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思談愛國教育 + 船山之點評

小思: 《誰教我們愛國》

明報 2011年6月12日

據一般說法，1997年前受香港教育的，大部分香港人都在受殖民地教育，即有些人口中的「奴化教育」，即不懂愛國的教育。

　可是，每當祖國有難，這個沒有政府教我們愛國的地方，卻不少人都自發愛起國來。從抗日戰爭說起，例子可多。香港曾發起捐款支持祖國抗日，我手頭有許多剪報，都反映了1937年後，學生街頭籌款、菜販果販報販義賣、市民一碗飯運動、擦鞋童義擦，藝術界也籌款獻機，各學校成立聯合會籌賑兵災等等，幾乎無日無之。

　往後，凡國家天災人禍，大部分香港人都休戚與共，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盡力而為。1962年的大逃亡潮期間，有一則小花邊新聞，我十分難忘。當年，香港有許多小舞廳，每天設下午茶舞。但五月期間，都停業了，因為許多舞女要去新界救濟難民。請今天讀者別想歪了，她們跟平民百姓一樣，帶著食糧藥物，拋給即捕即解的中國同胞。

　近幾十年，也不必在此舉例，人人記憶中，都可找到大大小小例子，「血濃於水」四個字，不見陌生。

　那個時候，誰教我們愛國？學校也未嘗設立愛國教育，特別讀官立學校的學生，我們愛國之情從哪裡來？

　教育官在電視上說在跨科系的教育設計中，要加插德育及國民教育會有局限性，故要另設獨立具系統結構性一科，並發出二百多項諮詢文件，徵詢意見。怎會有局限性？甚麼叫結構性？小學中學，我們都在歷史、地理、國文科中認識了自己國家的民族文化，甚至清明上墳、端午吃粽、中秋賞月、過年利是，均見國民教育所在，有何局限？

　設計好中國語文科、中國歷史科、中國地理科，就能教好愛國教育！

船山貼文後，評曰：

只有末一句不同意.

中國語文等科，官府不去橫加「設計」，老師自能教好愛國教育！

我記得有文章寫過，「設計」一詞之本來用法，是「設計加害」的意思。

貼文：《恐佈統治，快樂抗爭》

《恐怖統治，快樂抗爭》
陳 雲
明報
2011年6月26日

香港現行的投票方法，是依照政黨名單投票，即使投予獨立候選人，假如自己投票的政黨名單 或獨立候選人勝出，第二高票的人是自己無份揀的。

港府目前的修訂，是萬一當選的人做了議員，中途辭職或出缺，政府就不再重新舉行選舉，而改 由第二高票的人遞補。這是違反投票意願的，道理顯淺得很。任何尊重邏輯一致性的政府都不應提出這種法例修訂，政府膽敢將這種法例修訂提出來，本身就是反理性的、無恥的行為。

港府這樣做，足可歸類為一黨專政的政府，與中共一道，坐待人民武力革命。

理性終結，武力相見

目前的輿論，有些人走向程序理性，說政府沒有諮詢程序就剝奪了市民的選舉權，好離譜啊。當然可以這樣怪責政府，但太委屈了，也太中產了。剝奪選舉權的法案，根本不容提出來的，諮詢不諮詢，都不應該提出來。正如政府要立法殺人民，不能提出來，諮詢不諮詢，都不可以。政府硬要提出來，而且準備夠票了就赤裸裸地在議會通過，政府要屈曲理性，人民就還之以武力革命。要理性，就要這樣清晰簡單的理性。政府關閉討論之門，我們也關閉討論之門。武力相見。要折服獨裁政府，就要這種理性，這種膽識。人民——只需要極少部分的人民，有這種理性，這種膽識，任何極權政府都要退避三舍。

不自由，毋寧死。中國人被獨裁政府折磨了六十幾年，就是反抗者沒了這種理性，這種膽識，這個信仰，總是順獨裁者的紋理來想，生怕把它惹火了，於是苦諫啊、請願啊、維權啊、打官司啊。結果，趙連海、艾未未都收監了。你維什麼權，你打什麼官司？現在，這種屈曲理性的政治，臨到香港人頭上來了，大家不覺醒，不奮起，請大家也不要生兒育女了，因為往後的下場，就是世代為奴。

「港共」現身，一黨專政

港府強行提交這個遞補制度的法例，香港已經開始行一黨專政了。那個一黨，不是牌面上的中共共產黨，而是中國共產黨的香港代理人，是香港的「政府黨」，那是香港政治委任的高官集團，加上土共和財閥惡棍組成的一黨。這個政府黨，也可以稱為「港共」——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執政代理人。這是定義。有了定義，可以理性討論下去了。

港共政府為了專政的方便，杜絕議員辭職再選，立下替補出缺議員的劣法，不尊重法理和民意，為了堵塞議員辭職而啟動全民變相公投而權宜行事（rule by expediency），糟蹋選舉制度。港共可以糟蹋選舉制度，是由於他們根本不喜歡直選，他們喜歡的是欽點，或頂多可以容忍特首選舉團和功能組別式的間接選舉。 Expediency這個英文字，是我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英國語言文學系，讀莎士比亞《理查二 世》學來的。網上字典的解釋是：a regard for what is politic or advantageous rather than for what is right or just. The quality of being convenient and practical despite possibly being improper or immoral. 所謂權宜行事，就是只顧盤算利益、佔盡便宜，機關算盡而不理是非曲直，不顧禮義廉恥。

理性失效，武力伸張當理性失效的時候，就是武力的開始。At the end of reason, violence starts. 武力是理性失效的結果。有兩種理性失效﹕不講理和講盡了理。不講理的人會動武，道理講盡了而無效的人，更會動武。秀才遇到狼，要變成獅。理性有時要用武力來貫徹的。勇武行事，是羅馬人的傳統，也是漢唐中國人的傳統，孔子講的智、仁、勇。

如果香港人可以容許這種欺負而不反抗或不惜決志動武以反抗之，政府不斷的欺壓、創傷而人民不斷的啞忍，幾件大事之後（反右、文革、六四、強拆），就形成了中國大陸的扭曲人格，香港人在政府強行通過遞補修訂法例、二十三條立法之後，將來的公民性格也會是犬儒、殘忍和卑鄙，與統治者同流合污，好像那些無可救藥的大陸平民一樣。故此，為了保護香港的公民性格不受惡毒政治的污染，非起來反抗不可。

快樂抗爭的真義

抗爭除了是伸張公義，也間接是為了公民的心理健康。被政府創傷而不用行動去治療，這些鬱結是會糾纏住自己，令人不快樂，憤恨世界，行事變得陰鬱而自私，沉迷於物慾、色慾、權慾、名慾，不知何謂見義勇為，何謂靈魂高潔。這是大陸人的心理寫照，大家有眼見的。一旦有了這種民族心理，神仙難救。這是我呼籲香港人放棄以民主拯救中國的原因，大陸是沒救的。資本主義不可救中國、憲政民主不可救中國，只有神力才可以救中國。耶穌基督或觀音菩薩那種神力。

抗爭是要有實效的，不能只是視之為心理治療，心理治療只是副效果而已。香港抗爭者舉舉牌、遊遊行，遵照警察的苛刻管制，事後和善解散的行動，如果取不到成效，就只是自欺欺人的、假的心理治療，無效的心理治療。所謂假的心理昇華，佛洛伊德學派說的false sublimation，或者是馬庫色（Herbert Marcuse）說的，壓抑性的偽昇華（repressive desublimation）。放在政治上，心靈的悸動、正義的感召，必須得到堂堂正正的、收到實效的宣導，人才可以得到滿足和快樂。這就是最終的快樂抗爭。快樂抗爭的開始，可以用藝術、用詼諧諷刺來吸引民眾參與和支持，可以用藝術和調侃來娛樂同志，休養生息，但必要時，最終也要勇武行事。這是為了心靈的快樂，得大自在、大樂定。

用各種混混騙騙、自欺欺人的方式來示威遊行，敲鑼打鼓載歌載舞，如果得不到實效，不能折服政府，就只是偽昇華（desublimation），那是購物消費，在遊行期間捐款援助政黨，自己玩埋一份而已。

去煩惱，破妖邪

說要動武，呼籲的是勇武行事，不一定要動武的。香港從來不缺人，人數夠多，就可以癱瘓公共秩序，政府就會屈服。今年六四當晚，五十人集體棄保，政府就馬上放人，香港的公共秩序繃得很緊，政府的底牌弱得很。遊行期間，也不怕政府派出間諜和壞分子搗亂，好多武力革命，都是政府或搗亂分子無意之中催生的，所謂自作自受。民眾只要行動勇武，不怕抹黑，所有的抹黑伎倆，都會成為抗爭者的助燃劑。愈抹黑，愈勇猛，鬼夠膽抹黑你咩？你的心志定了，就無堅不摧，煩惱盡除，群魔懾服，佛教叫這做金剛心。

文字江湖﹕通識教育的理念

鄭培凱
明報 2011年6月19日

……專業技工是技術嫻熟的技術員，不必有文化關懷，不必有創意，也不必有寬廣的視野，不必關懷人類文明。按章辦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香港的說法，叫做「打工仔」。政府官員是公務員，為英國殖民政府「打工」，回歸之後，積習未改，繼續為北京政府打工。為跨國公司工作的高層，叫做「打工皇帝」，年收入工資可以過億。有些人只管為公司做事，為公司及自己賺錢，是否危害公眾利益，是否加速社會兩極分化，是否殘害人類的文明與生存，他不管。

大學要培養的，不應該只是沒有社會文化關懷的「打工仔」，而是具備人文通識，能夠關心並改善人們生活的專業人才。大學提供專業教育，提供職業訓練，但更重要的是培養青年的理想，為社會福祉、為國家民族的前途、為人類文明發展，奠下人道關懷的基礎。這就是「通識教育」的基本精神。

《世紀．Dialogue﹕北望起義》

明報 2011年2月22日
梁文道、盧思騁對談中梁文道一方之摘錄。

盧思騁提到一個很好的概念——辛亥百年。這麼說或許有些簡單、粗暴，但在我看來辛亥革命就是海洋中國對內陸中土中心主義的北伐。

海洋中國對內陸中土中心主義的北伐

自明朝以來，中國東南沿海一直是一個讓朝廷很頭痛的地帶。明朝的時候這裏有倭寇，但倭寇其實並不是日本人，基本上全都是中國人；像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就是當時一個赫赫有名的海盜集團頭目。 這個地域的人也喜歡往外跑。我們常說鄭和下西洋是如何推動華僑在海外的地位，其實當初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是要抓回「亂民」——那些私自跑出去的人。這些人到了海外之後，充分跟帝國主義合作。為什麼英國人、西班牙人、荷蘭人都很喜歡華人？為什麼後來印尼、馬來西亞的人會排華？因為這些跑出去的華人都很精明、很懂做買賣、很敢冒險，所以往往能成功地扮演帝國主義買辦階級的角色，協助殖民者治理被殖民地區的人民。

在我看來，東南沿海一直有一個革命的、反叛的傳統。到了清末這裏就出現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像我們都很熟悉的嚴復、沈葆禎就都是福建人。這批福建人首先出去把現代西學帶回中國，廣東這邊又有一批人出去，帶回來一些別的東西。而所謂的辛亥革命，在我看來無非就是這樣的一個從東南兩省出去的人帶回來的知識、技術、資本等累積到一定的程度，最終爆發的一場革命。

辛亥革命讓孫中山這個連中文都寫得不好的人成為了我們的國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孫中山完全是勾結海外反華力量、顛覆國家政權，因為辛亥革命90%以上的金錢支持都來自海外，其中主要是來自南洋。其實維新黨的資金來源也是一樣的。其實說白了，辛亥革命就是一幫販夫走卒，加上一幫不大會說中文的「洋奴」，一天到晚講我們要改變國家，結果就改變了。這就是辛亥革命。

這樣的一個南方海洋中國的存在，其實在今天也依然發揮其作用。譬如有那麼多在內地不方便講的話可以在香港講，在內地不方便出的書可以到香港出，有那麼多內地朋友可以偶爾過來香港透透氣，又或者是透過香港獲取一些在內地無法獲得的資訊。

而香港的年輕人一方面愈來愈關注本土文化的保存；另一方面，對於中國他們也愈發關注。他們關注劉曉波事件，關心趙連海的境遇，每年六四參加維園集會的年輕人愈來愈多。很多人覺得這是矛盾的，強調本土運動為什麼又關注中國？但在我看來這一點也不矛盾，就像一個上海人可以關心上海也可以關心中國。這裏面有一個更深沉的、超越政治差異的因素。

香港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一直有爭取本土政治民主化的運動，這個運動其實從來就不只是香港本土的運動，它必須要放到整個中國的框架來看。已去世的司徒華先生講「中國不民主，香港就沒民主」。這句話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預設：我們在香港談政治跟社會民主化的時候，絕對不能忽略整個中國的存在。

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假如今天香港立法會真的沒有功能組別了，這意味覑什麼？意味覑香港的富商沒有了政治保護傘，香港的資本家沒有了政治上的特權。這可能出現嗎？可能性相當低。因為這些人的保護傘，並不止是香港政府，還有北京政府。舉個例子，香港有一個娛樂大亨，操縱覑香港一大娛樂傳媒集團。他曾被人以暴力恐嚇勒索告上法庭，但在法庭上幾個本來要指證他的證人同時宣布自己什麼都不記得了。這樣的一個在香港眾所周知的、有特殊背景的娛樂大亨，他同時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榮譽教授。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怎麼可能孤立地談香港社會和政治的改變？

從無孤立的政治改變

我一直覺得鄧小平當年講「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時候想的和我們今天想的可能很像，為什麼？五十年不變指香港的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但是根據基本法，香港要進行政治民主改革，最終達到雙普選。那問題就來了，假如香港在九七之後的五十年內，按照《基本法》最終真能達到雙普選，五十年之後怎麼辦？我們設想一下，2047年香港終於雙普選了，有了自己一人一票直選的特首，一人一票直選的立法會。結果2048年因為過了五十年，所以又廢除了這些東西，實行市人大，市長、市委書記的管治模式。這可以想像嗎？當然不可以。那「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究竟是什麼意思？其實這個說法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來的，那個時候跟今天的中國很不一樣，大家都喜歡談政治改革，當時國務院還設有專門的政治改革辦公室。而按照當時的想法，政改就是從下而上，從農村開始一層一層往上進行的。所以八十年代的時候鄧小平講香港可以五十年不變，他的意思是五十年之後內地恐怕也可以直選市長、市人大了，那2047年之後香港結束「不變」的狀態就正常了。

但是八九之後這一切都變了。六四之後，有一次記者問香港的政治制度是不是真的五十年不變，鄧小平回答：「有需要的話一百年不變都可以」。當時香港人的解讀是鄧小平這麼講是為了讓香港人放心，不要移民。但從今天來看就很可怕，就是說一百年恐怕還不能選市長。我甚至猜測，當初「一國兩制」一開始設局的時候就已經包括了整個中國跟香港的政治改革的藍圖。所以我從來不覺得香港和內地是可以分開考慮的問題。所以，今天香港的年輕人，從事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的人，不應該天真地以為我們只要在香港就可以了，這是不可能的。

不穩

這一段日子，心情總是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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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早會後，不時感到興奮、激動、焦慮……百般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