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當路，只問狐狸》

已不太願意再對政府及現時一些參政人士多加批評，心近乎死矣。內子亦不免對本人之微言豪言感覺厭煩。讀報上之評論文章，才得以借有識之口代為出出烏氣。

古德明週六一篇，一貫的暢快淋漓：

查甘乃威。這個民主派議員據說向貌美女助手求歡，求之不得，把她解雇，事發後一面私下向她道歉給她十萬多元賠償，一面含糊其詞回答新聞界。於是公眾質疑他對妻室以至社會的誠信，立法會不少議員更主張把他罷免。

東漢順帝年間，大將軍梁冀用事，驕橫跋扈，隨意殺人。有一次，順帝選派八個位高望重官員巡察各郡縣，負責採風問俗，檢舉惡吏貪官。七人先後登車出發，只有年紀最輕官次最低的張綱沒有動身。他把車輪埋在京師洛陽都亭，歎息說：「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隨即上書彈劾梁冀「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奏章一上，天下震動。張綱埋輪，不是說小惡可以不問，只是為政不可不先問大惡（《後漢書》卷五十六）。

政治上，甘乃威是狐狸還是豺狼，翻翻近二十年香港歷史，就應該清楚。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香港有一位梁振英在《文匯報》上發表聲明：「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仁的北京愛國同胞，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現在，這位梁振英做了行政會議要員，處處頌揚中共當權者六十年功德，還有意問鼎香港行政長官職位。

二００三年，香港保安局長劉淑儀大力鼓吹二十三條反民主法案，計劃推行秘密審訊，並以「煽動叛亂罪」箝制言論，最後激起民憤，不能不下臺。去年，她却舉着「民主」大纛昂然進入立法會。

二００四年，立法會第一大黨民建聯的政綱上寫明要爭取二００七年實現普選。二００四年立法會選舉之後，他們就悄悄把「二００七年普選」一條從政綱刪去，改喊「二０一二年普選」。現在，他們又按中共意旨，改喊「二０一七年普選」口號。

這就是民建聯諸公、劉淑儀、梁振英等等的誠信。而今天他們每到一地，負責人擁彗掃門；每發一言，傳播界爭相報道；每撰一文，報刊幾乎無不鄭重發表。然則新香港講的誠信是非，首先須符合「識時務」三個大字。

所以，我們今天看見的，是大家紛紛聲討甘乃威，聲討者理所當然包括劉淑儀以及民建聯諸公。「甘乃威公器私用，不誠不信，必須譴責，必須辭職」之類嫉惡如仇呼聲此落彼起。誰叫他不是中共旗下議員。

豺狼當道，衞道之士就只問狐狸。

沒有路斯基的阿仙奴

昨日作客艾爾克馬，補時被追和。

少了生氣、進攻變得欠銳。隊長表現下滑。

請雲加快快與路斯基續約。別讓法明尼一幕重演。

六十年的文化史

前一段時期，正值中共執政六十年紀念，常有文章細說從頭，把建國以來之成就一一枚舉。可是，列舉的往往都只屬硬件一類，正面歌頌的多，反面批評的少。十月二日讀過明報副刊安拿奇一文（見此版對上兩篇貼文），才算是補足了歷史之面貌。文化層面之回顧看似虛無，仔細讀來，一幕幕歷史躍現眼前，政治之或鬆或緊、施政之或正或邪、人間之光明與黑暗、人性之光輝與無奈，一一顯露無遺。這是最有力的回顧，亦是最活生生的指證。

幾名人物，雖說是歷經磨難，其風采、其對真善美之堅持均為歷史留下深刻印記。生時雖苦、死後卻可說是只有榮而無哀。梁思成、林徽因是我看《人間四月天》時認識的，誠一代風流人物。梁漱溟之名是我讀大學時聽聞，那時我修讀中國哲學思想，對儒家所倡之道德人格心嚮往之，而梁漱溟一句擲地有聲，名垂千古之言，更是替抽象之理論立下楷模。此後每當我遇事而心志不堅時，憶起「匹夫不可奪志」，自會抖擻精神。

讀胡風之故事，無限凄然。讀林昭之殉難史，欽佩之情不能自已，感慨亦不能自已。

如此一份有關「文化」、有關「知識份子」之歷史，是中共執政六十年政績之最嚴正檢視。

題外話數句，有些人極低貶中國文化，我讀著此文，卻覺得無盡光輝，只要：不以中共代表中國人。

《大快人心》

看 1997 年舊戲《Funny Games》 （大快人心）。觀看前對劇情幾近無知，只知到了 2007 年，亦即初映十年後，導演竟把戲重拍，而《Funny Games USA》上映後更惹來嘩然：竟是一幕一幕絲毫無改！那麼重拍是為何？

看電影前刻意不讀影評和介紹。看畢，震撼非常。

以下是一些精采評論：

《2007大劊人心》－舊片重拍的必要性？

Funny Games (你玩得起．你玩唔起) [1997]

Funny Games U.S. – 你玩唔玩得起?

有意看此戲者，敬請耐心，事前不要讀此連結文章。

知識界六十年的 60 個關鍵詞（下）

文：安拿奇

20 遇羅克

（1942 年-1970 年3 月5 日）一個在機械廠當學徒的年輕民間知識分子，竟敢在1966 年撰文反對血統論，其文《出身論》直指當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邏輯之非，呼喚民主和人權，在青年知識界和地下文化圈最為廣泛流傳，被中央文革小組批為「大毒草」。遇羅克1970 年以反革命罪被殺， 絕筆詩為： 「未必清明牲壯鬼，乾坤特重我頭輕」。

21 張志新

（1930 年12 月5 日－1975 年4 月4 日）「她把帶血的頭顱，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讓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韓瀚的這幾句詠張志新的詩曾經流傳一時，可現在和張志新的名字一樣成了不許重提的敏感詞。張志新是文革後期質疑、反對毛澤東個人崇拜最猛烈者，因此受到的迫害最深、虐待最慘，處死她前夕竟割斷她的喉管以徹底剝奪她說話的權利，這真是對說真話者下場最赤裸裸的一個隱喻！

22 梁效

23 石一歌

「梁效」是兩校的諧音， 「批林批孔」中北大、清華大學批判組的筆名，直接或間接根據毛澤東與江青等旨意寫作為政治服務的文章逾二百篇，均佔據《人民日報》等大報的顯赫位置，並被爭相轉載，視為高層意圖的傳達。可怕的是「梁效」顧問和成員中不乏著名知識分子，如馮友蘭、周一良、林庚、湯一介、葉朗等，翰林不想寫阿諛文章尚可掛冠一走，時至 1976 年，這些新翰林們卻只有積極搖筆違心吶喊的選擇。與梁效齊名的是上海的「石一歌」，該團體因為其中成員余秋雨在世紀末暴得大名而又重新被世人關注。

24 四五運動

七十年代後期，一冊《天安門詩抄》以及其中最好的一首詩「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流傳甚廣，因為這是人民借紀念周恩來而反抗暴政的四五運動的最佳象徵。日後這首詩還將在紀念胡耀邦、趙紫陽等時候一再被引用。四五運動是人民忍無可忍的一次爆發，也是激烈衝撞的民間思想啟蒙的第一個缺口，其時建國近三十年，人民力量第一次自發集結和抗爭，而不是被政治需要擺布。

25 傷痕文學

反思文革的文學被稱為傷痕文學，受了傷不去反抗，僅止於舔傷和展示傷口，實在是中國式的自憐，亦是中國作家的可憐。為了能夠發表，傷痕文學一般會加上比較有希望的結尾，即「光明尾巴」，此尾巴至今仍存在官方媒體的大小負面新聞報道上。

26《哥德巴赫猜想》

詩人徐遲這部關於數學家陳景潤的報告加科普文學在七十年代末影響甚大，使科學家、科學研究在民間重新樹立起尊嚴。陳景潤及日後被宣傳的李四光、華羅庚等成為年輕人心目中另一種英雄，這是知識重新受尊重的一次戲劇性轉折。

27 西單民主牆

28 北大三角地

沒有網絡的時代，民主牆這一形式就是異見者的BBS，來源自大字報的形式卻完全超越了大字報的盲目，民主牆在七十年代的思想再啟蒙運動中具有極大的作用，讓人看到了思想的自由、正常撞擊所能帶來的覺醒。黨政府對民主牆先支持後禁止，在民主牆發表《第五個現代化》的魏京生和不少異見者因此繫獄。北大三角地是民主牆的延續，在八十年代的學潮中起重大作用，九十年代後性質改變，今年終於被徹底鏟平。

29 北京之春

中國在 1977 至 1978 年間一個短暫的政治寬鬆時期，叫做「北京之春」是呼應十年前的「布拉格之春」，但亦遭到了後者一樣的命運。

30 《今天》

《今天》雜誌的創辦與民主牆息息相關，1978 年底創刊的這本重要的文學、思潮性地下刊物最早也以油印形式張貼於北京街道牆上。《今天》在一段長時間內成為內地激進思潮的文藝化形式的集中地，《今天》 及其創辦人北島等從此成為中國非主流文學的先鋒象徵，並因此被西方了解。

31 平反

這是安撫中國知識分子最簡便好用的工具，是以較小的屈辱代替之前的大屈辱的一種手段。多少冤案以「平反」二字輕輕帶過，毋須追究和反思，知識分子已經感激涕零，如丁玲1984 年才獲得徹底平反，她的反應是長吁一聲： 「這下我可以死了」。但即使區區兩個字，至今仍然與許多含冤一世的人絕緣。

32 清除精神污染

1983 年發起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抵制西方思潮和生活方式的影響滲透，首當其衝的仍是知識分子和文藝作家，如白樺的《苦戀》便被大舉批判，蜜月期結束，時光彷彿又倒流到1951 年。

33 霹靂舞

34 搖滾樂

1987 年霹靂舞和搖滾樂幾乎同時進入中國年輕人視野，當時被這兩種形式直接做了身體和感官啟蒙的年輕學子，今天不少成為知識界或民間知識界的激進人物，他們質疑主流思想的態度，也許就在霹靂舞和搖滾的時代埋下了種子。搖滾樂的影響更為深遠，先行者崔健被譽為另一種啟蒙者，但隨著中國搖滾的複雜化、商業化和娛樂化，批判鋒芒已經罕見了。

35 民刊

英美現代主義時期獨立出版小雜誌的中國變種，但比前者含有更多的政治意味，因此也遭遇更大的生存挑戰。八九十年代是民間刊物的蓬勃期，其後隨著網上論壇的普及、正式出版物對地下文學的收編以及審查部門的大力整頓，民刊式微。

36 《讀書》

自1979 年創刊，《讀書》就不是一部單純的書評雜誌。它大致經歷了注重思潮整理時期、考據時期以及1996 年至2007 年汪暉與黃平主編的「新左陣地」時期。它的讀者定位為「中級知識分子」，從它的發稿關注點的改變也可以看出「中級知識分子」思考取向的轉變暗潮。

37 朦朧詩

因為惡意批評而得來的這個名稱，雖然不為當代詩歌的核心人物們承認，卻是民眾理解和接受的。朦朧詩一方面激化了人們對自由思考、自由生活的嚮往，但一方面又讓普通讀者和平庸創作者停留在朦朧美的溫柔鄉中，刻意迴避現實。

38 八六學潮

39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1986 年始發於相對內陸的城市合肥的這次「學潮」，是建國以來第一次比較成熟和正面追求民主的學生運動，訴求是反貪污和反對人大代表尸位素餐，同時以行動方式表露了對言論和遊行自由的追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應之，被迅速撲滅。

執政者的回應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政策再度左傾，支持學生的知識分子如方勵之等被打擊，不支持「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胡耀邦最終被迫下台。

40 國學復興

八十年代後，內地知識界有國學復興之潮，不少研究中國哲學、史學、古文學等名家都被尊為國學大師，當中有不屑者，亦有借「國學」二字寬泛性而混跡其中的「雜家」，如最近被揭穿的文懷沙之流。

後來被內地追認為國學大師的錢穆曾就「國學」一詞說： 「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名詞。」很能戳穿鼓吹國學者的功利面目。

41 海子

隨著時間推移，1989 年自殺的詩人海子的影響力在民間日益壯大，甚至超越知青時代的詩歌英雄食指、再啟蒙時代的詩歌英雄北島；但同時他在詩歌界的影響卻由過盛轉向衰落和反撥。 現在海子更適合作為特定時期的一個精神現象來回顧：八十年代末，人們對精神力量的渴求以及崇拜之熾熱，恰恰反映了其時物質和現實自由之匱乏；而此後九十年代初的死亡崇拜則反映了價值觀再度失落後的虛無。

42 六四

「痛心疾首」——唯有此四字能形容當時知識界希望破滅之巨。八九學生運動的激化是人民長期的正當要求一再被壓制而來的強力反彈，失控情有可原；六月四日的悲劇無論如何不應如此極端，鎮壓手段不可原諒。

二十年過去了，執政者一再錯失挽回知識分子失落之心的機會，不曾為六四評價做出半點讓步，也沒有對受害者作出最基本的補償，反而進一步收緊言論自由，把歷史視為禁區，有識之士，其痛猶甚！

43 新左派

44 自由主義者

世紀之交，中國知識界出現了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者之爭，至今餘波不息，時而甚至更劇烈，那都是和中國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相關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者出發點都是憂慮中國前途、關注蒼生命運，然而手段不一樣、重點亦不一樣。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原則第一優先，新左派追求絕對的公平原則，其實兩者為何不能兼得？新左派是用理想迴避現實，自由主義者是以現實迴避理想。自由主義者中的市場決定論者無恥無情，新左派中大量混雜的民族主義者和毛主義者愚昧偏激，皆為可厭。

45 陳寅恪熱

46 錢鍾書熱

47 王小波熱

九十年代中國讀書界總因某人逝世或被「挖掘」而形成對他的熱潮，甚者還升格為「學」，例如錢鍾書，《圍城》和《談藝錄》、《管錐篇》被推至過分的高度，最後「錢學」便應運而生，人們熱衷於談論他的博學、機智而無法找到他的思想。

而對於陳寅恪則沉迷於他的形象、遭遇、情懷寄託，把他樹立為失落文化的象徵品。王小波比較例外，他也被樹立為邊緣、獨立知識分子的象徵，而因為他反傳統的經歷和思想得到後來青年的親身驗證。他死於1997 年，以自己的命運和作品預示了未來十年青年的命運。

48 民間知識分子

49 知道分子

50 公共知識分子

八十年代前，正常學術研究環境的欠缺導致相當大批的民間知識分子存在，他們成為火種的延續者甚至燎起新火者，八十年代後，繼續存在的民間知識分子被學院派譏為「野路子」，殊不知他們在過去和現在都比學院裏的知識分子多保持了一些尊嚴和獨立。民間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末的變種是知道分子和公共知識分子， 前者多投身媒體，為少數人民服務，以務實的知道為榮，卻忽視大義；後者在公共言論場域的位置至今日益見重，以一種更獨立和自由也更積極的方式介入現實、爭取發言權，這點多少繼承了魯迅和五四傳統。

51 中宣部

52 《炎黃春秋》

53 南都事件

54 冰點事件

文革遺風保存最完整者，非中宣部莫屬。近年被稱為「真理部」的中宣部在繼續製造「真理」的同時，常以比政府更左的姿態打擊異見者和大膽踩界的刊物。

《炎黃春秋》就是其中一本被重點關注的對象，因為它提倡黨內民主、政治改革，堅持反思極左派和文革的錯誤，並對被中宣部歪曲的史實多有糾正，所以多次受到停刊和撤換編輯的威脅，幸有中共元老保護得以冒險生存。至於另一些頻頻犯險的傳媒則沒有那麼幸運，2003 至2004 年發生南都事件，《南方都市報》的前主編程益中等被捕，以貪污入罪，一般認為是對《南方都市報》大膽的報道的報復行為；而2006 年的冰點事件更是中宣部直接干預，勒令刊登了對歷史有不同看法文章的《冰點》周刊停刊整頓，引起媒體界和知識界嘩然，後在原主編李大同等的竭力抗爭下《冰點》復刊，但主編副主編並未復職。

55 章詒和

反右五十周年之際，眾聲啞默，彷彿那是歷史上不曾存在的事件，唯獨當年大右派章伯鈞之女章詒和挺身而出，拒絕遺忘。她的著作《往事並不如煙》以濃墨書寫了這段被抹去的歷史，並以《伶人往事》補償之，從中可以看到當時政界、知識界、演藝界種種荒誕乃至悲慘之情景，以堅持記憶對抗政府及主流話語鼓勵的忘卻與「寬容」。今年章詒和發表《臥底》、《告密者——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兩文，更是直指文革前後普遍存在的告密行為，這種行為因為在知識界比比皆是，人們已經見怪不怪，所以反過來指摘章詒和小題大做和不夠寬容，然而怎麼沒有人追問是什麼令知識分子墮落為臥底、出賣朋友以自保呢？為什麼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變得威武能屈、貧賤能移、富貴能淫呢？

56 一塌糊塗BBS

57 牛博網

58 烏有之鄉

一塌糊塗BBS 站名諧音「一塔湖圖」，即指北大的博雅塔、未名湖和圖書館，創辦於1999 年，一度是中國極富影響力的網上討論區之一，以言論自由、討論氣氛寬容熱烈著名，在其上縱論世事國事人事的多為大學生或知識青年，因為屢次觸碰敏感話題被整頓，最終2004 年被永久關閉，直至最近才有限度地重開。之後在泛民間知識界有影響力的兩個著名網站牛博網和烏有之鄉分別走向兩個方向：簡單的自由主義和粗暴的新左派，後者日益遠離理性討論，以替毛時代塗脂抹粉為能事，但支持者眾。網絡時代至今，因為執政者的不斷打壓，也因為參與者的素質參差，尚未有一個真正能健康發展的討論網站存在。

59 博客

博客的出現，令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們找到一個可公可私、可攻可守的小陣地。雖然有不少人用博客自我貼金，如余秋雨；但更多人借博客宣揚公民社會、團結民間正義力量，如艾未未、梁文道等，艾未未在楊佳案中聲援楊佳、幫助楊母，在地震周年之前展開對死難學生情況的公民調查行動，皆以博客為聯絡、討論和發布的平台，效果顯著，以致其博客最終被封。後來微博出現，著名者如「飯否」網，地火有燎原之勢，因此都迅速被政府封殺。

60 《零八憲章》

《零八憲章》是六十年來由中國知識分子為主發出的一次最清晰和完備的政治訴求表達，雖然他們明確表示並不奢求可以很快實現所追求的目標，僅藉此表達他們就「中國未來向何處去」這個問題的共識。

參與簽名的知識界名人不多，簽署者大多數是民間知識分子、維權人士和關注現實的普通人，這說明「正統」知識分子明哲保身的態度未變外，還說明了民主意識在基層知識界反而得到更多的普及和認同。憲章發起人劉曉波再次被捕，之後為了迎接建國六十周年大慶，政府進一步收緊言論自由、加強監控，現實中國與 《零八憲章》中期望的那個中國距離愈來愈遠了。

知識界六十年的 60 個關鍵詞（上）

知識界六十年的 60 個關鍵詞（上）

文：安拿奇
明報 2009年10月2日

1 梁思成

（1901 年4 月20 日－1972 年1 月9 日）

2 林徽因

（1904 年6 月10 日－1955 年4 月1 日）

名門之後、才子才女、神仙鴛侶，他們沒有辜負這些神話般身份所要求他們付出的犧牲。建國伊始，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命運就和北京老城的命運綁在一起，因為研究古建築，他們深知北京老城牆等的藝術和歷史價值之重，因此成為最激烈反對拆老城的人。但反對無效，即使他們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和國徽設計者。殊不知，改朝換代，極需這麼一個象徵行動，六十年後，香港不也一樣拆了皇后碼頭。

3 電影《武訓傳》

一部拍攝檔期跨越建國年的電影，也是共和國的第一部禁片，而目前我們還不知道將來還有多少部禁片。這部孫瑜導演、趙丹主演的關於一個清朝乞丐行乞興學的小故事片，本來在電影藝術上乏善可陳，卻因為政治需要成為大舉批判的對象。1951 年批判《武訓傳》實則是毛澤東的政治手段的一次成功實驗，並且為日後一系列以政治批判代替文藝批判的行為樹立了完備的模式。

4思想改造

5 洗澡

1951 年的「三反」及1952 年的「思想改造」運動所開始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持續日久的改造過程，最優秀的文學概括就是三十多年後楊絳的小說《洗澡》。

思想改造運動最初用毛式語言來形容，是「脫褲子，割尾巴」，知識分子嫌粗鄙，改用「洗澡」粉飾之，殊不知「洗澡」更為殘酷，每個人既是幫助別人洗澡的，也 是被洗澡的，幫助別人洗澡需要「背靠背，面對面」：背著洗澡者搜集他的問題材料；當面批判他的錯誤，評價他洗的澡；被洗澡者只要沒有檢討到人們背後所湊的 那些問題，便過不了關，還得再洗。但按改造者的標準，知識分子的澡是永遠洗不完的。

6 梁漱溟

（1893 年10 月18 日－1988 年6 月23 日）中國知識分子好為國師，多是自作多情，唯獨梁漱溟先生不然，他是有「為萬世開太平」的氣魄和實踐的。可惜儒家最後一個身體力行的英雄卻碰上了一個流氓的時代。不是作為哲學家，而是作為政治活動家，1953 年9 月，梁漱溟先生應邀在政協常委會上就過渡時期總路線反映農民問題。隨後，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當眾當面點名批判，認為他反對總路線。其時毛澤東的言語毫無尊重節制，他說：「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你梁漱溟的功在那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能讓毛如此失態的，必是對他構成巨大壓力的人物。

梁漱溟先生的存在，是精神價值在萬馬齊瘖的時代中唯一所繫，七十年代批判孔子，先生不從，應以一句「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乃其道一以貫之的最終證明。

7 胡風

（1902 年11 月2 日－1985 年6 月8 日）

反革命集團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由政治鬥爭代替學術爭論、為政治陽謀做文藝預演的一次大規模實習。1985 年，尚未得到徹底平反的胡風去世，唯有曾受牽連的聶紺弩寫悼詩，其中兩句是： 「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把胡風被害後的失常、因言獲罪的經歷用十四字絕望地概括了。其實還應該添上一筆：「千萬餘人受牽連」，1955 年展開對胡風反革命集團調查僅僅兩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壞分子」29,230 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 人，這是建國以來對文藝界和知識界最大的一次整肅運動。

但最可怕的是，人性的弱點此次由知識分子大規模演出，胡風的舊友舒蕪撰文、提交私信落井下石，何其芳、巴金等都有大力批判，叫人心寒。後來文革時在民間出 現的道德、價值淪喪，以此時知識分子的淪落作為先聲。日後人民延續至今的虛無主義、對強權的畏懼心理，亦由此時知識分子人心惶惶、理想幻滅的反應埋下了伏 筆。

8 鳴放

明明是引蛇出洞，卻美名曰：百花齊放。如果說大鳴大放的片刻偽言論自由有什麼價值的話，就是讓獨裁者最後一次聽了點來自宮闈外的真話，甚至可能感到了一絲 恐懼。從1956 年「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到1957 年「大鳴大放」，腥風血雨前夕的天空竟然被粉飾得如此漂亮。當言論自由作為一個謊言暴烈地被揭破之後，知識分子們學會了徹底的三緘其口、道路相遇甚至不敢以目怨，最後紛紛為了自保而放棄最低的一點尊嚴。

9 儲安平

（1909 年－1966 年？）鳴放運動中，作為當時尚算一份民主黨派報紙《光明日報》的主編，儲安平盡其言責對政府發出了委婉但已是最尖銳的批評，他警告說共產黨人已經把中國變 成一個「黨天下」的中國。如今看來，他其實是說出皇帝的新衣的小孩，而此前此後的全國圍觀者，都已樂於稱讚謊言的美麗了。1966 年他投湖自盡，未遂被救，但不久又告失蹤，不知最後死於自殺他殺。其子回憶： 「9 月20 日，我得知中央統戰部下達了一個命令：一定要在10 月1 日國慶節之前找到儲安平的下落， 『以確保首都北京國慶的安全』。」這句話，今天又被講了一萬遍。

10 反右

在虛構的集體回憶中，五十年代是個貌似單純的年代。「反右」為它提供了荒誕的證據，它是單純的，非我族類即右派，右派即敵人，這頂帽子可以隨意扣在獨裁者 以外的任何人頭上，因為「我」最終只得一個，其餘皆敵也。中國式的左右難分也從此再無法理清：左派，你以為他是激進派，卻原來是最保守派、建制紅人；右 派，你以為是傳統意義保守派，原來他是個異議人士、被壓迫者。

11 《海瑞罷官》

12 「三家村」

1953 年，北京開始醞釀拆古牌樓，並準備進一步拆除古城牆和城門，當時歷史學家、北京副市長吳晗負責向反對拆除者做解釋工作，結果與梁思成發生激辯，梁思成被氣 得當場痛哭。諷刺的是，吳晗在十年後也成為了被拆除的對象，表面上看來因為一部他寫的《海瑞罷官》於1962 年上演，疑為替彭德懷辯護，再看是針對彭真的北京市委，最後牽出文化大革命。後來批「三家村」、批鄧拓、批周揚……借文藝作品開刀推行政治鬥爭，已經成為 弄權者樂此不疲、得心應手的好武器。

13 毒草

1965 年11 月10 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抨擊《海瑞罷官》是「大毒草」，從此「毒草」二字開始泛濫於「文藝批判」間，比較著 名的是紅代會北京電影學院井岡山文藝兵團，江蘇省無產階級革命派電影批判聯絡站，江蘇省電影發行放映公司於1968 年1 月印發的題為《毒草及有嚴重錯誤電影四百部》，凡是有違、甚至不涉及歌頌毛主義者價值觀的文藝作品，都會被打成「毒草」，以致後來有人專門找「毒草」看， 因為它往往是好作品或異類作品的標誌。直到今天，《海角七號》來大陸上映，還被人斥之為「毒草」。

14 樣板戲

有「毒草」就必然有「香花」，樣板戲就是當年樹立的「香花」，到最後完全壟斷了戲劇和電影舞臺，以至有「八億人民八個戲」一說。八個戲包括《智取威虎 山》、《海港》、《紅燈記》、《龍江頌》、《奇襲白虎團》、《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和《沙家浜》，由江青拍板。1964 年江青作了題為《談京劇革命》的講話。這是樣板戲確立地位前的重要一役，也是江青在政治舞臺的首次亮相。樣板戲徹底貫徹了革命文藝的功用主義精神，只要有 利於表現「三突出」，西洋大樂隊、話劇對白甚至芭蕾舞都可以用上。人民在這種集中火力的洗腦行為中逐漸麻木甚至形成了依賴症，從今天許多人對樣板戲甚至對 文革的變態懷戀可見一斑。今天仍然有樣板戲，整個中央電視台的節目都是。

15 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是典型的毛式語言，他1955 年用之批判傳統戲曲中的鬼戲，稍後用來批右派，到六十年代已經被他和支持者用作泛指一切「敵對勢力」。這種粗暴地把一批人定性、然後依此定性進行迫害的歪理，在那個時代已然成為合理邏輯。

16 林昭

（1932 年12 月16 日－1968 年4 月29 日）整個六十年代就是林昭的一部殉難史。在幾乎所有大知識分子都已噤口自保的時候，只有這個北大中文系女學生堅持說真話。1957 年被劃為右派，1960 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在獄中堅持抗爭，1968 年被處死，當局從未正式公布過判處林昭死刑的罪名。林昭遇難翌日，上海公安局向她母親索取5 分子彈費。林昭在獄中留下的二十萬字血書、審理該案的盈之滿屋的秘密卷宗大多至今尚未見天日，但那必然是時代最真實的見證、最痛切的吶喊。在我心目中，林 昭是六十年來中國最美麗、最勇敢的一個人。

17 大字報

雖然按毛澤東說法，大字報自古就有，但沒有他的扶持，大字報不會成為那個年代「筆桿子殺人」的最有力武器。1955 年肅反、1957 年反右，大字報開始泛濫，直到1966 年北大聶元梓等貼出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毛澤東批准下播發了聶元梓大字報，《人民日報》全 文刊載並配發了評論員文章。這張大字報被毛澤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0 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而毛自己同年寫下的《炮打司令部》，則被冠以「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副題。大字報既是揭發、批鬥、誣陷別人的暗器，也是被用來構陷罪 名、以言入罪的工具，極端時期，只要被大字報提及，你基本上就沒有自辯的可能，因為任何自辯都會成為你的新罪證。這種貌似發揮言論自由的、貌似底層自發的 民間傳媒，實際上是扼殺言論自由乃至人的生命的鬥爭武器中精心安排的一環。

18 自殺

士以死明志，中國傳統也，沒想到在1960 年代此風達致高潮。鄧拓、老舍、陳夢家、翦伯贊、傅雷……但是這些知識分子的自殺，幾乎都是被自殺，走投無路還要高呼毛主席萬歲然後一死——死是免去生之 辱，高呼萬歲是為了保護活下去的後人和朋友。但即使如此，他們也逃不了另一新罪名：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以死來對抗文化大革命。

19 知識青年

六十年代，為了緩解青年淤積於城市可能帶來的危機（因為他們的血性和可能的反叛，也因為城市不勝負荷），黨想到了讓他們去更惡劣的生存環境消耗精力。知識 青年往往只有初中、高中學歷，倒是他們上山下鄉的經歷為他們帶來了更多做人和反抗的知識。他們在為農民們帶來麻煩的同時，也帶來了最低限度的一點啟蒙。而 知識青年自己之間的切磋，為後來的知識、文藝爆炸式復興埋下了種子。

不愛己，何以及人？

早上聽了講座，觀點精采而多樣。其一是：「若有教師不愛惜自己、不愛護家人，別指望他能愛講和關心學生。」

陳廷三博士引了他讀過某文章的故事。引自古德明《中共和臺灣》：

臺灣八月遭颱風重創之後，中共馬上救患分災，宣布醫療隊、建設隊、起重直升機等隨時可以赴臺相助，並送出一千套品質優良的臨時組合屋以及五十億元賑濟金，以至臺灣總統馬英九哽咽着答謝中共「血濃於水的感情」，臺灣立法委員金素梅更親到北京，淚眼汪汪高歌一曲《我們都是一家人》。

春秋時，齊桓公手下有易牙、豎刀、啟方三人。易牙不惜把膝下稚子烹為肉羮，作桓公酒筵美味；豎刀為求入宮侍奉桓公，自我閹割；啟方追隨桓公十五年，父親死了也不回家哭喪。桓公因此視他們為腹心。但是，國相管仲臨終却勸桓公疏遠這三人，指出他們連父親、兒子，以至自己軀體都無有所愛，「又將何有於君」。桓公不以為然，終於死在易牙、豎刀手上，啟方也棄他而去（《呂氏春秋．先識覽》）。

今天，中共之對大陸百姓，恰以易牙對膝下稚子，豎刀對胯間卵囊。比如說，去年毒奶粉事發，腎結石孩子據中共說至少有三十萬。但這些孩子無論是死是病，家人一律不得索償。北京有個民間組織叫公盟，想代為興訟，不旋踵就被公安取締。

又比如說，去年四川地震，至今災民多數還是自生自滅。有些即使獲當局安置，入臨時組合屋棲身，但不久就發覺組合屋建造材料含大量甲醛，令孕婦紛紛流產。誰要追究地震中的人禍，誰就蒙上「煽動叛亂」罪名被毆打被拘捕被監禁。中共對大陸百姓無有所愛，「又將何有於臺灣百姓」，這問題也許只有馬英九、金素梅那樣的政治家可以解答。

當然，很多問題今天其實不必深究，畢竟這不是講道理的時代。講道理，你只會大惑不解。就說西藏達賴喇嘛和臺灣民進黨吧。達賴口口聲聲承認西藏隸屬中國。他也沒有軍隊發動西藏獨立。中共對他却毫不假借，斥他有意分裂國家，是「豺狼」，是「人禍」，要禁止他到外國甚至臺灣。民進黨明明白白否定臺灣是中國領土，更致力勾結美日，絕對有力量割據臺灣自成一國，中共却待他們為上賓。月前民進黨籍高雄市長陳菊到北京，連「臺胞證」都不用領，處處獲共幹熱情款待。中共對民進黨如此，對達賴則如彼，其中原因，就是馬英九那樣的政治家，恐怕都不能解釋。

宋朝仁宗年間，雄州知州趙滋有一年見塞外契丹族饑荒，毅然打破「米出塞不得過三斗」的繩規，下令出米救濟，說：「彼亦吾民也。」他是愛彼民若吾民，完全沒有盤剝雄州百姓以濟契丹，所以史家讚美說：「亦仁人之用心。」（《宋史》卷三百二十四）

至於中共，對臺灣是不是亦仁人之用心，待臺灣像西藏一樣落入他們手上之後，你就會知道。

如此引申譬喻，倒是意想不及，卻叫我心表認同。

叫我想起去年、念到現狀的舊戲

看了電影《400 Blows》，心裡不好受。

失教的少年，逃學、偷竊、離家出走。

電影中兩幕叫我印象深刻。有一幕，體育教師帶領一班學生繞城跑，沒多久，幾位隊尾的乘人不覺，逃到別處去了，接下來，一批又一批的同學相繼如此，教師仍像懵然不覺。另一幕，男主角把偷來的打字機歸還時被補，父親把他帶到政府機構，表達自己無力管教，「我帶他回去，他會再跑」，官員回覆：「你必須提出申請、將你的監護權……轉給少管所……」。為了孩子的好，父親最終當然是應允了。

男主角離家之時期，曾去觀看一兒童布偶劇。導演刻意拍攝一大班兒童投入觀看的表情，氣氛熱鬧和高興，每張臉孔都稚氣，互相能有共鳴，齊笑齊喊叫。每一位兒童都該是如此、亦天生如此啊！

你父母說你總是說謊
噢，我說謊，我想有時吧
有時，如果我講了真話
他們也不信我 所以我喜歡說謊

五十多年前的舊戲了。當年外國如是，今時今日本地豈不仍如是？

曾有革命嗎？成功了嗎？

今天，宜重讀梁文道的《告別革命，死者復歸》，發表於蘋果日報 2009 年 9 月 20 日。

國慶為甚麼要閱兵呢？或者更直接地問，閱兵的意義到底在哪裏？

兵者，兇器也。在一片人工製造的歡欣氣氛之中，把一隊隊坦克和可以運載核彈頭的導彈送進張燈結綵的大街，難道大家就不覺得詭異甚至荒謬嗎？當然，我知道標準的答案一定是閱兵能夠展示國防的力量，而保證人民的生命安全正是國家存在的基本目的。

可是這個國家根本就建立在一連串的戰爭之上；它不只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而和平誕生的機構，它還是一具透過無數殺伐才得以穩定執政的戰爭機器。為了達成保護人民的目的（比方說保護人民不受外國侵略），它得先屠戮人民；如此弔詭，如此難解。

所以怎樣定位 1949 那一年所發生的事，便成了一個很緊要的問題了。如果把它看成「革命」，那麼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罪惡了。儘管是罪惡，但你還是有辦法解釋，因為它到底是場革命嘛。例如，你可以描述一個革命前的黑暗狀態，把它形容為水深火熱的地獄，然後陳說革命之必要，與戰爭的不可迴避。你還可以挖掘出一條和平路線曾經有機會實現的證據，然後控訴國民黨拒絕和議，堅持用兵的殘酷及愚蠢。雖然並非全無可議，但這樣一套革命論述大體上還是能夠勉強地解說那種弔詭的情境。沒錯，國共戰爭那三年是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可那是革命呀，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新國家，不得已，總得有人犧牲。於是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能以龍應台所說的「勝利者」形象，心安理得地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面，檢閱它勝利的原因了。在這個意義上，快樂地閱兵不只不荒謬，反而很正當；因為當年的戰爭是正義的，眼前的武力也是正義的。我們正義，並且凱旋，你就算興奮得跪倒在裝甲車前，也沒有人會怪你變態。

不過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因為 1949 那一年還可以有別的說法，比如「內戰」。我覺得大陸這幾年越來越流行「內戰」這套論述是很不可思議的，因為「內戰」和「革命」不好並容。內戰是一國之內不同武裝力量的交戰，雙方搶奪政權，彼此敵對仇殺；然而，這畢竟是同一個國家裏頭自己人的事。革命就不同了，它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它要徹底推翻過去一切的邪惡與腐朽；革命者和老政權完全是不可與共的兩端，判然分明。

如今用「內戰」代替「革命」，目的自是為了兩岸統一。大家打了半天，可到底是自己人起閧，正所謂「渡盡劫波兄弟在」，兄弟倆千萬別以為打完一場架，就連血緣關係也斷了。所以南北戰爭打完，美國還是原來那一個美國。

有些論者喜歡用南北戰爭比較我們的內戰，覺得人家到最後大團圓結局很好，雙方彼此尊重，敗軍之將李將軍至今還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粉絲遍及北方。怎麼我們就不行呢？

因為我們的內戰在某程度上還沒有結束，也沒有人投降，它延續變形為一種不動聲色的敵對狀態。就說是革命，它也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長期革命。而且我們始終繞不過那個問題；它究竟是內戰還是革命？只有「內戰」才能支持雙方和解，並且必將統一的道理。只有「革命」才能說明為甚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新中國，而今年是它建國的六十週年。它們的矛盾在於如果你接受革命論述，你就必須承認對手不是兄弟，你和他沒有關係，他是和你全然不同的老怪物。你還得考慮是不是要繼續「解放」對岸的大業；如果不，你要說明對方已經不腐朽了，而你自己原來也不革命了。

以「內戰」代替「革命」，你該如何解釋自己的新穎？失去了「革命」那種看似天然的道德光環，你在內戰中殺了那麼多人又還有甚麼道理可講？死者不再是讓政治理想大放光明的燃料，而是「兄弟倆」奪取大位過程中的無辜寃魂。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二之一）

國慶日，是否該要弄清為何國而慶、為何事而慶？當年建國，是為發揚怎樣的理想、是要實踐和創造何等的治國理念？那些理想和實踐，是對的嗎？是仍舊要致力發展嗎？與現狀之相距該如何看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