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介明談休學

上週五，信報有兩篇文章值得一讀。

其一，程介明《哈佛鼓勵新生Hea一年》：

收到謝家駒主編的《社會創業論壇》通訊，裏面介紹哈佛鼓勵新入學的學生，在入學前休學一年，認為可以讓學生終身受益。

「休學」這個 詞，也許翻譯得不好，原來是「gap-year」，也就是在學習當中騰出的一年。在筆者念書的年代，休學叫deferment，一般是學生會會長與副會長 當選以後的「優待」，可以放心做學生會的事務，至今如此。雖然幾乎是學生領袖的特權，但是已經隱涵停學一年的正面意義。也就是說，學習，不限於講堂、課 本、實驗室、圖書館；為同學服務，當學生領袖，也是一種學習經歷。現在許多在社會上獨當一面的、當年的學生領袖，都會深深感受那一年的豐富收穫。

 ……

很多朋友看了也許會大惑不解，如此說，豈非閒逛一年也可以？難道不需要規定一個範圍、不需要做一個報告以供評估之類？豈非可以Hea一年？

沒錯！通訊介紹了一篇「刺透性」文章，是由哈佛「招生辦」主任（筆者曾經訪問過她）、招生及學生資助主管、哈佛教育研究院一位心理學教授三位合寫；也就是說，這不是一般的評理論文章，而是近乎校方的宣言。因此下面不避抄襲之嫌，與讀者分享。

文 章說（大意），哈佛的「招生辦」錄取過許多代人，包括今天錄取的許多學生的家長，但是時代不同了。近年來學生為了擠進頂尖大學而經歷的壓力和催拔，幾乎從 搖籃就開始，幼兒園、小學、中學，就經歷着比進哈佛還要尖銳的競爭。而近年不斷傳頌的億萬富翁的發迹史、運動員的天價收入，以及CEO的驚人報酬，又讓這 些壓力和競爭變本加厲。於是，各類專家很早就進入了孩子的生活，教導孩子如何應付幼兒面試，如何建立個人的經歷檔案（profiles），以致過早地集中 操練一種運動（這也許是美國才有的現象）；而家長們也願意付出巨額的金錢，唯恐孩子吃虧。

文章的這些描述，對我們香港人而言，何其似曾相 識。但是文章筆鋒一轉，指出：但是今天的學生，明顯地在經受着過度的壓力；不少中學生因而濫飲或自殘；學校輔導人員倍增；不少「成功」的學生寧願卻步而反 思。另一方面，不少三四十歲的「成功的」專業人士，往往會說：他們入行，是為了滿足別人的期望；他們入行前根本沒有思考；他們覺得沒有經歷過少年生活……。

文章跟着提供一條出路，也就是「暫停」（time-out）。不管做什麼，有目的無目的，有系統沒系統，為事業、為學術、為個人興趣，反正是讓自己停下來，想一想；擺脫慣常的壓力和期望，經歷另一類生活，重新尋找自己的價值和目標。

這些話，要是出自心理輔導者或者是神職人員，毫不奇怪，但來自世界最高學府的招生負責人，卻是如此地震撼。

文章還透露，原來近四十年來，哈佛「招生辦」一直鼓勵新生在入學前休學一年，而且寫進了取錄書。實際上，每年有五十到七十名新生也真的選擇了休學一年。哈佛 的學生報Crimson最近報道，很多選擇休學的學生都覺得經歷難忘，建議應該推廣到全部學生。他們在這一年裏面，從事的活動包羅萬有：從商的、從政的、 旅遊的、體育的、音樂的、救災的、扶貧的、探險的… …，難以勝數；有些學生還將一年劈成幾段，增加經歷的姿彩。

信

這個真美好。
我往往是先讀文字再看圖。
讀時，沒想到你是動物。
有沒有人真能全心全意相信這世界？

好

近半年愛上 Tina Ko 信報上的畫。

「我想像你那樣有力量。我也想像你那樣平易近人。」把兩句話都讓自己一口說來。

不要互相羡慕了。我要成就更美好的人。

歪曲畫的原意了。原意其實也極好。

不沉淪

有時，做著這些那些，然後，偶爾聽到中四同學說：「不知誰是陳茂波」。想：自己所做者何？所為何來？

撫心。想起你。

明白該做的還是要做。而最重要的原因，是要繼續努力成為你敬愛的人。

愛你，就是這樣。

誰是兩電保護者？

部分立法會議員是「原教法治主義者」或「原教理想主義者」。

這兩個別具創意、別出心裁的政治新名詞出自何處？所為何事？

旅遊界議員謝偉俊在地產及建造界議員石禮謙就「檢討為少數族裔學生制訂的教育政策」動議發言時，用以形容部分支持「推出特別措施保障少數族裔在接受教育的權益」的議員。

解放軍「接替」英兵？

議員對法治和法律執着，是否就應標籤為固執、拒絕妥協、對事物欠缺客觀的「原教法治主義者」？

在上周三的立法會會議上，保安局局長動議二讀《2010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軍事提述）條例草案》，內容是把現行法例中有關「英軍」、「女皇陛下」等字眼，修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或「中央人民政府」。

這些用字即使不加以修訂，也可以根據香港法例第一章《釋義及通則條例》作如此理解；所提出的修訂看來只屬一般立法程序而已，條例草案的爭議性應該不大，所以參與有關法案委員會的議員只有十名。

雖然草案涉及修改的法例多達八十五條，但法案委員會只召開十一次會議便完成審議工作。在恢復二讀辯論時，只有四名議員發言，會議室內參與辯論的議員人數，以法律界議員吳靄儀所言是「寥寥可數」。

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吳靄儀多次發言，重申以「法律適應」的方式處理過時的法律用字，不單「勞民傷財」，更會強把「馮京」換作「馬涼」，對香港法律傷害甚大，後患無窮。她認為，政府只是搬字過紙、機械地把某些適用於「英軍」或「皇室」的豁免權，在未有充分考慮那些豁免權背後的原因、背景和用意，硬性地一律加在駐港解放軍或中央政府身上，是極為不妥的做法。

畢竟，英軍與解放軍的性質、憲制地位、各自的法律地位南轅北轍，不應一概而論。港島區議員何秀蘭更舉出，政府在修訂某些法例時，更把原來豁免權上的限制也刪除，令至駐港解放軍或中央政府在這些「適應化」後的條例中，可以享有更大的特權，使駐軍或中央政府在香港進行涉及商業活動時，可以享有豁免權；2010 年廣州打撈局起重工程船華天龍號，以繼承「皇室豁免權」免遭民事索償，是為一例。

身為該法案委員會主席的區議會界別議員葉國謙當然要解釋一番。他認為現存在各條條例上的特權、豁免權等，由來已久。他說： 「『適應化就是適應化』，況且有關問題已在法案委員會內多番討論而已有定論。」言下之意，是請吳議員毋須再花唇舌了。

誰是「原教法治主義者」？大家心裏有數吧。但大家又是否慶幸議會內仍有願意仔細推敲法律條文含義、仍有意志為法治據理力爭而不隨意妥協的議員？

立會原是娛樂場？

街頭拉票或政治宣傳，相信是不少社運人士、直選議員或有志循直選途徑進入議會工作的人士經常參與的活動；如果從事這些活動的自由一旦受到限制，難免又會觸動議員的神經了。
上周四，在《2011 年公眾娛樂場所（豁免）（修訂）令》小組委員會會議上，主席何秀蘭很認真地詢問政府代表，在街頭演講是否須要申請牌照。

何秀蘭指出，《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沒有定義何謂「娛樂」，但條例附表則把「演講或故事講說」等活動列為「娛樂」，因此她要求政府澄清議員若在公眾地方拉票時「演講」，是否算是「娛樂」活動而須提早數星期向當局申請牌照。不過，一條一般人都會認為不能成立的問題，出席的政府代表卻結結巴巴地講了半天，仍然解不開何議員的疑惑。政府代表解釋，因為法院正處理一項司法覆核案，當中包括對相關條文的闡釋云云，現時不方便講太多了……。

假如把議員的演講定為「娛樂」，那每周立法會大會的議程豈不是「娛樂性」豐富？
議員又自說自話？

去年底，兩間電力公司申請調整電費，加幅驚人，月來遭到不同黨派，包括建制派議員連番聲討。議會內外均有聲音要求兩電披露更多財務資料，讓議員研究其提出的加幅是否合理。起初兩電態度傲慢，以商業敏感為由，拒絕提交文件；但在議員窮追猛打、政府出「口術」和社會輿論壓力下，兩電惟有就範。

即使如此，兩電承諾提交資料的同時，卻又附帶條件多多，不是限制議員召開閉門會議討論，便是要求議員只可以在特定地方閱覽文件，又不得複印文件等，惹來議員不滿。
內務委員會經多番折騰後，決定在立法會大會上動議，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命令環境局局長出示所有分別與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和香港電燈有限公司調整2012 年電費相關的文據、簿冊、記錄或文件。

一項經內務委員會通過的建議，理應只在大會上循例通過吧，事實卻完全相反。
上周三的立法會會議上，內務委員會主席劉健儀提出該項動議，批發及零售界議員方剛提出一項沒有「殺傷力」的修訂。其後經過超過五小時的冗長辯論，共二十三名議員發言，包括原動議的劉健儀和提修訂動議的方剛，並有十一名泛民議員和九位建制派議員，正反兩面旗鼓相當。

不過，一如很多議會辯論，會議室內聆聽其他議員發言的人數屈指可算，似乎大家只在自說自話。在九龍西議員黃毓民發言時，會議室內只有八位議員，四位是公民黨議員；但當表決鐘響起後，十五分鐘內會議室又坐了五十名議員。

最後，當然在功能組別護航下，動議「順利」遭到否決。在功能組別分組點票中，六票贊成、十八票反對；分區直選議員的分組點票中，二十位贊成，只有劉江華、譚耀宗、張學明、李慧琼和陳克勤五人反對。

艾青天
信報財經新聞
2012-02-13

TVB 的新聞報導

CCTVB 的新聞報導究竟有多偏頗、有多混淆視聲、誤導公眾印象呢？

我久已不再有觀看電視新聞的習慣。很難對此電視台作出罪證確鑿的指控。

不過，偶爾仍可找到點事例。

昨晚，TVB報導立法會會議，指它正辯論是否優先處理政府重組架構的決議案。「優先處理」這種字眼明顯有毛病。 正確的說法該是 「違反議事規則強要先行討論」。

即使希望語調較輕（較含糊），或者也該用一般俗語「插隊」、「打尖」等。 採用以上說法，不是基於某種政治立場，而是要具體和正確地描述事件。

捨此而不用，卻選「優」「先」等字，不是刻意誤導公眾輕描淡化爭端替政權塗脂抹粉，便是視野不明的白痴，根本不配獲發牌作新聞報導。即使「優先處理」是那議案的原本用字，覆述此議案時要照本宣讀，卻也該宣讀後說明實際之情況，接續報導時也要堅持用上恰當的描述，不能跟隨政權鸚鵡學舌，自廢監察和宣示於公眾之職能。

我並非出身新聞界，這裡寫的卻是一個正常明理的人都該明白和堅持的道理。若有認識傳媒理論的人，不妨發表一下，交流看法。

幻想與正向思維

《瑰麗幻想，誤你一生》
麗都美識 信報 2011年10月24日
陳頌紅

我在世界各地都有物業，啊不，正確來說，我在世界各地都有一座堡壘。稱不上太豪華，不過每座堡壘大約都有四五十個房間，勉強可以招呼一下親友。所以單是管家、女傭、花王、保安、司機，我也養着上千人。我有一架私人飛機，雖然比不上空軍一號，但設備先進，安全舒適，在世界主要城市及非主要城市的機場都有優先起飛及降落權，這都算不上什麼啦！偶爾我還會打電話給奧巴馬約他吃飯，不過大多數時候都是他親自打電話約我，這小子很煩，平日聊天也像在演講，長篇大論，叫人頭痛。我比較喜歡應英女皇之邀去參觀她的鑽石珍藏，試戴她的珠寶。那天我在報章上看到一個內地富二代，每月豪花三百多萬元生活費，我數數手指，我每月花的比他多十倍呢..

啪！啪啪！醒一醒！醒一醒！這麼美好、這麼誇張、這麼異想天開的美麗幻想，確實令我陶醉了十數分鐘。不過美國紐約大學和德國漢堡大學的心理學家警告我，再這樣沉醉在幻想之中，只會失去辛勤工作的動力，最終別說想有月花三千萬元的能力，到時候，連月花三千元都可能成問題。

紐約大學的H e a t h e r B a r r y K a p p e s 與漢堡大學的G a b r i e l e Oettingen在《實驗社會心理學期刊》發表的報告指，當幻想過於美好，我們會把它當成是事實一樣，享受整個過程，就恍如在人生中親身經歷了一趟。既然幻想已經「 實現」，我們哪還提得起勁去達成夢想？研究人員做了幾項實驗，例如要求一百六十四個女學生，一半幻想自己穿上高跟鞋後變得非常有吸引力，得到很多讚美；另一半則思考高跟鞋是否真的能令自己魅力大增。三分鐘後，幻想自己顛倒眾生的女學生，血壓反而下降，表示她們興奮程度與在乎結果的程度都減少。另外五十個男女要參加一個寫文章比賽︵冠軍有二百美元獎金︶，不過在比賽前，研究人員首先要求他們幻想自己勝出或輸掉後的情景。那些幻想勝出的受試者，在比

賽中付出的努力最少，成績也較低。所以，幻想歸幻想，還是不要過於逼真和誇張。

常識若是歧視的槍口

常識若是歧視的槍口

明報 – 2012年2月19日

「希望永遠都在！你相信有，就有。而且有奮鬥就有！」

她在1994年台灣反性騷擾遊行中高喊「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寫《豪爽女人》一書主張婦女性解放；為捍衛性小眾和公娼權益，口誅筆伐。語不驚人誓不休，是外界對她的評價。

然而驚人的言論和行動，並非嘩眾取寵，卻是由無數的理論、複合的經歷和深刻的思索而來。

她總是精力充沛，戰鬥力旺盛；年過六十，對知識仍有着無窮的好奇，絕不以學問為傲。

她是台灣中央大學講座教授兼性/別研究室召集人何春蕤。

「對他們來說我是淪亡了，但對我來說，是得到一個新生命。」

自小她都活於主流基督教會，過着屬靈而個人的安靜生活。然而當她放洋留學，開始接觸到新的理論思想，認識社會結構和歷史，她發現，「主流教會把很多基督的東西割掉了，它只剩下一小塊，很主流很中產，很順從主流社會的習慣和價值。」基督精神是什麼？是關懷社會，「基督的榜樣不只是虔敬的生活，是要跟法利賽人打仗，跟假信仰的人打仗，是要去改變這個社會。」

她不滿於狹隘，因此由屬靈生活跨到社會實踐，世俗神學和解放神學讓她在新領地站得更穩，並使她接合到其他理論，建立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式。然而蛻變需要切割，過去的朋友和活動，她都捨棄了，甚至把那長及腰際的髮徹底剪短，成為今日的模樣。昔日的教會朋友覺得她「完了！墮落了！」然而她心底明白，精神上的投入和犧牲是不變的，她只是以新的方式去實踐基督的精神，也愈來愈遠離制度化的教會。

「改變人民的想法，是要改變情緒和身體，

只在頭腦裏改變的東西沒有方法生根。

我一直相信實踐，實踐是所有理念的支柱，

我必須在生活中具體了解。」

她在美國接觸到女性主義理論，但是一直覺得不滿意。上課的時候，「我不太喜歡那些女性主義的討論方式，只會罵男人、罵父權，我沒有聽到很多反省自己、重新思考、重新建構社會的說法，只是聽到不滿。對我來說，不滿是不足夠的。」1987年台灣解嚴，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1988年她從美國回到台灣，在報上寫文化分析、性別分析，當時的婦團、女性讀書會，她沒太參加。透過作家施寄青的介紹，她在方智出版社發表第一本和卡維波合寫的書《為什麼他們不告訴你﹕性政治入門》，也因着施組織的晚晴協會，與婦運發生關連。

她認為她的知識生涯真正的轉捩點是1993年與張老師出版社合作的「性心情工作坊」。在十二個星期的交流碰撞裏，她與背景差異很大的八個女人分享有關身體與情慾的經驗，令她覺悟﹕「性有一個形成的過程，我們對性的感覺在不斷的變化中，不同位置、年齡層、經驗的女人對性有很不一樣的評價。」當中一個豪放女子大大擴闊她的眼界，「這個豪放女對性有很清楚的態度，很有原則，要不要和哪個男人做，『要看我們玩不玩得好！』性的品質是她選擇對象的主因，好女人都覺得找個好男人結婚最重要，情慾品質是次要，但從豪放女身上，我發覺女人其實可以要更多，可以在情慾品質方面有要求，更可與人合作創造品質。」

1994年是多事之年，她受邀在女學會主辦的三八婦女講座演說，題目是「女『性』解放」，當時不少女大學生已有身體接觸，但性知識不足、在性事上缺乏協商能力，只能落得被用或「蝕底」的情况。有鑑及此，工作坊帶來的動力令她急切地向全場六百個女大學生宣講掌握身體的方法，教導她們如何豐富情慾力量，勉勵她們及早創造新的情慾想像和實踐，「加油！你現在不努力，以後沒機會！」整個課室為之興奮「爆炸」。同年，在反性騷擾遊行中，為了激勵群眾，深信充權能改變現狀的她，鼓勵女性掌握性主權，高喊「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令她在台灣家喻戶曉，還登上1994年《聯合晚報》年度十大風雲人物，與李登輝、陳水扁齊名。

「當一個性工作者站在你面前說﹕『我要做下去！』你的天就翻了，因為你一直以為女性主義者就是要拯救女人離開這壓迫的環境，但這女人卻要做下去。」

1997年台北市政府廢公娼，婦團自覺在拯救火海女子，讓她們從良；然而何春蕤卻覺得不能不聽公娼說話，以了解她們自己的做法和掌握，「怎麼會有人要害這些女性沒有工作？她們都是成年人，對自己的專業有掌握。講了那麼久女性的主體性、說姐妹情誼，那為什麼要用政府的力量阻止她這樣活下去呢？」她意識到，婦女運動展現的只是好女人的中產、優勢立場，卻忽略了其他女性，「我們到底代表哪些女人說話？在那麼多女人的生活你都不認識時，我們怎能說會為她們的利益作最好的選擇？你若是尊重女性主體性，是怎樣尊重的？」公娼事件是學習謙遜的機會。她靠在公娼那邊，向她們高喊「妳是我的姊妹，妳是我的Baby」，在華西街公娼區與她們站在一起，身分莫辨，她親身承受人們對公娼的歧視眼光，一同經歷壓迫，她說「很難得」。

剝削根源是社會對性的偏見

公娼事件後，她代表的性權派正式與親政府的婦團決裂，敵人由父權制度轉變成婦團和保守宗教團體。她的好友丁乃非說，一種新的女性主義——「良婦女性主義」，正式誕生。良婦女性主義或稱作國家女性主義，有鮮明的政黨政治傾向、與政府較緊密的結合、並希望藉國家權力來達成社會運動目標，因此能進入主流、建制，獲得充沛資源。她們批判不符合良家婦女想像或實踐的「性」，因此反色情、反性工作、反性別多元、反網路自由。性權派則主張「性權即人權」，支持性少數，爭取言論自由、資訊自由，捍衛性工作者的權益，認為剝削的根源是社會對性的偏見和污名化，而非性工作本身是低下的、錯誤的。

公娼事件後，她與保守團體在兒少（青少年）問題上再闢戰場。2000年後，網路發展迅速，青少年在虛擬世界交朋結友，加上日本吹來援助交際之風，使家長大驚失色。保守團體以保護兒少為由，把網路自由收緊在兒少性交易防治條例之下。1999至2008年間，二萬多人被抓，原因並非實際進行性交易，僅是在網上留言或調情，被視為「可能」「暗示」性交易；當時所有一夜情留言幾乎都改用「援交」這類流行詞語以吸引讀者。警察為業績而積極「釣魚」（故意刊登賣春廣告或者由女警假扮特種行業女子以引誘消費者上釣），誘捕猖獗，令她生氣萬分，與警察學校的教授筆戰良久，捍衛網路言論自由；某婦團總幹事更說她「毁了我們好幾年的工作」。但是對她而言，言論自由、資訊自由是當代人權的最低底線，是新一代青少年長成成熟公民的基本認識和能力。

「抗爭在不斷的變化當中，誰是你的敵人，什麼是你面對的論述，哪個是你要打的方向，常常在變。」

反思「常識」 免成歧視溫牀

近年來，保守團體學會了說「尊重」，把包容理性掛在口邊，就像強推改變性傾向治療，「關懷」小眾。「主流覺得只有和他們一樣的選擇才對，他們覺得只有自己才有主體性，和他們不一樣的人都是認識不足、不成熟，因此需要積極拯救。過去可能是拿着鞭子逼你就範，但是現在卻用關懷的語言，進行溫柔的壓迫。」赤裸的欺壓，可明刀明槍去抗爭，然而面對情感攻勢，往往很難發力。近年她投入分析情感政治，留意到我們面對的壓迫已經變形，「它不是清楚的高壓暴力，而是用情感道德那些聽起來好像很窩心、很理性的話語，讓你無處可走，沒辦法抗爭。他們最常動用的就是看起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常識』，聽起來一點都不像歧視，因為那是大家最熟悉的說法。可是我們需要深入反思，常識正是歧視的溫牀，而且是深入人心、習以為常的歧視。」

仇視異己的心理

過去，公民社會的人民向強權或政府抗爭，兩邊敵對態勢清楚。然而當民間團體（NGO）進入建制，「政府與民間團體聯手進行統治，推動一些很主流的、讓你無可抗拒的東西，使得抗爭愈來愈難。」沒人會反對保護青少年、反對禁毒，反禁煙，然而推動保護或禁制時，往往收窄了人民原有的自由；很多事物被快速的污名化，然後全民公審，「白的事情都是他們的，其他事情都變黑。你沒空間可行走，沒有發聲平台。」保守團體在長大，甚至代表人民發言，犁平一切反對聲音。她深信一個自由民主之地必須容得下各種觀點和議題，沒有任何形式的言論檢查；一個不容半點言論空間的地方，就是高壓強權的地方；而我們身處的，就是一個溫柔的新威權時代。

她更察覺到一種「正義之師」的誕生——挾着正義道德去討伐所謂「不義」的強大正義感，「事實上卻是一種很強大的仇視異己的心理和情緒。」正是現今社會「有理因此無理」的弔詭現象。

「走到壓迫當中，就去理解那個壓迫的情况，每個壓迫都是不太一樣的。」

她說，自己沒有核心要捍衛的東西，在不同的片段中發現壓迫便去投入抗爭。不同事件把她拉進去，她也在不同脈絡中理解壓迫。「作為知識分子，你要了解身處的世界，我們都活在自己很小的空間中，所以要把握每個機會去接觸以往沒有接觸過的東西。」她笑說，自己總是「遇人不淑」﹕認識同性戀者、公娼或跨性別者，就走進一個個新的世界，遇到的人都為她開啟認識新世界的門，使她的眼光更複雜深刻，「因為世界比你想像中的複雜，而且處處都有故事，有值得分析的東西。那你不覺得，世界很可愛嗎？」

你要站起來，不能看着不義的事發展下去

然而她站的，是邊緣；沒有雄厚財力、浩大聲勢；以學問和筆桿，與巨大體制單打獨鬥。反對她的勢力和聲音一直不絕於耳﹕多年來接過無數黑函，2003年宗教團體甚至以動物戀網頁將她起訴，打了一年半官司以無罪終結。面對這些，她豪爽笑道﹕「要是介意這些，根本就不用活下去了！」從沒覺得自己在幫別人捍衛，她把小眾的事當自己的事，「見到不義的時候，是要憤怒的，你要站起來，不能看着這些不義的事發展下去。」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悅納的。」（路加福音4：24）我們可會記得，耶穌從不受建制的喜愛，他推倒商人的貨物，挽起淫婦的手，指摘當權的經師和法利賽人，「你們以為我來，是叫地上太平嗎？我告訴你們，不是，乃是叫人紛爭。」（路加福音，12：51）然而她不是耶穌或先知，她只是一個愛逛有趣的小店，做飯很棒，愛喝甜品的人，而且嘴上永遠掛着「學習」兩字﹕「知道的東西太少了，怎麼能驕傲得起來？」

文 阿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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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潮流勿選馬拉松》

繼2006年，渣打馬拉松又再不幸地發生「跑死人」事故。七萬人破紀錄的爆額參賽人數，猶如歡樂滿東華每年遞增的善款數字。我不禁問，香港何來那麼多運動健將、馬拉松選手？在高速公路和滿布灰塵細菌的隧道跑步，或許是香港的獨有運動項目，馬拉松變成一年一度以運動包裝的平民盛事，令視運動為「一年一度盛事」的市民，隨時墜入被彩帶花球遮蔽的死亡陷阱，樂極生悲。

渣馬近年以「反應熱烈」的馬拉松嘉年華招徠，故每年甫開始報名便已「迅速爆滿」，有人直指參加馬拉松在香港已成為了一種社會風氣，我卻覺得它不是觀賞性體育活動（spectatorsport），而是已演變成一場「騷」，一場以體育包裝的國際大型品牌派對，就像年宵花市、新年花車巡遊或趁墟睇煙花的群眾活動。渣馬在擁抱中環價值、講求功能主義的香港舉行，也變相暴露了香港人的炫耀心態，一種自娛心態，管它活動本身有什麼意義，誰理會？

忽然熱心

當然，有不少人參加渣馬是為了挑戰自我、鍛煉意志，小部分是覬覦那筆可觀獎金，但更多人「忽然熱心」另有原因。有人付錢報名是為了能年年「收藏」那套大會戰衣，之後每每在大圍聚會就穿出來示人：我不是宅男，我跑過馬拉松；另外有人竟為了睇明星，為求與偶像一起跑；我聽過更病態的例子，參加是為了可以在平日只有車行的東區走廊拍照，猶如劉姥姥遊大觀園，更騎呢是不少參賽者不斷把照片即時上載，視為生命其中一個「歷史見證」（defining moment），馬拉松成為了一個拍照的旅遊景點，在比賽中拍照上網，可以有幾尊重比賽呢？
歌舞升平背後，很容易令人漠視所有競技性質運動都有潛在危險性。這次不幸猝死和危殆的跑手都是八十後年輕人，渣馬激起的馬拉松熱潮，也成為年輕人挑戰極限，證明自己的「有心有力」的姿態性宣言（statement），就算當日身體欠佳，抱着嬉戲、趕潮流的心態，未有充足準備很多人都「頂硬上」，就算是十公里賽事，往往hea跑也有危險。

令占飛驚訝的是，今次賽事，有近千人不適，有二十七人送院，至少三百名跑手抽筋。醫生說，絕大部分猝死個案是源於平時訓練不足，或在訓練時沒病徵，致未能察覺身體有問題，連馬拉松賽道都在公路上進行，難道平時生活忙碌的香港，去海港城、太古廣場練跑？

 聯誼活動

專家指，原來全球全馬賽事中每十萬人，就有0.8人有猝死風險，當然每名跑手都應該自量，為自己身體負責，或者在賽前檢查心臟健康。但既然馬拉松已經變成聯誼活動，你什麼時候會在跟朋友聯誼前會先去照一照肺呢？你可能會反駁我：意外就是意外，誰也擋不了死神來襲吧？意外是計算之外，但賽會在吸納參加者前，並沒有重視這種賽前教育，只一味堂而皇之以數字堆砌賓墟景象而缺乏溫馨提示，實在有點不負責任，或許主辦單位真的要考慮，起碼「半馬」參賽者是否要提供醫生證明。
友人近日分享了超級馬拉松跑手林義傑寫的一本書《原來，是為了簡單的理由才跑的》其中的金句：「你有人生中不做會遺憾的事嗎？如果有，就快去做吧！這世上沒有人會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個會先來？」套用在這次渣馬不幸事件上，或許是最好的安慰說話，但我想沒有人希望這話每年也會用上一次。

《日日運動身體好》

講開運動，讓我想起不少國家領導人都喜歡與大眾「分享」自己愛好的運動，似是要號召國民運動健身，其實是是展現自己的魄力，甚至國力。

不是普京才懂得展現滿身muscles，強化硬漢形象，我們祖國的總建築師鄧小平、江澤民也多次公開游泳，游泳健將領導人非毛澤東莫屬。記得有年毛主席請來華訪問的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在中南海的泳池裏游水，他換了多個姿態瀟灑暢泳，赫魯曉夫卻抱着水泡戰戰兢兢。江澤民之後的胡錦濤愛打乒乓球，溫家寶則愛好廣泛，從籃球到太極到跑步，尤愛跑步，大概因為跑步是最簡單而最容易吸引群眾的運動吧。

分享這一刻

領導人運動，姿態上是要給人民看國家阿頭人性的一面，實際上的「潛台詞」，是在鞏固自己的勢力，像鄧伯伯的「我的魄力依舊」，在橋牌桌上也是運籌帷幄的神情，那時領導人必要時透過「分享」發出的statement。一個渾身是勁的領導人，總比只懂拿着紅酒的書生易入口吧？阿諾舒華辛力加當上美國加州州長，不是沒有原因的。

不知什麼時候起，現代人那麼重視「分享這一刻心情」，彷彿下一秒、再過一天來分享，就會失真，變成復刻炒冷飯似的，尤其網上社群，身份要視乎你的「社交」活躍程度。馬拉松比賽不用鬥快，搶先upload相片才最重要。

因為社交網絡，某人吃過一個鹹肉糉、喝了一杯MacCoffee，「朋友」總比那人條腸更快知道，這種「寃魂不散」式的生活分享，能讓我更了解一個人嗎？你炫耀私人飛機、烈火跑車，我還可給予反應，但洗板式的「吃和拉」身體報告，恕我會吝嗇那個LIKE，還好想伺機UNLIKE這個某某。

忽然文化——占飛
信報 2012 年 2 月 8 日

佔領華爾街與資本主義中的社會主義

佔領華爾街與資本主義中的社會主義

「佔領華爾街」運動從 9 月 17 日的千人示威及百多人以紙箱在華爾街附近公園「紮營」立寨開始，據稱全球已有九百多城市響應。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社會運動。說它有趣，是因為組織者自稱他們代表了99％人口，反對最高收入的 1％人口，而事實上，參與者的「成分」亦的確十分寬廣，無政府主義者有之，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新自由主義者，甚至是茶黨的支持者也一樣出現。不理公共衞生的人有加入露營，但願意積極清理打掃現場的有教養人士同樣存在。以目前的聲勢而言，影響力尚未算巨大，主流媒體報道不算多，例如在香港中環的參與者，已沒有多少人理會。

這次運動為什麼仍未能引起太大的注意？我相信是與它號稱的代表99％人口有關。任何運動若要代表99％人口，其訴求必定自相矛盾，別人不知它要求什麼。試問把新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放在一起，外人怎知道運動的方向是什麼？由此觀之，雖然他們一方面反對政府替華爾街的銀行包底，但同時又有人主張政府應替還不了債的學生及樓宇按揭人包底，倒沒有值得奇怪。


示威者反錯了對象

沒有什麼比華爾街更有資格充當資本主義的圖標，也沒有什麼比投資銀行更能象徵華爾街。運動既稱「佔領華爾街」，而投資銀行的所作所為又是它重點批判的對象，運動給人的印象不可避免也一定帶有反資本主義色彩。

反資本主義的情緒，顯然主要來自金融海嘯所暴露的不公，投資銀行家可以大魚大肉，但卻可以不用替自己的不檢行為負上責任，住在城鎮大街（Main Street）的普通百姓，倒是要為華爾街的虧損及其他禍害埋單。

不過，這些參與者根本反錯了對象。造成上述不公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而是隱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主義！這裏有三個層次的原因。

去年 5 月 17 日我在本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希臘危機出現後論斷金融海嘯的成因〉，文中我指出世界各大投資銀行基本上都沒有老闆，主席或 CEO 都是僱員，它們的股權十分分散，例如美林的 CEO 雖是它最大的公眾個人持股人，但他也只擁有美林的 0.07％股權。

理論上，投資銀行的產權結構是近乎「公有」的，與家族企業大相逕庭。


暗藏「公有制」缺點

我讀大學本科時，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孰優孰劣的爭論頗為流行，其中一個論點是資本主義已經擁有社會主義的優點，因為企業的股權可以出售，全民都可以是一些大企業的股東。但如果這可以被視作是優點的話，那麼「公有制」或「近乎公有制」與生俱來的一些缺點一樣會在投資銀行中體現。

我們都知道，投資銀行中的不少基金經理都偏向高風險投資。為什麼？因為高回報的投資意味着高風險，低風險的意味着低回報，基金經理對後者缺乏興趣，因為他們分不了多少花紅。

但前者不同，豐厚的回報會為他們帶來誘人的佣金，而就算高風險的投資使到基金虧損，損失的也只是把資金交給他們的投資者，基金經理幾乎可以完全置身事外。

假如投資銀行進行太多太過分進取的投資，最後銀行本身也會垮下來，正如貝爾斯登或雷曼一般。為什麼銀行的主管不早早做好風險管理以作防範？原因是他們也只是打工，銀行倒閉不一定對他們有多大影響，這是典型的道德風險行為，性質與內地的「國有資產流失」現象同出一轍。內地某些國企的主管人，不是時有以權謀私、對企業的利益不屑一顧嗎？

按照這個邏輯，對於投資銀行界不少人都可得到遠高於其他行業的豐厚報酬，我甚有保留。有人說這是自由市場競爭的結果，也許這有部分對，但缺乏私有產權作為基礎的競爭，本身便不是真正自由市場的競爭，薪酬花紅只是慷他人之慨。

由此觀之，作為資本主義核心的投資銀行，竟是潛藏着重要的社會主義元素。中國的太極圖中，最肥大的黑色部分藏有一點白，最肥大的白色部分中卻藏有一點黑，我們不能不佩服古人的辯證法智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今次金融海嘯的源頭之一，正是這個資本主義中的社會主義元素。


政府包底造成濫借

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中另一層次的體現，是政府對「大到不能倒」的華爾街大行的拯救行動。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規則，本就是要競爭者自求多福、自生自滅、自我完善；但美國政府迫於時勢，竟大量使用納稅人的錢對不守紀律的金融機構施以援手。

這種包底行為不但使美國人憤怒，同時亦衍生出新的道德風險行為。投資界若出現「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社會主義作風，後果只有一個，金融機構自我保護的誘因必然下跌，風險管理意識更加薄弱，金融危機更易發生。

眾所周知，金融海嘯由次按危機引發而成。為什麼有次按危機？成因正是美國政府要鼓勵人民購置物業，於是成立房利美及房貸美兩所政府背後撐腰的非政府公司。銀行借了錢給置業人士後，可把按揭合約轉售給兩房，後者的資金來源是它們可以低息發債。

為什麼國際上的投資者願意低息借錢給兩房？因為他們知道就算兩房胡亂買入有毒資產，陷於破產危機，美國政府也會打救。正因如此，向購樓人士放貸的銀行知道兩房肯接貨，也就不用嚴格審批借款人的質量。

次按背後一塌糊塗的道德風險行為，根源正是美國政府不務正業，通過替兩房包底而鼓勵人民擁有房子。政府此種行為，同樣是帶有濃烈的社會主義色彩。

按照以上的分析，社會主義的元素才是造成金融海嘯的元兇，金融海嘯不是市場失靈，而是政府失靈！「佔領華爾街」的人士批評投行的貪婪行為，自有其正確合理的一面，但他們似乎不明白，這種貪婪行為是「公有制」及政府行為造成，與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機制對不上號。在內地公有制的國有資產流失時，要負上責任的社會主義官員難道便不比資本主義華爾街的大行貪婪嗎？


福利優厚豈能持久

據說有些參與「佔領華爾街」全球運動的人認為，歐洲的福利民主社會主義才是他們的理想制度，這也是很奇怪且昧於世情的思想。歐洲數十年來不少國家大搞福利社會主義，其人民的文化雖高尚，科技及教育水平都先進，但一樣避不開高稅收福利主義養懶人的宿命。

一周工作不足四十小時，每年等閒度假兩個月，我們可以把這些看成是懂得生活情趣，也可以把不少歐洲人視為不夠勤奮。但無論如何，我們也應在歐債危機中看到「少做事，多嘆世界」的生活模式不能持久，最終為歐洲人帶來災難和沒完沒了的後果。歐洲的民主不但打救不了福利社會主義，不少人還會懷疑，是否歐式民主對其福利社會主義起到推動的作用。

「佔領華爾街」運動據說還會集中力量在全球推動設立所謂「羅賓漢稅」（Robin Hood Tax）。用羅賓漢之名，自然是要劫富濟貧，對各種資本投資的收入或交易徵以重稅。我看此類稅收出發點雖善，但恐怕事與願違。對投資加稅，會減低投資的回報，同時亦削弱儲蓄的吸引力，各國的資金積累會減慢，經濟增長不可避免會受拖累。

但假如歐美政府都要這樣做，對香港會是喜訊。到時全球資金會紛紛湧港，香港成為金融中心一哥的目標指日可待。正因此道理，一些歐洲政府惟有說，只要其他所有國家肯徵羅賓漢稅，它們才願意做。但聰明的國家只會希望別人做，自己不會做；政府這樣說，便是技巧地表明它們不會做了。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雷鼎鳴

惡夢

我作了一夢，驚醒。

夢中有大學法律系畢業生，沒能找到工作，兼且面對家庭經濟壓力，故寫信給他母校，希望校方能憐憫，發回四年來他交過的學費，以渡他難關，而他願意退還大學所頒之學歷和證書。

此事引來議論，有人慨嘆大學學歷不「值錢」；有的指責社會發展畸型，專業才能竟不被重視，投機及財技才是時尚；有的則評論該大學生無理取鬧，大學收他學費，責任只在向他提供教育，不用保證他能找到工作；相反意見則認為大學常發表畢業生薪酬調查，更時不無誇耀，以證該校優質，學生被誤導了，對畢業後前景有錯誤期望，其實可比喻為受騙於賣假廣告之大學，故應可合理索回付款。議論時更引「雷曼」一事作佐論，偏偏令立場更趨對立：有人認為所有「雷曼」事主有權索回一切損失，另一些人卻覺得投資者要為一己決定負責，即使資訊是否完備可議，卻總不能作了錯誤投資輸掉後竟能取回一切。

發展下去，開始有譽論要求政府監管大學發布的資訊，不能作誤導之「廣告」和「宣傳」，亦要為開放日之內容負責，「買家」入讀後首兩個月為「合約」冷靜期，有權要求退款退學，冷靜期過後，仍可就師資、設備、「售後服務」等作貨不對辦之申訴及索取賠償。一些名牌大學決定作出服務承諾、畢業後入職承諾「必入四大會計師樓」、「保證摘職——去年一千二百多畢業生成功入職」等。

嚇得我一身汗。


註：
本文內容取材自信報一專欄
《世界風——Occupy 的資格》黎德怡
2011 年 11 月 18 日

朱克伯格：重社會使命及「黑客之道」

除了公司營運資料，逾百頁的招股書中還包括了FB 行政總裁朱克伯格洋洋灑灑寫下逾2000 字的長文，指網站的創立原意是達成社會使命，公司不單受盈利指導，更信奉「黑客之道」（the hacker way），似想為FB塑造崇高的形象。

朱克伯格於信中稱，當初不是為建立一家公司而創立FB 的，而是希望達成一個社會使命，令世界更開放及連繫一起，希望投資者知道這使命的意義。

他指出，FB 希望建設一些服務，讓人們分享，協助他們改革眾多核心機構及行業。他又表示，FB 不是為了賺錢才開發服務，而是希望靠賺到的錢改善服務。

朱克伯格解釋，上市不是為了套現，而是為了履行過去八年向員工許下的承諾。他表示，FB 給予員工股票時，曾承諾會令它們更值錢及流動，IPO 便是履行的途徑，而FB 成為上市公司後，亦會對新投資者努力達成承諾。

朱克伯格形容，維持FB 的「黑客之道」，對未來的成功至關重要。事實上，FB 剛搬進的加州總部，地址正是「黑客路1號」（1 Hacker Way）。

他認為，坊間不公允地為「黑客」（hacker）扣上入侵他人電腦的負面標籤，指「hacking」其實只是指快速建立東西及測試做事的界限。他強調，「hacking」跟其他大部分東西一樣，可好可壞，大部分他碰上的「黑客」均是有理想、希望改善世界的人。

朱克伯格說，對FB 來說，這代表就算要放棄一些細節，亦要快速成品付運，故在公司牆上塗上「完事勝過完美」（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語句。 他指這是積極、實幹的做法，黑客不會花上數天爭辯新想法，只會創作原型來找出什麼才行得通。

根據信件，FB 五個核心價值為：專注影響、迅速行動、大膽行事、保持開放及建設社會價值。 

2012-02-03 信報財經新聞

記面書上留言

平反八九民運與追求民主是兩個不同的訊求。平反的核心是尊重真相、還死者公道、反抗不公義、反抗當年至今不斷的種種迫害。要求平反的往往都追求民主，因為民主乃是保障少數及弱勢、防範政權專制統治之政制。不少人相信，六四屠殺之類並不會於民主選舉之國度發生。

一旦八九民運被平反，香港民主運動會否失去動力？這當然可能。不過，要求平反八九民運不用顧及這些。月前，便曾有分析（或推斷或靠估），近日中共對「六四」之壓制有點放鬆了，原因只是內部權力鬥爭，當年執政者部份已死部份已下台，現時內部兩派勢力，一方與當初六四屠殺牽連較深，於是是否平反民運便成了另一方施壓之手段。假如最終民運於近幾年得到平反，也只會是因為一派勢力以此與另一派劃分界限並以之令其萬劫不復。我對此說半信半疑。另外，多年來，一些社運資深者及對政局洞察精僻者曾預言，當民運終被平反時，現今的建制派、反對平反的、拖民主後腳的必然最先得到通告，率先發表支持平反之言論，以今是而昨非之姿態現身，甚至說一大堆「早說不用急於一時、向前看交由歷史審決」等叫人嘔心的句子。總之就是要居功、沾榮光，或至少免被唾棄。無論如何，為冤案平反始終是正當的，不管事情被如何利用。

另一方面，到時民主之動力會否被大幅削弱、對公義之追求還會否熱熾，是看你們現在至將來會怎樣。人心不死。我對大家有信心、對未來悲觀中帶希望。

抗不義，要發聲

上星期五，鼓勵一班同學要刻意於各種媒體上表達看法，抗衡現今香港主流傳媒及執政機器聯手造成之偏頗譽論及愚民效果。後來，讀昔日報章，看到以下一篇：

《袖手旁觀，同樣罪大惡極》

以下兩種情況，你認為哪一種的罪孽較深？

一、一個急於求勝的花樣溜冰選手，在她最強競爭對手出賽之前，偷偷把對方溜冰鞋底的刀片鬆開。結果，對手在出賽時，因為溜冰鞋造成的意外，嚴重受傷，當然，冠軍就順理成章屬於殘酷不仁的「兇手」。

二、一個很想奪標的花樣溜冰選手，在比賽之前，赫然發覺自己最強競爭對手溜冰鞋上的刀片，有鬆脫的危機。她思前想後，決定默不作聲。最後，對方因為溜冰鞋意外而嚴重受傷，而這名袖手旁觀的選手則輕易贏得冠軍榮耀。

我問過很多朋友，他們毫不猶疑地回答，第一個選手的手段比較兇殘，當然是她犯的錯比較大。 不過，美國布朗大學的心理學家Fiery Cushman就指出，我們心理上一個盲點：無論第一種情況抑或第二種情況，對手都因為溜冰鞋刀片鬆脫而造成嚴重意外，她的傷勢不會因為那個急於求勝的對手是「主動」犯錯，還是「被動」犯錯，而有輕重之差。而這個不安好心的女孩，因為對手受傷而從中獲得的好處，亦無分別。所以，兩種情況所帶來的傷害都是同樣大。

在一項實驗中，受試者就是要對兩則溜冰選手的故事作出道德評分，期間研究人員會以fMRI偵測受試者腦部活動。結果顯示，認為溜冰選手在兩種情形下，所犯的錯同樣大、惡行同樣深的受試者，腦部沒有進行太多的比較和反覆思量，就直接把兩件事劃上等號。而認為兩種錯有輕重之別的受試者，在看到被動事件時，會停下來仔細比較和分析，而後者的比例佔大多數，即是說，大部分人都認為兩種傷害有所不同。Cushman解釋，大部分人有一種早已根植的法律思維，就是主動對他人造成的傷害，一定比間接/被動為大，所以不經思索就將兩件事看成平等。不過，Cushman 始終認為，當主謀人之目的一樣，造成的傷害亦相同，在道德上，其實不應該有任何分別。袖手旁觀、冷血無情，不等於就比手持利刀殺人較為「善良」。

陳頌紅
信報財經新聞
2011-12-14

借用作一類比：假若只是自己明白、不為歪論左右，卻袖手旁觀，任由他人被誤導、大量市民採納錯誤立場、政治發展越向反智反民主反自由而趨，這樣可是犯罪？

蝗蟲論之禍害

讀上文可知我反對那些反蝗蟲論之鄉愿歪理，那麼，我本身是否支持蝗蟲論呢（所謂「負負得正、反反則變成支持」從來都只在某些範疇內成立的，並非定律）？

這裡，先要指出蝗蟲論之最大禍害乃是源於其含意日漸演化和被曲解，現時社會大眾理解的一套已非原初提出者之本意！

當初蝗蟲一詞被使用，只是用作一種道德譴責（甚至稱不上是論），可是民怨太強，不少人「一竹竿打一船人」，「蝗蟲論」涵意漸被歪曲，變成強指所有來港之內地人士（不管其背景、人品、來港之原因……）皆屬同樣的劣種，因而點燃起那種簡化粗疏地以族群劃分之仇視心理，反過來這種普遍出現之仇恨心更強化及鞏固了那被歪曲了的蝗蟲指控，使之定型。現時，於不求甚解之大眾心中，支持蝗蟲論即等同排斥敵視所有內地來港之人。此禍，甚大！

歷史嘗教訓我們，族群之仇恨往往會變成雙向，更會不斷累積繁衍，發展至極，則水火不容，族群間之仇殺無日無之，而殺人與被殺者皆說不清仇恨之由來！當初之不和起因已不復查考，再要扭轉挽回卻似回天乏力！

正因現時社會上之怨氣已大，對蝗蟲論觀念上之解釋和堅持已不由原倡者掌控，所以我只能說我仍一貫支持譴責不文明及妄顧公害之行徑，卻不免要步步為營，小心別讓部份蝗蟲論者視我為同路人！

可是氣難平，也不能因此而接受那些「和諧論」、「文化差異包容論」啊！

反鄉愿——反「反『蝗蟲論』」

常記著論語中一句：「鄉愿，德之賊也。」

日常卻不易舉例對人說明。嘗被問及對身邊同事之評價，我指出了一人，是我不能認許和不願合作的，我的答覆叫問我者驚訝，因那被指的人並不怠懶失責、講授科目內容亦不差劣。我不喜之，只因此人正如鄉愿竊德。歪理可厭，歪理卻似是而非更可厭。

這數天，找到熱門話題中的例子。

「蝗蟲論」出現，惹來族群不和之恐慌，繼而有人呼籲克制，更有大學生舉行「反蝗蟲論」集會。這些皆是鄉愿。

基於對蝗蟲之認識了解、利用此蟲於一般人心中之印象，以「蝗蟲」一詞形容某些自私自利不顧公德只求利益不用負責之人有何不可？這種用語就只如「鼠輩」、「鷹犬」等。

某人是否自私自利如蝗蟲，可議。以此語指斥真有此等劣質性之人則絕不是錯。

全中國大陸皆蝗蟲？當然不是。此理簡單明確，無人不知。提出「蝗蟲論」之人又豈有如此想？

香港也真多愚眛之人，以為凡事必需平和、萬惡都要包容。唯有將各方文章一抄再抄，盡棉力正視聽。

陳雲剖析平機會之對外聲明：

平機會主席林煥光只是敦促政府保護本地人使用公共資源及呼籲社會冷靜及寬容，他並無說蝗蟲是種族歧視用語。陳雲在此以中國民俗學家的學術身份說明，中國大陸人和香港人是屬於同一種族，中港之間只是族群衝突，不是種族衝突，而香港人稱該等來香港產子取得居留權及霸佔福利資源的人是蝗蟲，只是道德譴責，頂多是咒罵、辱罵，不是種族歧視，也不是歧視，因為該等來香港佔據資源的人的惡劣行為，是查有實據的，醫院急症室衝關、拖欠賬單及打罵醫生的行為，也有廣泛報道，稱這些行為惡劣的人為蝗蟲，屬於社會學上的典型（ideal types），是基於廣泛觀察及特殊案例（打醫生、在高級商場及餐廳大小便等）而作的判斷。在社會科學上，這種判斷是站得住腳的（well grounded）。閣下喜歡與否，反感與否，悉隨尊便，但請勿將這種有理有據的道德譴責，稱之為歧視。

陶傑譏諷一些香港「學者」所謂「尊重文化差異」：

大陸人的吐痰、打尖、隨街蹲踎，只是不同的「文化」？既然「文化多元」，香港人不該「歧視」，反而要「包容」？……所以，新畿內亞的食人族，是不同的「文化」，你不要歧視呀。非洲小女孩四五歲就要行割禮，勿可視之為野蠻呀。不要假設「我們」白人文明優越，「他們」非洲第三世界，殺人放火，種族清洗，有他們的歷史傳統呀。

陳雲反駁一些文化人批評「蝗蟲論」：

我罵陳冠中是賣港賊，有我的道理。為大陸人的『蝗蟲』行為辯護呼籲香港人要包容惡劣行為的香港文化界，請記住我們上一代香港人的品德。有些大陸人和攻擊蝗蟲論的香港文人、社運人、左翼人，經常反駁我們，說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香港人移民加拿大，產子博取居留，不也是侵佔人家福利資源吧？香港人在加拿大興建的「怪獸屋」，作風浮誇，與鄰居房舍格格不入，用盡建築地積，遍地填滿水泥，不留庭院花草，不也是被當地人厭惡嗎？
告訴大家，我當年正在香港報紙寫政論，當時香港的文化界是怎麼看待香港同胞到加拿大取福利、建怪獸屋和不睦鄰的壞行為的呢？當年香港的評論人幾乎一致抨擊香港人在加拿大的惡劣行為，呼籲香港人尊重當地民風！我們知道羞恥，幾乎沒有人袒護那些破壞加拿大風俗的香港人。有嗎？
況且，到加拿大博取居留，是要承擔公民責任的，即使回流香港，也要納加拿大的稅金，不像那些蝗蟲，取了香港福利，回大陸去了，不負香港的公民義務。這是後話。

一直以來，我怪港府施政缺失乃罪魁禍首。想法現今沒變。可是，港人奮力維護自身權益、力斥並排拒道德低劣、落後而不文明之人和事也屬正當之舉。於此，高舉空泛「包容」口號並抹黑反蝗蟲者之人，皆屬鄉愿——德之賊也。


另，
香港人網訪問陳雲之錄音值得一聽。

國民之自由涵意

傳聞政府將重提中學德育及國民教育，只是將推行日期延至二0一五年。

想起陳景輝去年的文章，值得重讀，張貼予下，可作日後參考。

《尋回消失的共和國民》

「國民教育」諮詢引爆爭論。

支持者甚為不忿，何以香港回歸了14 年，但在談到「國民教育」的問題之際，依然遭遇如此之多的質疑？他們反問：「鼓勵年輕人了解祖國是錯的嗎？使下一代熱愛中國又有什麼不對？」然後，得到的回覆通常是：「身為中國人，熱愛中國固然是對的，支持國民教育也是本份，但是……」，接下去的反對理由很多，包括拒絕洗腦灌輸或隱瞞真相（像艾未未、劉曉波和六四慘案等真相），等等。

表面上，支持和反對的兩陣針鋒相對，但實際上他們分享着一個相同的前提：以中國文化及血緣基因——語言風俗、傳統文化、山河大地、民胞物與——作為國民認同和教育的基本出發點。這是種文化民族主義。然而，國民認同不僅是文化的，更是政治的。

國民即自由

進一步，對於那些反對者來說，彷彿，只要那些被壓抑的真相能在課堂曝光和被談論，只要存在一套容許多元及批判思考的教學環境，和自由選擇的教材，爭論就可冰釋融化。這裏產生另一問題：「自由抑或灌輸」教學法式的爭論，卻迴避了此一問題的政治維度：成為國民意味着什麼？什麼才是我們香港人認同、可供傳承後代的政治共同體視野？

若想回答以上問題，我們便得從文化民族主義走向「共和愛國主義」。接着，讀者將會發現，整份「國民教育」諮詢文件之荒謬不僅在於其教學方式，而是其字裏行間，根本不存在真正「國民」，即沐浴於共和國的政治自由空氣中的快樂國民，剩下的都是臣服的順民身影。筆者將以近數十年於歐美政治思想圈復興的古典共和主義切入，揭示國民教育科（針對香港和國家部分）的討論中受到忽視的面向。

今天不分正反派，其使用的「國民」一詞莫不着眼於文化認同，但在古典共和主義看來，國民身分承諾的首先是政治自由，即國民有權參與到主權（國家的最高權力）中去，並決定各項公共事務。跟流行的文化民族主義有別，身為國民，意味着身分的平等，也意味着一份共同的政治自由，這完全不同於從古至今各式主奴、君臣或父子的從屬關係；如同那句共和主義名言以否定的方式所表達： 「專制無祖國」。這在狄德羅編纂的《百科全書》的「祖國」詞條中得到說明： 「那些生活在東方專制主義之下的人民，除了君主的號令之外，不知道其他法律的存在；除了君主的喜怒無常之外，不知道其他公理的存在；除了恐怖之外，不知道其他政府原則的存在。那裏，人民沒有幸運和安全可言，他們沒有祖國，甚至聽都沒有聽說過這用以表達其真實幸福的概念」。

為了國民自由的教育

在此，愛國觀念被區分成兩個切面：祖國（Patrie）和民族（Nation）。前者是指共和國的政治制度，即崇尚自由和法治（公民只服從自身制定的法律）的公共生活方式，後者則是指一個人的出生地，及這個地方相關的種種，像是語言和種族身分。但關鍵在於，共和國內，前者高於後者，且別忘記「共和」（Republic）一詞的原義：政治乃眾人的事業。但在「國民教育」諮詢文件中，自由的原則不見了，反倒充斥出生地相關物的崇拜，如認同科技及經濟成就、中國傳統文化和象徵現政權的國旗國徽（不過是近60 年的歷史產物）等。一個迫切的危機隨即出現：愛國教育不再是政治共同體實現自由所必須的培育和投注，而淪為馴化國民的文化工具。

按以上所論，「國民教育」諮詢文件的內容將要改寫，至少，國民教育的重點當以推進和實現國民自由為主，像是增強國民參與公共生活的意願和能力，或教育他們重認自身的公民傳統等。前者在古希臘的修辭學訓練找到迴響，人們視公共演說是政治生活的主要技藝。城邦年輕公民需要學習，如何在公眾面前拿揑聲音的起伏、適切的姿勢和眼神，勇敢說出觀點，而他們相信，此舉將使公民彼此的結拉得更緊，叫重要的政治主張能有效地在眾人中間傳遞，為政治自由創造出條件。有趣的是，這方面的教育尤其適合我們囗齒不濟的特首和政務司長。

又或是，為了使國人認識自身的公民傳統，我們便需要教授艾未未、劉曉波和六四慘案等公民事迹。這些事件和行動不只是「被壓抑的真相」，而且是「理想國民的教材」：莘莘學子從中沾染公共精神和公民美德（如勇氣、團結互愛、說真話和美感等），並學會如何在法西斯的國度，以不同風格行事（如公民調查、互聯網、憲章聯署和藝術作品等），捍衛共同自由。

捍衛自由需要愛國激情

相對於「出身地民族文化」，共和主義者代之以各地城邦的公民傳統作為認同的對象。畢竟， 共和國之危急存亡，有賴公民思想和自由意願的養成，而非建築在僅僅居住在同一地方、流着同一血液和分享同一風俗的共同「命運」之上。

至此，便得重思愛國的意義。我明白，「愛國」一詞常為專政者利用，人人聞之色變。大家都曉說「無人反對愛國，但是……」之類的句式，但骨子裏是疏離的。然而，如果我們不想愛國情感，淪為「權謀野心家」白天打着的保護傘，那末，對策除了是徹底拒絕或保持距離之外，或許更應將它搶奪回來。

按前文段落的共和主義思考，所謂愛國，其實就是熱愛共和國所承諾的自由生活方式。可是，城邦自由十分脆弱，它易於受到內部和外部的勢力侵蝕和扼殺，因而它時刻需要公民起來捍衛，也需要他們具有意願，將公共事務放置在生活議程中的顯眼位置（而非營役或享樂於私人的經濟和消費生活）。凡此種種行動和決定的原動力，便由愛國激情滋養。因此，對容易受傷的共和事業來說，愛國就如一根活命稻草，而對專政者而言，更是股望而生畏的力量。

補充一點，贊同愛國教育，不等於同意「國民教育」諮詢文件那荒唐的評估方法，如要求「學生唱國歌要有自豪感」。正如，贊成設立倫理、美學或宗教科，不等於接受對「學生的道德靈魂、生活品味或信仰情操」進行個人品格審查。

下一站， 「公民化愛國主義」

以上述完全適用於討論「國民教育」諮詢文件中的「社群」範疇（意指香港），只是我們香港人雖設定不同的「公民傳統」，包括六六騷動、七十年代的火紅社運、八十年代的議會民主運動、八九百萬港人、零三七一大遊行、喜帖街社區運動和天星皇后反高鐵保衛戰，等等。這就說明了，「公民傳統」乃因地而異，因其涉及政治共同體的不同經歷、不同難題和內外敵人；其次，各國公民主要都是從自己城市的地方沙龍、社會運動、政黨社團、市民組織和各式協會等，學習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國民的，且活學活用於眼前的政治生活。不消說，在共同的共和理想之下，各地的傳統可以互相借鏡或批評。

也許，「國民教育」諮詢文件的出台正是一次契機，讓我們尋回共和國消失的自由國民，和重構我們的公民傳統，這就是筆者所說的「共和愛國主義」。

明報 2011-05-24

是日讀舊報，又有一得

魯迅和余光中的話都有學問。何倩彤的文也算得我心。

《當笑變得荒謬》——何倩彤

很多熱愛電影的文藝青年都會看不起荷里活電影，尤其是喜劇。對此我一直持不置可否的態度，因為認識許多朝九晚五而實質是朝七起床晚八收工的打工仔，放工那幾個鐘的閒暇真是連文藝的力氣都沒有，天天長鏡頭哪有福氣消受，但可能他們仍暗暗相信敍事帶來的寬慰，而選擇將就爛片。我是一直這麼相信着。

但自從看了《醉爆伴郎團2》和《蜜桃成熟時33D》之後，我就徹底崩潰了。我雖仍然偏袒那顆「需要爛片的心」，但卻變得難以忍受那顆「熱愛爛片的心」。當我在電影院裏反胃時，我發現旁人看得樂也融融，甚至之後在街上也聽見人大讚《醉爆》是令人笑足全場的神作。原來真愛滿場飛我都渾然不覺，還以為人家是無得揀之下的受害人。

當時看了《醉爆》滿肚子氣，但卻決定不說什麼，因為認真我就輸了；但看過《蜜桃》之後，就覺得悲哀。兩部片子中，拉大提琴、讀醫的男子失去手指，知道後只「哦」一聲，一笑置之；快要結婚的男子於迷醉間在臉上紋上不情願的圖案，再給變性人雞姦；充滿種族主義的稱謂不斷破口而出；女子被強暴然後失去生育能力並從此變成只懂做愛的性喪屍，甚至對她們曾經嗤之以鼻的男人也飛擒大咬……

魯迅說過，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而喜劇就是把無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是魯迅下的定義過時了，還是大家擁有的價值不再普同了？以上種種我橫看豎看都更像是新聞裏的人倫慘劇標題，找不到笑位，而我自問是個笑點很低的人。難怪韋勒貝爾如此寫到笑匠——他在台上講笑話的時候，只見台下的觀眾個個張開血盆大口在笑，臉容扭曲一如牛鬼蛇神，自此他要吃很多的藥來麻醉自己。

余光中在一篇談及王爾德《不可兒戲》的散文裏引了魯迅的話，說到王的喜劇裏，無價值的東西就是人性的基本弱點，例如虛榮和偽善，而不是「特定的階級、政黨、行業，或者性別」。若要把後者打破，必只為諷刺社會時弊，愛之深、串之切的背後，是向原則和真理靠攏的隱隱作痛，而非向所有道德價值吐沫的口水盛宴。

結案陳詞可能只是，我太老土了。

讀書有感，或許我也是太書生氣了

讀練乙錚《浮桴記》，看到的雖是數年前舊事，卻原來，對九七回歸後各大小事仍歷歷在目。

練乙錚的分析，縱覽處明亮開闊，深入處條理清晰。讀來不單是回顧，更是據往視今，對當前時局倍添感慨。練先生指出港府施政之錯之害，竟是於今尤烈！

愛情金句

十月廿七日信報紀曉風專欄，有以下一段：

莫文蔚，本月初以 41 歲高齡和德國初戀男友結婚，在感情路上畫上完美句號。她接受 CnnGo 訪問時坦言，「黃金剩女」是一項讚譽，「不是誰都能做得到，因為它包含了你要有某個程度上的成就」，對於尚在追逐愛情的姊妹，她寄語毋須放棄自己，「年齡完全不是一個問題，主要還是看你的心態，你的態度。要相信自己能在每一個年齡裏都過得很開心，也可以保持很漂亮。不要去找愛情，讓愛情來找你」。

新一代年青人動輒說為情生為愛亡，忘其生命之所以，幸仍有上面清涼之語。

愛人是價值之體現。要得生命價值之成，才值得為情人所愛；要懂欣賞生命價值，才能真正愛人。

健吾形容香港「當下理想主義」

假如不明白為何香港人越無知越幸福、為何《天與地》「金句」是糖衣毒藥、何解有心人要用力去擠出一字一句並萬分斟酌將論點一次又一次詳說、何以我有點不願再聽謝安琪的《我們的幸福》因會感到罪疚……你是幸福的。

幸好有心人仍未放棄、仍沒變成《阿特拉斯聳聳肩》裡的法蘭西斯可。

我在此板上寫得越少了。貼文則越貼越長。文字不能不精細，思索必要吃力，才不致變成鄉愿。當然，鄉愿是幸福的。

健吾最近再寫了一篇：

《天地不過一剎那》

舞台劇《賈寶玉》的其中一個橋段，是賈寶玉知道賈府所有人的下場後，他回到過去，嘗試改變各人悲慘的命運。在〈解花籤〉一場中，各人問寶玉她們將來會怎麼樣，寶玉知道實情，卻沒有說出真話，當晚眾女行酒令，非常盡興。

看著《天與地》所有金句被網上瘋傳，究竟劇作人會用什麼心態去看待這件事呢？是寶玉一樣，明知道香港人會有這種反應，也明知道下場怎麼樣，遺下的只有無與倫比的無奈？This city is dying？早就在《明報》這專欄談過了。連同原因都說過了：除了因為香港人的特質，是善忘，更加大的問題是，香港人「心理複雜、頭腦簡單」，窮得只有錢，美得只剩下人工建構的軀殼。傳媒都說觀眾聽眾讀者愛聽的說話，而不是教導觀眾聽眾讀者什麼叫品味，什麼是前進。

阿爺沒封殺師奶先封殺

和諧，當然不是100個人講同一說話；和諧，是100個人，有100句不同說話之餘，而又互相尊重。那麼多人認同，那麼多人在網上分享，那麼多人認為這句說話說得好，那麼，為什麼著名的專欄作家在電台做節目的時候，說一些比較偏激的論點，又引來網上有名的無名的群起攻之，不是十九，就是戇Ｘ。要不就像是韓寒寫了自由、民主、革命三篇後，網民說得最多的，不是韓寒讀書少的人身攻擊，就是他已被收編。我不想借用那個著名作家的名言，「中國人DNA就是那麼賤，沒救」之類的說話作結。只是看著《天與地》被討論，但收視比整晚「霞↓夏→下↗蝦～↑瑕↓」*的《我的如意狼君》還要低，阿爺沒有封殺，師奶就先封殺。大家聽了金句後，會在日常生活實踐，令我們身處的社會有任何改變嗎？

我不是賈寶玉，我不會對十二金釵說善意的謊言：及後我們會面對很多無奈、遺憾、可悲、或是「最黑暗的一天」。比方說，坊間盛傳，匯豐農曆年後或再炒千人，而且全是環球地區表現最好的員工。好無奈。大學時期，我搞宿生會，每一個會議都有白紙黑字的會議紀錄。原來香港的法定機構，受香港法例第1053章《香港大學條例》約束的香港大學，籌備大型活動這種「重要會議」原來沒有會議紀錄的。好遺憾。

香港沒有檔案法，政府就有權隨便銷毀檔案。公民黨議員吳靄儀曾經提出問題，問及為什麼2011年4月至9月間，搬遷政府總部至新大樓時，14個政府辦公室及政策局銷毀1181米長、高達3幢國金2期大樓高的檔案。當中，大至最核心的政策機關中央政策組、行政長官辦公室及政務司長辦公室，中至11個政策局的檔案，小至消防處、警務處、電訊管理局、社會福利署，都有檔案在沒有合理理由下被銷毀。以後行政長官的官商勾結更可明目張膽了，反正找個理由（如沒有空間存放）就可以銷毀罪證。好可悲。

獨立樂隊在銅鑼灣街頭賣唱《年少無知》，被執勤警察說：「街頭賣藝同行乞無分別。」好可悲。2011年七一遊行被捕的19名示威者被落案起訴非法集結等罪名。當日被警方「招呼」過的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指出，警方對示威者的檢控愈來愈常見，已不再令人震驚，「社會o既悲哀可能o係呢度」。民主派議員又會說：「好無奈、好遺憾，今日係香港民主進程最黑暗的一天。」這種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的話，之後就好像他們已經「為香港服務」了。

不思考的人最快樂

在香港，不思考的人最快樂。他們很易滿足，有飯吃，有iPhone炒，3個月可以去一次星馬泰旅行，自由出入境，比很多中國人都幸福呀。「做人鮋№，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咪算囉。仲有13億中國人活得比你更冇自由，香港人仲嘈嘈嘈嘈乜o野？」

對對對，畢竟香港的天與地，就像中學文憑試的中文模擬試卷的作文題中，莊子說「蝸角之爭」，就像David Bowie一首老歌《剎那天地》所唱：「天地不過一剎那。」

最近CCTV的讀書節目，請來日本作家加藤嘉一談「佐賀阿嬤的生活態度」一系列的書，在電視上宣傳「很窮都可以活得很幸福」之類的「當下理想主義」，淡化仇富仇官的情緒。文憑試就向中學生考莊子這種看化看破的出世論說。目的何在？是想香港人早點放下我執，更快忘記，世道的不公義的源頭是什麼嗎？

祝大家龍年快樂，新年進步，天地不過一剎那。

*編按：劇集主題曲，當晚播了多次

明報 2012年1月7日

如迷幻毒藥般的句子

《天與地》有一句對白：和諧不是一百人說同一番話；和諧是一百個人，有一百句不同的話之餘，而又互相尊重。

這句話錯得不嚴重，卻正好化成毒藥。
*****

該劇開播時，既因它的無線品牌，更復見主角是佘思曼和陳豪，故此抗拒觀看之意甚強。後來社會上之反應日多，我也就姑且略看。網上傳頌「金句」 city is dying 時，只覺此劇寫出了一些常識，不過總算是主流傳媒中，壓抑與無聊之氣候下罕見的。不被感動，只因戲劇帶出的訊息不算過時卻已屬拾人牙慧，感覺創作者沒有深刻思想，卻總算把被主流摒棄了的各種話語勇敢說出來。結局一集，我心裡原始的、純真（或稱幼稚）的一面被牽扯了出來，眼見劇中大眾（不佔角式或只是小角式）自發去成就一場以理想為號召之行動，竟有一刻想哭。廉價的浪漫。是廉價，因為它只要求一份不經理性探索更毋庸奮力實踐和犧牲之嚮往；是浪漫，因情節遠遠偏離現實（建制——電台和警方——才不會如此單純和溫情。）

回頭想起劇中 Yan 的說話，更感到事情被徹底簡化了。幸好，陳雲把箇中關鍵用心的寫了出來：

一百個人說不同的話，而互相尊重，那只是相對主義，比起無政府主義略好一些。這是典型的左翼社運人的黐線理論！

和諧社會，是一百個人說不同的話，在互動和交流之後，形成主流意見，可以行動，但尊重其他不贊成主流意見的人。而不贊成主流意見的，願意耐心等候人家如何實踐主流意見。

和諧社會是這樣的！

這是政治學的ABC，要講得明白，已經這樣困難，故此，香港要搞政治，真的前路漫漫。

如果主流意見是由參與的人在交流之後形成的，不贊成的人，也要尊重主流意見，只能等待後果或監察進行。因為不能假定人家的主流是對，也不能堅持自己是對，要有準備錯誤或驚喜的心。故此，民主精神與科學精神（懷疑、好奇但先諒解目前的解決方法）是相輔相成的。

一個不理解科學的社會，也無法理解民主。香港目前就是這麼一個社會。當然，我們會改變它。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補充TVB劇集《天與地》的虛假教誨，只是想指出：官商勾結的傳媒，除了灌輸財閥的意識形態之外，永遠只會教給觀眾一些危險而無用的左翼黐線發神經思想。我們必須警惕，永遠警惕！傑佛遜總統：民主就是恆久的警惕。

貼文的一段《天與地》的教誨，用真正馬克思主義來評論，屬於romantic leftism。在政治上，是fatalism的同義詞。

我們毋須花太多精力去遊說那些不聽講話的人，只要凝聚自己陣營，將立場反覆講清楚，做好事情，原先反對的人，便會注意過來。

將立場表述清楚，用各種版本來陳述清楚，是最難的事情，需要智力和耐性。不必沮喪，這是學來的本領。我們本來是沒有這種本領的。是磨練出來的。失敗不是問題，但一直失敗卻總是冷嘲熱諷而不去學習，才是問題。

當權者正正希望大家沉醉於各自表述，因不同說法均能表達出來而感覺良好，於是志氣不強反薄，沒繼而致力把現狀改變！

當大家網上熱捧此劇，談論和引述得興高采烈，過後，且看社會現狀可會有絲毫扭轉？

套你的一句話：「我身上找到的缺點何其多。」

昨日課後，往銅鑼灣參與講座，之後匆匆趕回家。下車，途經商場，我步伐極快，遇兩婦女，前者剛以手推開玻璃門並穿過，後者則正往前踏，我霎時於後者及門間縫隙穿過，惹來該婦女之指責：「喂，你咁樣好無禮貌唧！」我賠過不是。

記此瑣事。

不是常言道人越大純良越減嗎？一般解釋是被生活擔子所壓，功利意識日增。不少戲劇則著力刻劃角式如何於名利追逐中心思不再清澈動機無復光明正大。所謂利慾薰心。不過，不必總是戲劇性的。昨日一事，我就只是太急於回家，是為私心，意識一旦不清明，便忘公義。

這裡

這裡有你。

今年以後，只留在記憶。

這裡有你。

長久的同志、精神上之伙伴、感恩之緣由。

你可以是未來孩子之命名、教母與模範。

這裡不再有你。

不忘初心

喬布斯在媒體採訪中，提到「佛教中有一句話：擁有初學者的心態是件了不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