我接受用「ｘ街」見報，嗱！我不是妥協，而是讓今天的報紙，紀錄了一次向政府控訴的一個證據：它令人恐慌失常！
最好笑的，另有報章引述長毛的「粗口」，是刊登着「仆×」這樣的黑材料。
不要以為印刷媒體舉止失措，香港的電子傳媒，統統將「仆街」、「臭四」、「狗噏」和「吊吊揈」視作洪水猛獸，不是有畫面而無聲的「靜音」傳送外，就是在關鍵位 DO 咗去。
以敢言著稱的電台節目主持人李慧玲，在其《左右大局》內，引述當日梁國雄和陳偉業的言論時，亦不斷刪掉關鍵詞，用 DO 音覆蓋她個人認為是粗口的詞彙；在收音機旁的聽眾，聽礙耳的 DO DO 聲不打緊，但傳播信息的把關人，卻身不由己地，一手窒礙呈現新聞的真確性，才是值得咱們日叫夜嗌爭取報道事實真相的新聞工作者深思的課題。
與此同時，李慧玲在節目內大談中國政府打壓言論自由，刪截互聯網上熱爆的「草泥馬」事件，並播放由小孩童合唱的國語歌《草泥馬戈壁》，但分多鐘的歌聲中，「草泥馬」的「草」，和「戈壁」的「壁」，都被 DO 聲代替，原因，又是「草泥馬」是內地髒話「操你媽」，「戈壁」是「個屄」同音之過也！
我從不說粗口，也討厭別人說。是否要處罰粗言穢語者則是另一問題，暫且不論。
……
粗言多是與女性生殖器官有關的字眼、並附加上侮辱別人的意思。
你說這些字眼與「腸」、「心」等字並無不同，這不對。字有歧義，理解一句子上的用字，必需從它當時被用上之意思來看。粗口中涉及之生理器官等字，意思已不是原本那生物學上之意思。與其與「腸」、「心」等並列，不如與「可恥」、「低賤」、「可厭」並列才勉強較為相稱。
問題正正是當人要表達憤慨、憎恨、怨咒的意思時，明明有「可恥」、「低賤」、「可厭」……等詞語可用，為何要用上粗言？咒罵某可憎之人，偏偏牽扯上他的家人，這合適嗎？明明所憎所恨所罵之事與性無關、與他人無尤，怎麼要用上那些字眼，把女性貶低、充滿不敬和欠缺尊重？
……
明明有其他字眼同樣可用作咒罵、表達憎惡，而且那些說法描寫更細緻、更清晰，豈不該棄用粗口？
舉一些例，簡單一句粗口，聽者若不聞前因後果，豈知被罵者何？假若我罵某人「草菅人命」，那可大大不同了，意思大致都可被理解了。
不用純情緒宣洩之粗言而用上合適詞匯，也可更方便表達不同強度之情緒：
「你無禮！」當然與「你無恥！」大大不同。
「他舉止犯眾憎！」與「他所做的天怒人怨！」也叫人了解可惡之不同。
又武則天稱帝時，曾經不問賢愚一律錄用各地存撫使推薦的人做官。士子沈全交作詩公開譏誚她說：「糊心存撫使，眯目（灰塵壞眼）聖神皇。」御史紀先知有心討好武則天，說沈全交誹謗朝廷，主張法辦，不料武則天笑了笑說：「但使卿輩不濫（你們做官只要稱職），何恤（懼）人言？宜釋其罪。」幾句話把紀先知說得無地自容（《資治通鑑》卷二○五）。
《一百萬零一夜》不過是另一部《少林足球》，同樣在推廣「沒有夢想的人跟鹹魚沒有分別」，然而夢想是甚麼及有多少意義根本無暇考究，甚至以純愛為功利的醜陋作掩護，命運被寫成取代投機僥倖的形容詞，戲中男主角所受的苦難被拍得有如卡通歷險，老少咸宜，忠奸分明，嚴重缺乏荒謬與諷刺……
電影讓我們相信堅持的重要性，好人有好報，盲打誤撞必有後福，窮人不被尊重的出口就是發財……
為甚麼片中男主角一直鴻福齊天？戲中他與小女友被匪幫圍困時助他們殺出重圍的是他那個有槍的哥哥，結果一方面可以造就其哥劇情後半部帶著持械、慕財、不義等罪名以從匪幫手中釋放女主角殉道成功，另一方面可以令男主角不用因殺人開槍沾污純潔雙手，男主角在片中一直的功能就是受苦和提供所謂的「愛」，當中的空洞是以便觀眾可以隨時代入而不用思考的……
事情都緣起於一個人起了貪財的念頭，希望改變此時此刻相對平穩的刻板生活，最終難免惹禍上身，走向死亡宿命和不幸的結局，這好比人受著自身的原罪本性纏擾，無人能夠自行解脫罪惡的果實，罪的報酬就是死。只有受到恩典庇佑的人才倖免於難……
或者《一》讓我最失望的，就是改編劇本連這個階級轉變的鋒芒都去掉，主角去參加電視問答節目，只是為了讓愛人在電視看到自己以便相認——這豈算「人窮志不 窮」？主角志願其實比「變富」還要小：他什麼都不想要，只想和愛人廝守。電影的改編更加吻合晚期資本主義大眾媒體的邏輯，因而更能投射出社會上的掌握權力者心態：「優勝者」最好是全無殺傷力、什麼都不想要的人，讓這樣的人得到金錢與權力才最安全——這樣便不會動搖掌握財富分配的權力建制本身。
但原著《 Q & A 》對於權威的挑戰更為尖銳：「很久以前我就明白，只要有夢，就能夠改變自己的想法。不過有了錢之後，你更有能力改變其它人的想法。我發現自己有了一筆巨額財富之後，權力比警察還要大。」這種令人悚然的坦白，不更像一個階級劇烈流動的社會才有的向上爬壯語？電影的改編以愛情代替了夢想，把冷靜譏刺警官的主角改成天真懵懂。
那些被否定為無長遠視野、不望高處的年輕人，其實可以有自己的夢想。《一》原著中，主角勝出是因為他有開闊（而非上流階級）的視野：主角到過很多地方，在做酒吧侍應、明星幫傭、泰姬陵導遊等鬼五馬六的低級工作時遇上很多人，一個個他人的故事恰好構成了節目大部分問題的答案。原著所高舉的甚至不是「命運」，而是「經歷」，這是一個更為深邃廣袤的夢想：某些無權勢非富貴的人們之經歷與視角，儘管千奇百怪不入大敘事格局，但某天會被證明為不是瑣碎低級，而是極有價值的。在海嘯後，何妨高舉體驗與趣味，承認一些未必具有很高經濟價值的夢想？
《不能怪她們》
五月二十六日，香港四五行動成員梁國雄被董建華政府拘捕入獄，因為他在董建華施政報告答問會中高叫：這個行政長官漠視民生。
六月二十六日，約二十名和平示威者在香港政府總部外，被警察用拳頭、胡椒噴霧等驅逐，因為他們抗議董建華政府損害法治。
梁國雄入獄兩個星期，據說是輕判；和平示威者有十多人遭毆傷，據保安局長劉淑儀說是用了「最小武力」。她沒有錯。她們起碼沒有出動坦克車，沒有判梁國雄十年勞動改造。
我國古代歷史也有以下犯上的例子。《國老談苑》卷二載：宋朝名相王旦有一天路過酒樓，當時大旱，酒樓上一名書生指著王旦高叫：「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穩享厚祿），心得安耶？」說罷，把手中經書向王旦擲去，正中頭部。王旦左右把他拿著，說要嚴懲，王旦卻下令放人，說「言中吾過（他講中我的過失），彼何罪哉？」這是從前的中國。
在現代中國的台灣省，月前數百國民黨員齊集街上要總統李登輝辭去黨主席職位，結果李登輝沒有使用最小武力對付，而是鞠躬下台。董建華說：「台灣獨立是死路一條。」他要藉香港向台灣百姓展示生路，卻不知道中國人有一句話：「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唯武力是視的中共幹部對我國文化就是不懂。
劉淑儀驅警傷人後顧盼自豪的神情，使人想起前任保安局長黎慶寧。黎慶寧在香港易手後不久辭職移居他國，盛年引退，自有他的理由。有些事情，男子漢會知所不為，知所忍讓，像王旦對那狂書生一樣。孔子說：「強哉矯。」
劉淑儀不是男子漢，我們不能怪她，也不能怪她們。
二000年七月一日
《獼猴救月》
最近，香港常見市民遊行請願，有要求政府停止剝奪工人口糧，有呼籲律政司下台，有抗議公共機構提高收費等等。董建華政府不是不理，就是說會檢控非法遊行者。同時，一群教師、社工等遊行敦請管制報刊色情內容，政府馬上響應，不滿一個月就提出管制方案，凡他們認為「一般合理的社會人士所不能接受的」刊物都可隨意查辦，一切只待立法會通過。
日前，中共駐港聯絡辦事處副主任王鳳超也鄭舌宣布：香港傳播界不得報導台獨消息。中共國務院馬上響應，說這符合香港基本法。不過三年前，中共還信誓旦旦說香港新聞自由五十年不變。
西漢初年，文帝為了廣開言路，取消所謂誹謗罪，說「民或祝詛上（祈神降禍皇帝），以相約結（互相結交），而後相謾（後又互相攻訐），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史記‧考文本紀》）。那時候，百姓可以暢談國是，甚至咒詛君王，不用擔心大逆、誹謗等罪名。歷史說這是嬴秦以來我國第一個盛世。
現在，新中國卻有反革命罪、分裂祖國罪、陰謀顛覆祖國罪等等。中共也說這是盛世，但歷史會怎麼說，他們一定很清楚。
那些鼓吹管制報刊挽救社會道德的人，使我想到佛門一個故事。從前，有一群獼猴看見井中月影，一起商議救月：「月今日死，落井中，當共出之，莫使世間長夜暗冥。」於是，一隻獼猴用手抓緊樹枝，另一隻則緊抓牠尾巴，這樣一隻接一隻直入井中撈月。不料樹枝突然折斷，猴子都掉進井裡去了（《法苑珠林‧愚戇篇》）。香港新聞自由的樹枝，看來也會給救月的人折斷。
斷了之後，他們大概還不知道月亮原來不在井中。
二000年四月二十九日
你怕令人失望。你說我跟別人不同的地方是我總是給予希望。那時我想這是你認為我好的地方。實情是同時間你知道了希望的相對是失望。它們是並存的。
我們之間忽然出現了希望及失望的可能性。我提醒了你人生的不確定性。我從來跟這個不確定性相處得很好，所以不明白你害怕什麼。
人生從來都是這樣子。我靜靜地說。失去。獲得。失去。失去。獲得。重重覆覆，活過來，接受自己，放過別人，抬起頭來，這些總和就是成長。所有的成長都是革命性的。Life is living or dying，由你的面向分別－前者是革命性的，後者是無革命性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也在「請客吃飯」裡面。
你沉默。你不明白革命，即那些生活裡面的掙扎。因為你那麼好看，你輕易擁有你想要的人或者事物。在世界中心的你不用革命。革命是旁邊的人的事情。在世界中心的你不用成長。我沒有責怪你，完全沒有。因為明白到成長不是必須的，成長是一個需要。好像如果你不成長，你傷心得過不了明天。於是你唯有成長。如是我祝願你一輩子都不用成長。
除非你選擇成長。就好像我選擇成長。選擇讓自己赤身，純粹地面對世界。不以失敗及不完美為恥。學習更加誠實。學習更加不害怕。
好像我跟你說跳舞，我說學習跳舞的過程中一次又一次見到零零碎碎不完整的自己。你不明白我為什麼總是要挑戰自己。我笑說，不，我不喜歡挑戰自己或任何人。對挑戰這件事壓根兒沒有興趣。喜歡的是誠實及接受自己。從學習接受自己開始真正懂得接受別人，作為一個獨立和不完整的個體。那只是寬容的開始。我跟你說過很多次，我喜歡探戈，是因為它忠於人的肉體及心靈。不是因為它的技術難度有「挑戰性」。於是我明白到，你不跟我跳舞的原因不是因為探戈本身，而是我們面對一件事情的態度上的差異。如果你只認為那件事常常挑戰你，你怎會去做呢。那是人性。我覺得藝術或者舞蹈或者阿根廷探戈在容納我包圍我接受我。不是挑戰我排斥我區分我孤立我。
我學習的所有事情，我對待你，都不是挑戰沒有排斥沒有區分沒有孤立。我想你明白到這一點，不是因為要你明白我而已，而是從這點看出去擴展出去，你有寬容的眼光去面對世界，那個回報就是你發覺世界在善待你。
宣傳禁毒，最好的方法是什麼？是告訴全世界，這個世界有很多東西都比毒品好玩，你的腦子很珍貴，因為你很重要。因為你是一個重要的人，一個可愛的人，一個在世界上有用的人，所以你的生活、經驗、體會，都值得記得留下。嗑藥成癮後，很多值得記得的事情，都會慢慢一點一點流走。二、
香 港 大 學 學 生 會 下 月 中 將 進 行 全 民 投 票 ， 以 決 定 是 否 支 持 平 反 八 九 民 運 和 向 北 京 追 究 屠 城 責 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