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追問：「群眾這樣拉鐵馬衝防線仍算是和平理性嗎？」雖然並不存在武鬥、搶掠之類的攻擊性行動——黃宜弘頭上的水樽是極之個別的事件，但如此衝突的動作和場面又很難說得上完全符合和平理性的意象。話說回來，完全的和平理性似乎不容易達到，它要求的不僅是非暴力，而是無條件避免任何衝突，亦即服從所有由警察部門發出的命令、安排和防線。此一情形下，諸如靜坐留守政府總部，而最後被動被抬之類的行動模式，今天都會被冠以「過激」、違背和平理性的標籤了。
學術研究中，社會行動的模式多種多樣，難以用「和平理性」四字來捕捉和概括。若視之作唯一尺度，將無可挽回地遭遺漏忽略很多相關元素，錯失閱讀不同層面的社運邏輯的能力。不少評論人便將擲水樽、粗言穢語、移開鐵馬、馬路靜坐和包圍立法會等差別極大的情形混為一談。難道人們真的相信上述行為皆是同一類的東西？拋出的水樽和粗口—— 暴力和非暴力——真的沒有區別？當然不是。真正發生作用的其實是語言的貧乏，人們缺乏充分的語彙描繪形形色色、性質相異及棲身非暴力範圍之內的社會行動，最後落得連暴力和非暴力之舉動都不加區分、並列而談的下場。因此，若要掌握目下情况，首要任務便是豐富我們自身的語言工具箱，讓現實中的社運之不同細節得以描繪。讓筆者從跟和平理性風格迥異的直接行動談起（Direct Action） 。
包圍立法會屬於非暴力的直接行動，旨在直接干預某個不義空間的「正常」運作：隨着某一政治空間原來的運作遭阻撓、甚至中斷而突顯其中的荒謬及封閉性格。當立法會畸形的日常運作變得理所當然，當行政機關臉無愧色地利用議會內的既存特權之際，包圍立法會企圖中斷的正是那份理所當然。另一個例子是四年前闖進天星碼頭的直接行動。停止推土機及地盤的正常運作是目標，而停頓是為了突顯尚未解決的矛盾。終止的邏輯固然帶來了實際效果，像工程稍為延誤或官員遲了數小時回家，但這到底是象徵性的：不管包圍抑或闖入，誰看不見實力懸殊，誰不知道普羅大眾難敵警察的強硬清場。效果上，那短暫而富象徵性的停頓，和一般和平理性、遊完就散之示威行動的分別在於，它把自己裝扮成一根插進背上的芒刺，讓出問題的部分無法如常運作，迫使當權者面對社會矛盾。
如想完成行動目標，有時候行動者務須移離部分鐵馬，但牢記一點，人們的意圖不是攻擊警察，也不是衝擊鐵馬，而是繞過它然後抵達目的地，實現包圍立會或闖入碼頭之行動。直接行動式的干預之外，尚有許多不同模式的社運，像七一大遊行所宣示的便是數量邏輯，訴求的力量主要建基於人數；又或絕食行動，它訴諸的其實是行動者對某一社會問題之投入、承擔和付出，既是動之以情也是道德召喚。然而，不論數量或情志，都並非和平理性寥寥四字足以說清。
也許，強調和平理性的作用在於建立一種規範，也在於緩和社運轉向暴力的恐懼，而非更細緻地描繪社運的複雜面貌。但若是為了樹立規範，筆者認為以暴力和非暴力作為分界線已然足夠，前者直指以襲擊別人身體作目標的行動，而非公民抗命式的違法或移走鐵馬。唯其如此，輿論才能免於思想上的泥漿摔角。
《明報》．世紀，2010年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