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我們這種人，覺得天大事蓋不過「理解他人的角度和感受」，這便是最終的倫理，以約束自我，修正視野。然後我們相信，只要將不同視角的說法並置呈現，便可讓觀者達致溝通和理解。理解。在一個被無限中介、充斥無限前設的世界裡還有沒有可能互相理解呢，還是你只理解你親愛的人呢。是我們留在了敘事學的年代無法回來嗎。
我沒有時間。
我說這對我打擊很大，幾乎在會議上哭出來。但我那麼痛恨自己在會議上失去理性訴諸情感，竭力控制自己，不願進入某種悲情的結構。然而那確實是悲哀呢，那麼簡單的道理，話不想說到盡，有些事情必須要等他人自行明白。d說，很難讓人有同理心，沒有辦法。需要想像，需要故事，需要劇場。而我只想說乾燥和轉折周詳的句子，使用中性的詞彙，於是我不得不忍受悲傷。於是明白，中年的人，句子往往碎裂平板，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感受，而是因為他們太過悲傷。
前陣子有個不怎麼了不起的發現，就是末日故事，常與公路模式結盟。
末日當然要跑動跑動，難道坐着等死不成：例如丹尼波爾的《二十八日後》、望月峰太郎的《龍頭》、法國拉黎厄兄弟的《末日快樂之旅》、新井素子的《愛在地球毀滅時》、薩拉馬戈的《盲目》和威爾森的《時間迴旋》，都把移動的步伐變成活化末日風景的視角，再滲以途上各色遊人的化學作用，主次交纏，一個故事得來就費這點工夫。
除了《二》之外，其他全是歸返之旅。在交通癱瘓的末日，角色們都固執地響應團聚，披星戴月，見顏面，道衷情。說是公路，不如說是行人道電影更貼切。但有典型就自然有人唱反調。這不協和音來自以色列能編能導能演的Assi Dayan於19 98年導演的 《阿賓先生的最後一個半鐘頭》。
這九十分鐘的電影戲如其名，故事開始的時候，醫生就告訴他患了絕症，阿賓先生秉承傳統急問咁仲有幾耐，醫生打響算盤，報上時辰——九十到九十二分鐘左右，然後末日之旅鳴槍一響就揭幕了。
一個半鐘，沿途沒有喪屍沒有外星人也沒有軍火爆破，高薪厚職的他先打電話回公司報到，讓義正辭嚴的煩警指點，給行動遲緩的長者讓路，嘗試向暗戀良久的店員姐姐表白（不果）、塞車、見客、接仔女放學..認真地在趕投胎，卻沒人把他當回事。這是他一個人的末日，不是別人的，怎麼陪你瘋癲去。
回到家已只有半個鐘人命，電視卻佔據了家人的心神，情深的說話繼續未曾講。他去洗了個澡求個乾淨，然後哭了，但旨在片刻痛快，他穿上橙色的睡衣躺在床上，擺好甫士就關了燈，一片黑暗中觀眾以為他去了。結果說好的死亡慢慢來，他忍不住就開燈看書去。那幾頁文字就這樣成了他的最後。女兒叫了薄餅外賣，來敲門問他要錢，以為他睡了，自己翻他的錢包，不知他已斷氣。
這就是阿賓先生的末日，毫無禍患、困苦或刀劍，惟官僚和疏離橫行霸道。在不知名況的時日裏，我們只被無盡的瑣碎消磨。這電影被冠上喜劇名銜，如真實人生的苦中作樂。
我所認知的世界，有點含混，如果你看facebook，看見那位囧囧有神的女藝人的樣子得獎，會放聲恥笑。看到她得獎，感言說你頂吓我我頂吓你，網民卻會說「好sweet呀」、「快啲結婚啦！」雖然，當娛樂記者問他們有關緋聞的問題的時候，他們當然會很官腔的答：「我都係想大家留意我工作多啲囉。」
這是虛偽得可悲的世界，但沒有香港人覺得虛偽是罪，反之，虛偽是成熟大方的表現。大家都知道，電視台的頒獎典禮，是一種自high。觀眾是明眼人，把八卦雜誌讀得愈多就愈明白的你，當然知道視帝視后的投票不過是幌子，頒獎禮只是一堆穿時裝的人真人上演的宮闈鬥爭。有趣的是，人人都知道結果是幾個大人物的閉門會議決定，卻有（不少）香港人（甚至是華南地區的文藝報紙的文藝青年）追看，就當自己都有份實彈上陣的演了活春宮。
香港人看特首選舉和台慶頒獎，也用同樣的眼光吧？否則，政治版記者就不會用娛樂版記者常用的採訪口吻（令藝人覺得尷尬，博藝人發爛渣取sound bite的方法）做採訪。香港人很現實，明知現在沒有普選，就把現在兩位特首的跑馬仔「假戲」當真看，睇咗當做咗，確保花生爆谷嘉應子貨源充足，看著幾個候選人到處爭取沒有票的人的支持。給大眾「特首選舉的文化」，好像就是我們都有份投票似的，民望「好像」會左右大局。但香港人倒是明白人，把八卦雜誌讀得愈多就愈明白的你，阿爺欽點什麼人，什麼人就會當選。沒有人會認真覺得，這些這陣子落區比他們身在公職時要密要勤要扮真心的「候選人」，真的會關心香港人的幸福。
facebook大家都在瘋傳《天與地》Joe Junior的金句，道盡香港的鬱悶。無疑，這個城市死亡的原因，不只是同質化社會的形成（即是，大家都吃同樣的東西，看同樣的雜誌，讀同樣偏幫政府的報章，有同一個政治立場），而是大家都只是看了劇集，share了之後，就繼續活在不合理的世界中。
你看？花園街縱火，拆的票控的，是排檔，而不是劏房，或縱火狂徒。就像有大胸美少女被非禮，我們責怪少女胸部發育過剩。看覑港台兩個名嘴做了十多年要走了，港台工會卻一條絲帶也沒有掛出來。是大家都不介意香港電台在播什麼了嗎？反正電台都是有點聲音而已，有誰介意究竟是在做什麼？到某天，《頭條新聞》都停播了，我們又說這是香港言論自由最黑暗的一天嗎？沒所謂，反正大家習慣了黑暗。你看，港台最受歡迎的二台，開咪的有幾個是公務員？非公務員的比例若何？年輕一代，不是合約制就是散工黨。工會在代表什麼人？高舉編輯自主、言論自由的旗幟倒是動聽，內裏有幾多年輕傳媒從業員在忍受無間地獄式的工作環境，三年三年又三年的在捱，守著這家老店？
黑暗，也不夠陳鑑林先生說那個忽然得到三星的區議員，說一句「英雄莫問出處」。難道說中聯辦是麗春院或是洪興東星？中聯辦何時成了孬種？更何，中聯辦成員不當成「通常居住」，為什麼他可以得到三星，還參選，還可以給選民信心他會做好地區工作？
This city is dying, I know.
不是因為我悲觀不會尋找日常生活身邊的小幸福，而是我看到「制度」中不合理的事情，我會在意，我仍會喊痛。嗓門大一點，多喊一兩次，就會被人家說：「為什麼你咁多唔滿意？做人正能量啲唔得㗎咩？」得，當然得。反正大家都不再介意香港變成怎麼樣，留在香港，不過是因為稅率低，家人朋友仍在香港而已。在一個跟自己沒有感情的城市苟且偷生，正如跟一個沒有感情的男人結婚，只要他搞的時間不要太長，不快的事情不要在自己身上發生，日子還是照樣的過。看著別人離婚或爭取權利時，恥笑一下別人的不幸，自我感覺要多良好有多良好，不就活得很好嗎？
台灣、香港的70後、80後年輕人，會比較像日本的70後、80後，那是因為大家的社會節奏或者發展的階段比較接近，跟大陸是不一樣的。在那種狀況底下，會出現很奇怪的現象，比如最近日本好多學者比較關心的問題，「下流志向」。什麼叫做「下流志向」？以前說一個人的志向是往上的，我希望錢賺得越來越多，我希望生活越來越好，要有志氣，可是現在日本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年輕人的志氣是往下的。就是說，我不想讀書讀得很好，我也不想有份越來越好的工作，我甚至想失業。所以你看日本今天的教育，小學生上課的時候，前面一半坐在那裡乖乖的聽老師講，後面一半在散步——真的在教室裡面散步，聊天，老師也不管，管不了。日本大學生的英語比之前退步很多，現在所達到的就是以前高中的水平，甚至初中。
我覺得台灣和香港也是同樣的情況，比如說我在香港有一個出版社，我要負責面試一些人，一些年輕人，我問過他/她們：你有什麼嗜好？他們會說：「睡覺」。 Ok，那我說，你平時的休閒是什麼？ 「睡覺」。啊？就「睡覺」啊，「睡覺」怎麼能成為嗜好呢？對於我這一代人很難理解的，「那你要來我出版社工作，平時看些什麼書?」「我不喜歡看書。」「可是我們是要出版書的。」他說：「那我出書就好，出書不一定就要看書，我出書是要給別人看。」
這些答案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裡？前十年、二十年，年輕人可能會說謊，他/她可能不大愛看書，但是他/她可能會說：我最喜歡《戰爭與和平》，莎士比亞，《紅樓夢》，等等。但現在的年輕人是不騙你的，很坦白：「我不看書的。」換句話說，他不覺得這是問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很多人就會說，一代不如一代。我覺得不是這個問題。我覺得香港、台灣，日本這些年輕人，處在這樣一個社會時期，他/她從小就發現，那種「努力讀書、好好工作，換取一個很好的生活，再忙碌、生活再好一些、再有錢」的想法——這樣的一種想法，本來是支撐戰後東亞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現在是破產的。
我不會責怪這些年輕人，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因為我們看不到未來是什麼樣子，希望在哪裡？當你看到自己的父親衰老、疲倦、平庸，那我幹嘛要好好讀書？為了將來有個好工作？拜託你別跟我說這種廢話。
但是大陸不一樣，大陸整個社會節奏是不一樣的。我只從我最瞭解的一個行業來講，比如我做媒體，我在香港、台灣碰到的所有媒體的老總，報紙的社長，總編輯……都是50歲以上，甚至更老，但是我在大陸遇到的好多老總是30來歲。這是一個二十多年前香港走過的路，30多歲就能管一家報紙，下面幾千人，那是因為在成長的階段，市場突然擴大了，過去媒體就是那幾家，但現在突然多了那麼多出來，大家都要人，機會在無限地擴大，你永遠不知道明天有什麼東西等著你，你對未來的期望還是樂觀的，你會覺得未來會比今天更好。可是台灣和香港卻不是這樣的，你看到前面的路是越堵越死的。香港回歸之後看到太多大陸崛起的消息，香港年輕人現在接觸到很多大陸來的年輕人，和他/她們一起學習，甚至一起工作，奇怪的是，當他/她發現這些大陸來的同學或者同事，那麼努力，那麼有志氣，那麼優秀的時候，他/她不會想說我和你們拼了，他/她會說，那我就算了，好累。
換句話說，台灣、香港、日本已經走入一個相對穩定、甚至衰老的社會，而大陸還在往前，窗戶很大，我覺得這會影響年輕人對自己的看法，對未來的看法。
第三十九周，終於忍不住在facebook貼上你的小媽媽挺著大肚子的照片，以及寫給小媽媽的讚美詩：
帶著一個湖的女人
我說你帶著的不是一個宇宙
是比宇宙更深，星光在其中更濃稠……
朋友們也忍不住了，按了幾十個like，鐵志說：「看來接下來偉棠會有大量寫給新的小生命的詩」，真是知我者言，其實我早已悄悄地為未來的你寫了好幾首詩，這一組詩就叫做《致21世紀少年》。
2005年就寫過一首《20世紀少年》，靈感來自浦澤直樹的漫畫，這漫畫彷彿是寄託了我們一代在20世紀末成長的人的所有憂慮與勇氣的一部準未來史詩，我在詩的結尾也寫道：
今天我們能見到的世界仍然是廢墟，
只不過更為精緻──
列車仍然在開往一個沒有光的所在，
因為同學少年，大多已成叛徒。
我卻吞下了那一團燦爛。
希望能為你保存他的震耳樂聲，
我發誓那個世紀已經成為火種，純黑的炭──
至少我們相信。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悲劇和悲劇英雄，如果不相信自己一代將成為未來之火種，未來就無法一直來一直來了。
我相信詩人艾青的確是因為愛未來才會把兒子取名艾未未，艾未未在60年代一定讀過詩人食指的名作《相信未來》，相信未來的食指這幾十年都在精神病院裏度過──不是因為他病了，是因為他身處一個狂泉之國。但是「愛未來」卻在今年成為內地網民最響亮的一句口號，與「要有光、要有誠」一起在網絡上此起彼伏。
我也相信未來，尤其是在今年春天剛知道你的存在，這個春天同時存在的還有茉莉花。一個小生命形成的最初，我正好在北京，拍攝在王府井麥當勞門口默默擺放一束鮮花的年輕人，拍攝我在最後一場薄雪上面寫下的「茉莉革命」字樣。雖然雪輕輕地又把這字覆蓋，但我相信那只是另一種種植，我們傳播這個詞語，就和艾未未傳播他的瓜子的意義是一樣的。耶穌在地上劃字，誰也不知道他寫的是什麼，但每個人都相信他寫的必有意義。我們傳遞敏感詞，大家也看不出來這是否能改變未來，可是語言即道，人若有言，必將超越道路以目的困境。
所以我給你寫的第一首詩，最後一句是：「白鶴飛回，我們帶著一捧茉莉。」我希望當你成為一個少年的時候，看到這首詩時不用去想茉莉的隱喻，茉莉就是茉莉，不是敏感詞──你那個時代也必將沒有「敏感詞」這個詞。也許你翻開歷史書，目睹你的父輩當年曾想盡辦法在網絡上躲避敏感詞審核，發明出比寫現代詩還要隱晦一萬倍的種種修辭手法，你會啞然失笑。是的，孩子，我們演出然後拒絕演下去這一出荒誕劇，是為了未來我們只在藝術中使用隱喻，而在現實中直言是非。
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依然是美國學者——紐約大學的沙琴德（Thomas Sargent）和普林斯頓大學的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兩人的學說被歸入「理性預期學派」（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當西姆斯被問及對經濟現況有何解決方案，他坦言：「如果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我早就公諸於世了。」這其實就是「不存在任何簡單答案」的委婉之言。
西姆斯去年在《經濟展望雜誌》（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春季號發表了一篇題為〈但經濟學並不是驗證科學〉（But Economics Is Not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的文章，被廣泛引用，他在文中斬釘截鐵地指出，經濟學並不是也不可能是驗證科學——所有「自然的」（natural）、「類似的」（quasi）乃至「計量的」（computational）實驗，倘應用得宜，無疑很有用，但無一是「萬應靈丹」（panaceas）；他語重心長地提出忠告： 應用「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必須特別小心，必須嚴謹而深入地思考「非實證推論」（nonexperimental inference）的核心問題。
經濟學說無一「萬應靈丹」
是的，當今全球經濟動盪，絕對沒有「萬應靈丹」，《臥底經濟學》（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的作者哈福德（Tim Harford）最近有一篇文章剛巧也以醫學喻經濟學，文章題為〈一茶匙藥〉（A spoonful of medicine ），他啟首就問：經濟學應該更像醫學嗎？
他認為「跟經濟學一樣，醫學應對的是人們迄今尚未完全了解的複雜體系」；「但與經濟學不同的是，醫學能夠容忍許多對於在困難環境下進行對照實驗的道德疑慮」；「在醫學領域，學術證據和日常實踐交織在一起」，他認為「這種共生關係在現實世界裏遠遠並不完美；但經濟學家不妨借鑑一下」。
諾獎：美國經濟學家俱樂部
西姆斯坦言，經濟學的「實驗」（ 自然的、類近的乃至計算的）往往只是「修辭手段」（rhetoricaldevices），藉以迴避「計量經濟學」的難題。他與紐約大學的沙琴德在獲獎後異口同聲地指出：歐羅危機主要關鍵是政治。薩金特更認定當今歐洲有如1780年代的美國十三州，各州各自為政，中央政府形同虛設，經濟陷於癱瘓，中央與各州都面臨嚴峻的債務問題，直至1787年，十三州債務整合於新聯邦政府名下，問題才得以逐步解決。但這段美國歷史就是為歐羅區的指引明燈嗎？
那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最難纏的政治問題了。
經濟學畢竟不是醫學，也不是歷史學，對一個像我那樣的經濟學門外漢來說，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短短的四十三年歷史比較簡明，這個獎項自1969年開始頒發，共有六十九人獲此殊榮，可是從1970年的得主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算起，至今已有四十五位美國人奪魁，佔總數近三分之二，將此獎稱為「美國經濟學家俱樂部」，諒不為過。
值得注意的是，倘以新千禧年為分界，美國人獲獎幾成慣例——在2000年之前，共有四十四人獲獎，美國人佔了二十四位，非美國人也有二十位，比例尚不算太懸殊；然而，從2000年至今，十二回合共有二十五人獲獎，沒有一屆沒有美國人，而且佔了二十一位，非美國人僅佔4個席位，而且都只能與美國人分享獎金，那是說，2000年至今，沒有任何一位非美國人單獨獲獎，而2006年得主菲爾普斯（Edmu nd Phelps）、2008年得主保羅．克魯格明（Paul Krugman）這兩位美國人則成為獨享殊榮的極少數，一面倒的傾向無疑是太誇張了。
更誇張的是，近年獲頒諾獎的好一些非美國經濟學家，其實也跟美國有一定淵源，比如1997年得主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乃加拿大出生的美國人，在芝加哥大學完成經濟學博士學位；1999年得主、兩年前開始提倡成立「美歐貨幣」（dolleuro）的加拿大人羅拔．蒙代爾（Robert Mundell），乃麻省理工學院的哲學博士，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史丹福大學；2005年與美國「博弈論」（game theory）大師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一起獲獎的以色列人羅拔．奧曼（Robert Aumann），同時也是美國人（雙重國籍），他八歲隨家人移居紐約，一直在美國受教育，乃麻省理工學院純數學博士。
處於飢餓，處於愚魯
這些事實大概足以表明，美國經濟全盛期即使早已開到荼靡，但主導全球經濟運作的經濟學說至今仍是美國人的天下。然而，美國經濟學說縱然「百家爭鳴」，有時卻不免各持己見，甚或勢成水火，屢涉「黨爭」，他們大概還得要向辭世不久的「蘋果教主」喬布斯（Steve Jobs）學習，尤其要學習教主向《連線》（Wired ）主編奇雲．基利（Kevin Kelly）借用的那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處於飢餓，處於愚魯」（Stay Hungry, StayFoolish）。
晚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好像理所當然地成為動盪社會的發言人，他們大概不一定讀過1974年得主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簡短而發人深省的領獎講辭：「如果我曾被徵詢應否成立經濟學的諾獎，我必然堅決反對。」他認為「對經濟學有優秀貢獻的人，沒有理由對所有社會難題都變得萬能（omnicompetent）」，所以他建議獲此項榮譽的人必須作出「謙遜誓章」（an oath of humility），那是「一種『希波克拉底誓章』（Hippocratic oath，希波克拉底乃希臘名醫，其後轉義為「行醫初哥誓章」），永遠不要越出他們的專業範圍，對公共事務指指點點..」。
先申報利益。占飛不擁有任何蘋果產品，沒有Mac, iPod, iPad, iPhone, 什麼i都沒有。講開又講，蘋果用 i 作產品標誌，這個i應是代表internet吧！
但internet的i讀作「煙」或「依」（時下的e），何以要讀「挨」？歐洲各語的i多是讀e音，如德文的我是Ich，法語的il，讀「挨」音也有，卻不是主流。偏偏英語中的我是大寫的I ，與小寫的i 同音，i可視為小寫的我——如e.e.cummings的詩。蘋果用i，背後是不是暗藏傲慢（arrogance）——無i不成我呢？
大有可能，因為謙虛肯定唔係喬布斯的強項。他認為企業的責任不是滿足顧客的需要，因為顧客不知道他們真正需要什麼。顧客只是驢子，把蘿蔔吊在他們眼前，他們就會跟你走。就等於亨利．福特說的：如果他只是要滿足顧客的需要，就會疊埋心水去繁殖跑得更快的純種馬，而不會去發明汽車。資本主義最成功的企業家都喜歡支配世界，當自己係所謂「宇宙的主人」（mastersof the universe）。
心狠手辣生意人
喬布斯之好利，少有人提及。他的同窗S t e v eWozniak是為過癮、好玩而跟他拍檔發明Mac。後來，當喬布斯志在發明每年可賺數以億計美元的產品時，兩人就分道揚鑣了。在讚揚喬布斯的天才時，大家不可忘記，歸根究底，他還是個企業家，以賺你我口袋中的錢為首要考慮。只不過，他發明的產品比任何人都好。
喬布斯跟蓋茨一樣，都是心狠手辣的生意人。蘋果與微軟都不約而同給血汗工廠製造產品，壓低價錢，薄利多銷，壟斷市場。蓋茨近年發財立品，搞基金，捐獻家財回饋社會。喬布斯呢？蘋果到處興訟，封殺任何違反其知識產權的公司，卻沒有成立任何慈善基金。兩者的字典裏都沒有「耐用」兩個字，產品都設計成用一兩年便要丟棄。在商業策略上，每幾年便推出新產品代替舊的，當然是財路。可是，那些舊產品怎麼辦？丟到堆填區，運到貧窮國家去，製造電子垃圾，製造污染，他們倒是不管的。
人文從何說起
此所以當看到Walt Mossberg引述喬布斯說：「他活在科技與自由人文的交滙點上。」 （As he liked tosay, he liv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echnology andliberal arts.）占飛不能不讚喬布斯真懂得推銷自己，只是評論人竟毫無批判性的接受了他這個講法，卻令占飛嘆息再三，尤其是中譯為「人文」，更是錯得離譜。人文一詞最早見於《易經．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蘋果的i 產品「化成」個什麼「天下」？怎能跟儒家的人文精神相提並論？
最早講liberal arts的應是亞里士多德吧！他把「自由人文」的教育跟「職業」教育作對比。前者為「自由人」而設，教邏輯、修辭，旨在訓練門生慎思明辨，教道德倫理，旨在引導門生止於至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自由人文」跟宗教、教條、偏見對立，教導學生要有獨立個性、尊重自由和普世的人道價值等等。
蘋果作為一間跨國公司，實踐了這些價值嗎？蘋果的i 產品有促進這些價值嗎？所謂人文，從何說起？
喬布斯逝世，蘋果短短的悼文指它失去了一個「inspiring mentor」。
這話倒沒說錯。
希臘神話中有名Mentor者。在荷馬史詩《奧德賽》中，他是奧德賽的老友，奧德賽出征前把整個家交託給他，教導他的兒子。後來，女神雅典娜化身成Mentor，既保護奧德賽之子，也幫他尋找父親。現今英、法語中Mentor一字便是源自這個神話。
把Mentor譯作「導師」，是典型白話文的疊床架屋，「師」而不指導、引導、輔導，未之有也。譯作「師傅」，庶幾近矣，古時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叫「師傅」，教帝王或諸侯的孩子的老師才能叫「師傅」。廣東話有把「師傅」寫作「師父」者，錯有錯着，反而表達出Mentor的重要性。
運動員有教練（coach），教導球員的基本技巧，如高爾夫的教練，便是教學員怎樣持桿揮桿，怎樣打球。此外，還有訓練員（trainer），針對學員的特性而設計課程，訓練他的體能，改善其技術弱點，發揮其長處。
將這個分別用在教育上，今天的學校教師，下焉者教學生資訊及知識，上焉者教學生如何搜集資料、數據，如何分析問題，如何獨立思考。但這些只是教練的工作及職能。至於補習天王，更只是訓練員。公開試就像體育比賽，有本身的勝負規則，不是有才華就可以得高分。學生需要接受訓練如何回答試題拿高分。此所以今天到補習社補習的，不單只成績欠佳的學生，成績不錯甚至優秀的學生一樣去補習。好的補習天王就等於一流的訓練員。
韓愈《師說》劈頭便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教練與訓練員，學校教師與補習天王，頂多只是「受業」，談不上解惑，更說不上傳道。傳道，要Mentor才可以。
孔老二之所以被尊為萬世師表，不是因為他善於受業，而是他精於傳道、解惑。他是真真正正的Mentor，毋須多言，也沒有課程，跟學生/門徒閒談間，一語中的，便能打通門生的任、督二脈，使他們開竅。用佛家的譬喻，是開了天眼，古往今來，一切都能正見明見。
今之大、中、小學教育之所以平庸，皆因為師者幾乎全是教練與訓練員，而不是Mentor。大學雖有導師制，卻只有Mentor之名，而無Mentor之實！千多年前韓愈的感嘆，還是可用於今天：「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
一、
十月五日，喬布斯（Steve Jobs, 1955-2011）病逝，轉眼一周、筆者是「電腦盲」，更不是什麼「果粉」（蘋果粉絲），然而，這數天來還讀了不少—當然不可能是大部分—有關喬布斯與蘋果的文章；作為電腦門外漢，筆者以為《時代周刊》及時推出由其前老總艾息遜（W. Isaacson）執筆的六頁特稿最有可觀；艾息遜為喬布斯「官式」傳記作者，該書因傳主棄世將提前於本月二十四日發行。另一篇「果粉」不應錯過的好文章是史密遜學社（Smithsonian.com）的<喬布斯：偉大藝術家>，不從發明家、企業家、推銷員的角度入手，令人對喬布斯有更全面的認識。
在鋪天蓋地的懷念、讚美聲中，筆者認為形容喬布斯為當代發明活字印刷的古騰堡（J. Gutenberg, 1398-1468），是最為恰當的評語。和古騰堡的印刷術一樣，喬布斯的發明開啟了知識傳播的新紀元。古騰堡之後，民智大開；現代資訊秒傳千里無遠弗屆深入民間以至無處不在，則由喬布斯啟其端！正因為如此，不少論者指出他的貢獻，比ＩＢＭ的屈臣（T. Watson, 1874-1956） 和微軟的蓋茨（B. Gates, 1955-）更大！
喬布斯所以全球擁戴，筆者打個切合香港現實的比喻，他是個成功的物業發展商，唯其興建的不是一般受薪階級望亦不敢望的世界級豪宅，而是大部分中產階級都能負擔得起的住宅，這類住宅不僅價格貼近人民的平均收入，而且盡善盡美、設備齊全，滿足了消費者想像得出的需求，而繼續推出的住宅無論在結構上配件上休閒空間上均勝從前，惟價格則不升反跌（在科技產品市場沒有通貨膨脹這回事），由是大受市場歡迎，這位發展商亦因此成為用家偶像。
二、
蘋果產品的售價極具市場競爭力，若干論者遂在蘋果—喬布斯與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工廠之間加上等號，去周六本報「獨眼新聞」引述一項調查，指「蘋果多家內地代工廠一直嚴重侵犯勞工權益」（蘋果獨佔個別產品六成[百分之六十！]利潤代工廠只分得百分之一利潤）。代工廠利潤微薄是眾所周知事實，惟與蘋果似無直接關係，因為以蘋果的ｉ系列產品（i-Products）為例，其零件（microprocessors，微處理機）無一由其設計或製造，而是分由三星、Wolfson 、松下及Infineon 等公司供應（較早前的Apple II 電腦亦如此），這等於說蘋果以「平靚正」的標準從
市場採購這些零件。發展中國家以創造就業為目的而展開割喉式競爭，造就了蘋果產品功能廣泛、使用方便且售價持續下降（相對功能的提升而言）的優勢。血汗工廠的確存在，只是「罪」不在蘋果更與喬布斯本人無涉。至於血汗工廠對一國經濟以至勞苦大眾的利弊，是從上世紀初期英國費邊（Fabian）社開始便爭論不休，可惜迄今仍無定論—血汗工廠的工人不是「人」，值得同情，但事實是他們吃得飽穿着暖且有瓦遮頭，如果沒有血汗工廠，這些人便是失業大軍的一員，可能流離失所、飢寒交迫甚至倒斃街頭……。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干預市場」，比如制定「最低工資」及諸種勞工福利（派發成本昂貴的「免費午餐」在所難免）。但所有種種，應以不會扼殺工商界的投資意欲為最高原則。
三、
和他的同齡人蓋茨不同，喬布斯對慈善性捐款，向來不大熱衷，可是，米賽斯學社網站（blog.mises.org）稱他為「世上最偉大的Philanthropist 」，原因是喬布斯全神貫注、專心致志於把產品做到最好、取價最合理，令全人類受益匪淺；即使他沒有「炫耀性地捐款」，亦無損其「偉大」。
這裏岔開一筆，說點題外卻與文旨相關的事。幾乎所有的英漢字典都把Charity和Philanthropy譯為慈善事業，唯原文此兩字頗有分別，前者源自拉丁—古法文—古英文，有「基督徒愛世人」之意；後者源自希臘文，意為「愛世人」。一個有神一個無神，這兩個「同義字」真不知應怎樣譯才恰可了。以筆者的認知，Charity 是有目的有對象如賑災如扶貧的慈善活動； Philanthropy 的動機是「造福人群」，比較抽象，即以平常心達到普濟世人的目的。當然，兩者都有「慈善心」，只是前者顯露耀眼後者比較內斂而已。
無論如何，喬布斯不是俗世眼光的「慈善家」，他以產品而非捐款「愛世人」，因此遭以炫耀性捐款為樂事的「慈善家」尤其是慈善事業「寄生組織」（統籌慈善事業是「大工業」）的冷嘲熱諷；然而，他不僅不為所動，於重奪蘋果控制權後，還索性取消蘋果及他離開蘋果後創辦三數家公司的慈善部門。
喬布斯為何這樣不從俗做善長仁翁，可能他的傳記會闡明；不過，筆者猜度這與他不信任「建制」有關。另一方面，美國慈善事業若以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為對象（如蓋茨如端納），則有剝奪本國人民福祉之嫌，以慈善捐款可以扣稅，等於慈善捐款愈多政府稅入愈少，令政府只能在增加財赤或削減福利開支間作選擇，結果不利總體經濟且分薄窮困階級的福利。特立獨行的喬布斯有此種考量而不捐款，不足為奇。不作捐款之外，喬布斯對游說費的控制亦十分嚴格，而且是「無寶不落」，今年第一季，蘋果用於游說的資金五十六萬美元，不及谷歌及微軟的三分之一；蘋果大破慳囊的目的在使眾議院通過法案「保障蘋果合法地運送一種可能被定性為危險品而禁止運送的電池（Lithium batteries）」。
四、
喬布斯精於行銷之術，且善與傳媒打交道，一九七○年起在《華爾街日報》任職、現為該報個人科技專欄作者的莫思伯（W. Mossberg） 在allthingsd.
com寫<我所知道的喬布斯>，有不少「內幕」。其一指九七年喬布斯「回朝」後，每個周末都打電話給他，和他詳談蘋果新產品，這是作者從事新聞工作數十年未遇的「禮遇」，喬布斯如此「不恥下問」，目的彰彰明甚；其一是指喬布斯二○○九年「換肝」後他們在公園散步，喬布斯雖處復元期，仍堅持走完「全程」。喬布斯長年為惡疾所病，這令其忘我工作的精神，愈令人起敬。
喬布斯少為人知的身份是「金甲蟲元祖」（Orginal Gold bug），早在一九七九年，他便建議他任信託人的Grinnell書院購進黃金以實校產，這家以創辦人為名成立於一八四六年的艾俄華州名校，現有校產近十三億美元，未知與一早購金是否有關。喬布斯看好黃金，與他不信任「建制」進而賤視其所印的鈔票不無關係；他對「建制」的輕蔑態度，還表現在他從未為座駕領車牌上（相信他有駕駛執照吧），喬布斯的平治（2007 Merceder-Benz Sl55 AMG）不掛車牌，真是咄咄怪事；報道此事的EconomicPolicyjournal.com 對喬布斯不領車牌的心理作了近十項揣測，惟只有看不起政府避免與官方有接觸之說較具說服力（有關「無牌汽車」種切，有興趣者還可上www.iphonesavior.com 看個真章）。喬布斯的車沒有車牌，並非一時之象，而是「向來沒有」；該作者為此去交通部門查紀錄，未見喬布斯名下有汽車登記當然因此未見他被罰款（據加州法例，駕無牌車每次罰款二百五十美元）！
鬼佬有句口頭禪「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我做了什麼，你要咁對我？）老婆走佬，佢會問：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畀人炒魷魚，佢會問：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今朝返工，有個孔武有力的阿姐，把一份《爽報》塞進我的公事包。用唔夠十分鐘睇完之後，我不禁要問，肥佬黎，究竟香港人做了什麼，你要咁對我哋？
要分辨一份報章的高與低和好與壞，只需要問自己幾條問題：它對讀者的態度是尊重還是鄙視？它是在抬舉它的讀者，還是在踐踏他們？它千方百計要做的，是滿足讀者的求知欲（intellectual curiosity），還是飼養他們的獵奇心？它當讀者是有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的成年人，還是只追求即時快感（instant gratificat ion）的幼稚小童，甚至可供他們任意擺布的扯線木偶？
唔睇《爽報》為尊嚴而戰
《爽報》最令人不爽的，是它擺明車馬要滿足讀者最低級和最低層次（basean d basic）的需要。對我來說，它是一份會發聲的報紙，每天都在大聲告訴讀者：「你要睇我，你鍾意睇我，因為你鹹濕、八卦、唔肯用腦和貪小便宜。」所以，唔睇《爽報》，是為自己的尊嚴而戰。打這場「尊嚴保衞戰」要有策略，同肥佬黎講耶穌係對牛彈琴，要他改弦易轍的唯一方法是prove himwrong，證明畀佢睇，他對讀者的估計完全錯誤，不妨今日就在facebook成立一個「唔攞《爽報》」群組。若果《爽報》真的成為全香港最多人睇的報紙，那就是香港人自取其辱，應有此報，因為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講到抬舉讀者，攞過超過一百個普立茲獎的美國第一大報《紐約時報》，最近做了一件非常抬舉讀者的事情。上星期一（9月26日），它將藝評人和文化評論家齊默曼（Michael Kimmelman）執筆的一篇建築評論，放了在頭版。評論的對象，既非什麼金碧輝煌、全球最高或者最昂貴的建築物，也不是出自Frank Gehry， Re m Koolhas和Norman Foster一類星級建築師的作品；而是一個位於紐約市貧民區So uth Bronx 的公共房屋項目（housingproject）。
《紐約時報》頭版選材有吉士
《紐約時報》解釋，這個「美而有力」、「實而不華」的公共房屋項目值得重視，因為低下階層的住屋需求和生活環境，是重要的公共議題。齊默曼雖然並非建築學院出身，但他的「局外人觀點」（non-insider perspective）很有啟發性。
他欣賞建築的藝術和美學價值，但更強調建築要讓人生活得更好的基本功能。
歸根究柢，《紐約時報》信任的不只是一個評論人的判斷，還有它讀者的品味、識見和視野。它相信，它大多數受過良好教育、生活安穩的讀者，會有興趣讀一篇放在頭版的公共房屋項目的建築評論。《紐約時報》的頭版有如明鏡，可鑒得失；香港暢銷報章的A1頭條，則有如或凹或凸之哈哈鏡，視之只會看到一個被醜化、扭曲，幾乎連自己也無法辨認的自己。久而久之，我們以為自己就是這個樣子。
正如在民主體制下，你選出來的領袖，就是你應得的領袖（In ademocracy pe ople get the leaders they deserve）；在free to choose的自由市場，最暢銷的報紙，最能說明一個城市的質素。香港人，要爭氣！
美國作家伊莉莎伯． 穆恩（Elizabeth Moon）1983 年收養了一個孩子，後來證實了他是自閉症患者。這孩子驅使她學習了不少有關自閉症的微枝末梢，並寫成了以自閉症患者為主角的科幻小說《黑暗的速度》（The Speed of Dark ）。
男主角羅爾喜歡上一個叫瑪喬莉的女子。其中一段，他在超級市場遇見她，閒聊間他觀看她眼睛與頭髮的顏色。他說一顆圓瞳內有無數的斑點、並同色系的變奏；以金或紅把髮色命名也不準確，因為每根髮絲的色澤都是獨一無二。在別人和她自己看來，她的眼睛不過是簡單的褐色。但在羅爾的注視下，平白的色彩繁複得可以寫成一篇短文。也許有不少人都渴望如此被補捉，以取代概括而不具人性的分類。但這種獨特也需要代價，過多的資訊和覺知令羅爾不勝負荷：「 當我向州政府申請核發身份證時，申請表格上有一欄要填寫眼珠的顏色，我試着寫下自己眼珠所有的顏色，但空格不夠大，最後他們要求我只寫『褐色』就好，我照着寫了，但我的眼珠其實不只有褐色，褐色只是人們表面上看到的顏色，因為他們很少仔細觀看別人的眼睛。」羅爾變得無法與人「正常」的相交。那界定他的細膩最終變成詛咒，他決心進行一個把他改造成正常人的手術。小說末，他變成了一般意義的正常人，但他再不會在瑪喬莉身上瞥見不尋常的色彩。他擁有正常地愛人的能力，但他已不再愛她了。
還記得明珠台播放過一個科學節目，述說精神病患令人目眩神迷的藝術世界。實驗者曾嘗試對人施以電擊，讓腦袋在短時間的衝擊內，體驗病患的感官世界。實驗過後，參與者從電擊中恢復過來，看到周遭淡而無味的景象，立即感到無比的沮喪。他說他只想再回到那個世界去，只是片刻也好。如那關於維梅爾的電影《畫意私情》，戴珍珠耳環的女孩並不因名貴的珠寶給劫去芳心，教她神魂顛倒的是他叫她看見雲有多色，不只是她以為的白。她的世界自此不一樣。
穆恩說《黑》的結局是含糊的，角色到最後的立足點不好也不壞，如同真實人生。但我卻覺得那退化的視覺，毫不含糊的悲涼。
等不到想等愛侶 便已擁抱到熟睡
經不起錯對 但已找到樂趣
抽不出一刻空虛 已經得到你所需
成了好一對 忙著去策劃更好的以後 想不起想鬥嘴
人間多少瘡疤見報 若太深奧懶得知道
斑點狗太瘦 是與他僅有的煩惱
醒於不安的清早 你竟然從沒遇到
你沒有心思控訴 從未曾怕累怕趕只畏懼枯燥
你失去耐性失落 飲飽吃醉是容易極的快樂
牽手看偶像連續劇哭哭笑笑
輕輕鬆鬆 將恩怨情慾變娛樂
愛思索便會福薄 砂吹進眼內從來未覺便不必發覺
吹熄了那火花 煙花會圍住了這恩愛王國
你 還會有甚麼感想需要痛哭 還欠缺甚麼東西不夠滿足
填密每天的一秒 還自覺有幸繁忙是一種祝福
真有福 不能停下甚麼都不敢去結束
從不曾沉悶大家已能找到最好歸宿
如果有妄想堅決不懂 美滿得不接受心痛
你失去耐性失落 飲飽吃醉是容易極的快樂
牽手看偶像連續劇哭哭笑笑
輕輕鬆鬆 將恩怨情慾變娛樂
愛思索便會福薄 砂吹進眼內從來未覺便不必發覺
吹熄了那火花 煙花會圍住了這恩愛硬殼
你 還會有甚麼感想需要痛哭 還欠缺甚麼東西不夠滿足
填密每天的一秒 還自覺有幸繁忙是一種祝福
真有福 不能停下甚麼都不敢去結束
從不曾沉悶大家已能找到最好歸宿
如果有妄想堅決不懂 美滿得不接受心痛
你 還會有甚麼感想需要痛哭 還欠缺甚麼東西不夠滿足
填密這一生一秒 還自覺有幸繁忙是一種祝福
抵抗孤獨 不能停下甚麼都不敢去結束
從不曾沉悶日子變成節目延續節目
漸漸馴服得不記得哭 美滿得不接受心痛
你也許比我易滿足 你也許比我幸福 幸福地麻木
今年七一，除補選機制外，警方對七一遊行的諸多掣肘也成為曲線的催谷人數手段。6月下旬，警方在予民陣的不反對通知書中，以附件形式援引《簡易治罪條例》228條第四章，表示「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解釋在公眾或道路上奏玩樂器即屬犯罪」，以圖打擊抗爭中的音樂參與。此舉引發更多人帶樂器行七一。
如今香港已太多厚此薄彼、「同人唔同命」。眾所周知，7月1日上午舉行的慶回歸大遊行，主要由大量奏樂與儀仗表演組成，銀樂隊、中國樂器、以擴音器播放的音樂等等，樂聲震天，而從未聞警方有任何約束。正如，香港街頭素有塗鴉，但只有噴艾未未的塗鴉少女受重案組招呼——記得電視新聞播出康文署人員覆蓋艾未未塗鴉，鏡頭所見旁邊就有一個「渠王」塗鴉，卻毋須覆蓋。無疑，出於政治的原因，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為自由。出於政治原因的不平等，揭示了政權的極權性質。而警方竟敢染指音樂，也顯示了統治階級讀書太少的弊處。
音樂最難統治
我記得有位跳探戈的朋友在Facebook Status說，很驚訝為何會禁音樂，「真係去到同整個人類文明為敵鮁喇喎」。音樂是人類歷史最悠久的藝術範疇。電影需要機器，戲劇需要舞台和扮演，文學需要先發明符號系統和書寫工具，繪畫也需要工具——但音樂最最方便直接：最親近的節拍，是我們的心跳，最原始的樂器，是我們的身體。和朋友一起拿覑牧童笛、搖鼓、杯蓋上街的黃耀明，便說「人也是樂器」（邁克在微博回應：「讓我們互相吹奏」！）。警方可以剪掉人的舌頭嗎？可以斬掉人民拍打的雙手嗎？要壓制音樂，所花的代價比壓制其他藝術更大。
所以，「不准奏樂」的消息傳出後，「一人一樂器去七一遊行（我有權奏樂）」的Facebook page一日千人加入（迄今累積人數已經超越「藝術公民」page），並令「七一戰鼓速成班」人數急漲。「我有權奏樂」page成為知識分享的平台，許多互不相識的網友在那裏分享大量的資訊，包括：外國快閃奏樂行動，抗爭時的萬人合唱，抗爭隊伍中肌理繁複之節奏，簡易樂器製造方法（以氣球和奶粉罐做鼓），古怪樂器（以胡蘿蔔和香蕉吹奏）。上面有許多私人的樂器經驗：例如從小被老師迫吹牧童笛的羞辱感，拮圓釘入鞋跟製造「的撻」聲；有便宜而環保的樂器製造偏方：瓶瓶罐罐、石子、果殼，「既成品」再利用的方法也上場了，碗筷、膠樽、掃把、飲管、貓。瀏覽此page接近一種知性娛樂活動。簡直是「警方一打壓，創意就爆發」；建議行政長官的「創意香港辦公室（Create HK）」應吸納曾偉雄，曾氏在引發創意這方面實在是能人所不能，與其再當警務處長被人譏笑，不如名正言順一展所長。
異議的主體，及集體
叔本華說，唯有音樂能直接觸動靈魂。這往往被用作美育教化的理念，但音樂所引發創造的某種融合性的直觀主體，它直接、躍動、無可言說，如果放在抗爭與革命的範疇，就有莫之能禦的力量。張鐵志的《時代的噪音》（印刻文學，2010）像記載了Bob Dylan以至U2的各樣抗議歌手的歷史風華。抗議音樂肯定是近代人類文明的重要成就。而香港的主流音樂界，命脈掌握在他人手裏，因此鮮有抗議，但可補上的是香港近年的街頭抗議jam現象。
2007年1月21日，當時尚在的皇后碼頭有一次「人民登陸」行動，是由保釣號接載學者、藝術家、學生、勞工、外傭等團體在皇后碼頭登陸，象徵人民取代皇室的登陸。登陸後，有一個環節叫「人民集擊」，現場的數十人一起集體進行敲擊奏樂，重心是一套drum set，也有叮叮喳喳、小手風琴、銅鑼等等樂器，有許多人根本把現場的鐵馬和圍板死力狂敲。那不是表演，因為沒有觀眾，所有人都是參與者。會家子的節拍音調自然是細膩繁複的，而五音不全者如我，打簡單的1拍和3拍，也能夠加入，聽到自己簡單笨拙的拍子在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變幻拍子中跳上跳下。我沒試過和band友集體「jam№」，那次的經驗極其新鮮和震撼。那就是集體：它比你大很多很多，你只能構成它的一部分，但它也構成覑你，你可以聽到自己，不過你已經不介意自己的位置，因為你更享受它的整體。五音不全者常會羞愧，但在人民集擊中我知道不懂音樂的人也在音樂裏，迥異而平等。我記得曾有英俊長髮的搖滾男孩柔聲向我說：「所有人都識音樂鮁。」而我只在人民集擊裏體會過這點。
公共空間中的藝術權利
「人民集擊」辦過一兩次，2008年後也會即興發生（如2009年6月4日凌晨的香港文化中心外）。玩音樂的人愈來愈常走上街頭。因為活化工廈政策抬高租金，工廈藝術家組成了「自然活化合作社」，多次抬覑樂器走上街頭，抗議政府放任地產霸權抬高樓價。在保育運動、政治議題，過程都會催生反抗的歌曲作品，對決關頭都有獨立音樂人上台表演。警方今年對示威者態度特別敵視，自然都認住了這一批「音樂人」。像比較活躍的獨立樂隊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最近更經常受到地政總署的騷擾。別以為可以關起門打仔，有關事件已受到國際傳媒如CNN及日本報章的注意。
警方今年七一的打壓，分明是針對近年遊行中，以鼓樂振奮士氣和表達自我的現象。雖然警方及後迫於民意反彈太大，公開宣布「七一遊行可以奏樂」；但，基於享受音樂、以音樂表達是基本人權之一，「藝術公民」認為，必須廢除《簡易治罪條例》228條第四章，眾所周知，香港法例往往訂得過嚴，卻給前線執法人員留下大量的彈性空間，例如三人同行即可被控非法集結，如果認真「依法」執行，香港就連行街都禁止。但如果執法與否視乎前線人員的判斷，無疑就是鼓勵選擇法執法。而以前殖民地政府比較要面子，會知道打壓藝術是很丟臉的；但回歸後的警方愈來愈不懂尊重藝術，為不讓警權的魔爪伸向街頭的藝術家，廢除《簡易治罪條例》228條第四章是很重要的。
龔志成組織多次「開放音樂」表演，不在華貴的音樂廳，都在街頭和室外舉行。良好的公共空間應該可以包容藝術性的表達，巿民的生活中應有俯拾而得的藝術成分才算完整——藝術自由不僅僅應存在於書房、畫廊、藝術館或劇院，更應活潑地在公共空間中彰顯。其實自從法院裁定「有趣先生」街頭賣藝合乎基本法「香港市民享有文學藝術創作自由權利」的規定，警方已經不能再用純粹人流管制的藉口來壓制藝術自由。藝術界在怒吼：街頭有藝術，街道有音樂！立即廢除《簡易治罪條例》228條第四章！
據一般說法，1997年前受香港教育的，大部分香港人都在受殖民地教育，即有些人口中的「奴化教育」，即不懂愛國的教育。
可是，每當祖國有難，這個沒有政府教我們愛國的地方，卻不少人都自發愛起國來。從抗日戰爭說起，例子可多。香港曾發起捐款支持祖國抗日，我手頭有許多剪報，都反映了1937年後，學生街頭籌款、菜販果販報販義賣、市民一碗飯運動、擦鞋童義擦，藝術界也籌款獻機，各學校成立聯合會籌賑兵災等等，幾乎無日無之。
往後，凡國家天災人禍，大部分香港人都休戚與共，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盡力而為。1962年的大逃亡潮期間，有一則小花邊新聞，我十分難忘。當年，香港有許多小舞廳，每天設下午茶舞。但五月期間，都停業了，因為許多舞女要去新界救濟難民。請今天讀者別想歪了，她們跟平民百姓一樣，帶著食糧藥物，拋給即捕即解的中國同胞。
近幾十年，也不必在此舉例，人人記憶中，都可找到大大小小例子，「血濃於水」四個字，不見陌生。
那個時候，誰教我們愛國？學校也未嘗設立愛國教育，特別讀官立學校的學生，我們愛國之情從哪裡來？
教育官在電視上說在跨科系的教育設計中，要加插德育及國民教育會有局限性，故要另設獨立具系統結構性一科，並發出二百多項諮詢文件，徵詢意見。怎會有局限性？甚麼叫結構性？小學中學，我們都在歷史、地理、國文科中認識了自己國家的民族文化，甚至清明上墳、端午吃粽、中秋賞月、過年利是，均見國民教育所在，有何局限？
設計好中國語文科、中國歷史科、中國地理科，就能教好愛國教育！
只有末一句不同意.
中國語文等科，官府不去橫加「設計」，老師自能教好愛國教育！
香港現行的投票方法，是依照政黨名單投票，即使投予獨立候選人，假如自己投票的政黨名單 或獨立候選人勝出，第二高票的人是自己無份揀的。
港府目前的修訂，是萬一當選的人做了議員，中途辭職或出缺，政府就不再重新舉行選舉，而改 由第二高票的人遞補。這是違反投票意願的，道理顯淺得很。任何尊重邏輯一致性的政府都不應提出這種法例修訂，政府膽敢將這種法例修訂提出來，本身就是反理性的、無恥的行為。
港府這樣做，足可歸類為一黨專政的政府，與中共一道，坐待人民武力革命。
理性終結，武力相見
目前的輿論，有些人走向程序理性，說政府沒有諮詢程序就剝奪了市民的選舉權，好離譜啊。當然可以這樣怪責政府，但太委屈了，也太中產了。剝奪選舉權的法案，根本不容提出來的，諮詢不諮詢，都不應該提出來。正如政府要立法殺人民，不能提出來，諮詢不諮詢，都不可以。政府硬要提出來，而且準備夠票了就赤裸裸地在議會通過，政府要屈曲理性，人民就還之以武力革命。要理性，就要這樣清晰簡單的理性。政府關閉討論之門，我們也關閉討論之門。武力相見。要折服獨裁政府，就要這種理性，這種膽識。人民——只需要極少部分的人民，有這種理性，這種膽識，任何極權政府都要退避三舍。
不自由，毋寧死。中國人被獨裁政府折磨了六十幾年，就是反抗者沒了這種理性，這種膽識，這個信仰，總是順獨裁者的紋理來想，生怕把它惹火了，於是苦諫啊、請願啊、維權啊、打官司啊。結果，趙連海、艾未未都收監了。你維什麼權，你打什麼官司？現在，這種屈曲理性的政治，臨到香港人頭上來了，大家不覺醒，不奮起，請大家也不要生兒育女了，因為往後的下場，就是世代為奴。
「港共」現身，一黨專政
港府強行提交這個遞補制度的法例，香港已經開始行一黨專政了。那個一黨，不是牌面上的中共共產黨，而是中國共產黨的香港代理人，是香港的「政府黨」，那是香港政治委任的高官集團，加上土共和財閥惡棍組成的一黨。這個政府黨，也可以稱為「港共」——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執政代理人。這是定義。有了定義，可以理性討論下去了。
港共政府為了專政的方便，杜絕議員辭職再選，立下替補出缺議員的劣法，不尊重法理和民意，為了堵塞議員辭職而啟動全民變相公投而權宜行事（rule by expediency），糟蹋選舉制度。港共可以糟蹋選舉制度，是由於他們根本不喜歡直選，他們喜歡的是欽點，或頂多可以容忍特首選舉團和功能組別式的間接選舉。 Expediency這個英文字，是我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英國語言文學系，讀莎士比亞《理查二 世》學來的。網上字典的解釋是：a regard for what is politic or advantageous rather than for what is right or just. The quality of being convenient and practical despite possibly being improper or immoral. 所謂權宜行事，就是只顧盤算利益、佔盡便宜，機關算盡而不理是非曲直，不顧禮義廉恥。
理性失效，武力伸張當理性失效的時候，就是武力的開始。At the end of reason, violence starts. 武力是理性失效的結果。有兩種理性失效﹕不講理和講盡了理。不講理的人會動武，道理講盡了而無效的人，更會動武。秀才遇到狼，要變成獅。理性有時要用武力來貫徹的。勇武行事，是羅馬人的傳統，也是漢唐中國人的傳統，孔子講的智、仁、勇。
如果香港人可以容許這種欺負而不反抗或不惜決志動武以反抗之，政府不斷的欺壓、創傷而人民不斷的啞忍，幾件大事之後（反右、文革、六四、強拆），就形成了中國大陸的扭曲人格，香港人在政府強行通過遞補修訂法例、二十三條立法之後，將來的公民性格也會是犬儒、殘忍和卑鄙，與統治者同流合污，好像那些無可救藥的大陸平民一樣。故此，為了保護香港的公民性格不受惡毒政治的污染，非起來反抗不可。
快樂抗爭的真義
抗爭除了是伸張公義，也間接是為了公民的心理健康。被政府創傷而不用行動去治療，這些鬱結是會糾纏住自己，令人不快樂，憤恨世界，行事變得陰鬱而自私，沉迷於物慾、色慾、權慾、名慾，不知何謂見義勇為，何謂靈魂高潔。這是大陸人的心理寫照，大家有眼見的。一旦有了這種民族心理，神仙難救。這是我呼籲香港人放棄以民主拯救中國的原因，大陸是沒救的。資本主義不可救中國、憲政民主不可救中國，只有神力才可以救中國。耶穌基督或觀音菩薩那種神力。
抗爭是要有實效的，不能只是視之為心理治療，心理治療只是副效果而已。香港抗爭者舉舉牌、遊遊行，遵照警察的苛刻管制，事後和善解散的行動，如果取不到成效，就只是自欺欺人的、假的心理治療，無效的心理治療。所謂假的心理昇華，佛洛伊德學派說的false sublimation，或者是馬庫色（Herbert Marcuse）說的，壓抑性的偽昇華（repressive desublimation）。放在政治上，心靈的悸動、正義的感召，必須得到堂堂正正的、收到實效的宣導，人才可以得到滿足和快樂。這就是最終的快樂抗爭。快樂抗爭的開始，可以用藝術、用詼諧諷刺來吸引民眾參與和支持，可以用藝術和調侃來娛樂同志，休養生息，但必要時，最終也要勇武行事。這是為了心靈的快樂，得大自在、大樂定。
用各種混混騙騙、自欺欺人的方式來示威遊行，敲鑼打鼓載歌載舞，如果得不到實效，不能折服政府，就只是偽昇華（desublimation），那是購物消費，在遊行期間捐款援助政黨，自己玩埋一份而已。
去煩惱，破妖邪
說要動武，呼籲的是勇武行事，不一定要動武的。香港從來不缺人，人數夠多，就可以癱瘓公共秩序，政府就會屈服。今年六四當晚，五十人集體棄保，政府就馬上放人，香港的公共秩序繃得很緊，政府的底牌弱得很。遊行期間，也不怕政府派出間諜和壞分子搗亂，好多武力革命，都是政府或搗亂分子無意之中催生的，所謂自作自受。民眾只要行動勇武，不怕抹黑，所有的抹黑伎倆，都會成為抗爭者的助燃劑。愈抹黑，愈勇猛，鬼夠膽抹黑你咩？你的心志定了，就無堅不摧，煩惱盡除，群魔懾服，佛教叫這做金剛心。
……專業技工是技術嫻熟的技術員，不必有文化關懷，不必有創意，也不必有寬廣的視野，不必關懷人類文明。按章辦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香港的說法，叫做「打工仔」。政府官員是公務員，為英國殖民政府「打工」，回歸之後，積習未改，繼續為北京政府打工。為跨國公司工作的高層，叫做「打工皇帝」，年收入工資可以過億。有些人只管為公司做事，為公司及自己賺錢，是否危害公眾利益，是否加速社會兩極分化，是否殘害人類的文明與生存，他不管。
大學要培養的，不應該只是沒有社會文化關懷的「打工仔」，而是具備人文通識，能夠關心並改善人們生活的專業人才。大學提供專業教育，提供職業訓練，但更重要的是培養青年的理想，為社會福祉、為國家民族的前途、為人類文明發展，奠下人道關懷的基礎。這就是「通識教育」的基本精神。
盧思騁提到一個很好的概念——辛亥百年。這麼說或許有些簡單、粗暴，但在我看來辛亥革命就是海洋中國對內陸中土中心主義的北伐。
海洋中國對內陸中土中心主義的北伐
自明朝以來，中國東南沿海一直是一個讓朝廷很頭痛的地帶。明朝的時候這裏有倭寇，但倭寇其實並不是日本人，基本上全都是中國人；像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就是當時一個赫赫有名的海盜集團頭目。 這個地域的人也喜歡往外跑。我們常說鄭和下西洋是如何推動華僑在海外的地位，其實當初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是要抓回「亂民」——那些私自跑出去的人。這些人到了海外之後，充分跟帝國主義合作。為什麼英國人、西班牙人、荷蘭人都很喜歡華人？為什麼後來印尼、馬來西亞的人會排華？因為這些跑出去的華人都很精明、很懂做買賣、很敢冒險，所以往往能成功地扮演帝國主義買辦階級的角色，協助殖民者治理被殖民地區的人民。
在我看來，東南沿海一直有一個革命的、反叛的傳統。到了清末這裏就出現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像我們都很熟悉的嚴復、沈葆禎就都是福建人。這批福建人首先出去把現代西學帶回中國，廣東這邊又有一批人出去，帶回來一些別的東西。而所謂的辛亥革命，在我看來無非就是這樣的一個從東南兩省出去的人帶回來的知識、技術、資本等累積到一定的程度，最終爆發的一場革命。
辛亥革命讓孫中山這個連中文都寫得不好的人成為了我們的國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孫中山完全是勾結海外反華力量、顛覆國家政權，因為辛亥革命90%以上的金錢支持都來自海外，其中主要是來自南洋。其實維新黨的資金來源也是一樣的。其實說白了，辛亥革命就是一幫販夫走卒，加上一幫不大會說中文的「洋奴」，一天到晚講我們要改變國家，結果就改變了。這就是辛亥革命。
這樣的一個南方海洋中國的存在，其實在今天也依然發揮其作用。譬如有那麼多在內地不方便講的話可以在香港講，在內地不方便出的書可以到香港出，有那麼多內地朋友可以偶爾過來香港透透氣，又或者是透過香港獲取一些在內地無法獲得的資訊。
而香港的年輕人一方面愈來愈關注本土文化的保存；另一方面，對於中國他們也愈發關注。他們關注劉曉波事件，關心趙連海的境遇，每年六四參加維園集會的年輕人愈來愈多。很多人覺得這是矛盾的，強調本土運動為什麼又關注中國？但在我看來這一點也不矛盾，就像一個上海人可以關心上海也可以關心中國。這裏面有一個更深沉的、超越政治差異的因素。
香港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一直有爭取本土政治民主化的運動，這個運動其實從來就不只是香港本土的運動，它必須要放到整個中國的框架來看。已去世的司徒華先生講「中國不民主，香港就沒民主」。這句話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預設：我們在香港談政治跟社會民主化的時候，絕對不能忽略整個中國的存在。
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假如今天香港立法會真的沒有功能組別了，這意味覑什麼？意味覑香港的富商沒有了政治保護傘，香港的資本家沒有了政治上的特權。這可能出現嗎？可能性相當低。因為這些人的保護傘，並不止是香港政府，還有北京政府。舉個例子，香港有一個娛樂大亨，操縱覑香港一大娛樂傳媒集團。他曾被人以暴力恐嚇勒索告上法庭，但在法庭上幾個本來要指證他的證人同時宣布自己什麼都不記得了。這樣的一個在香港眾所周知的、有特殊背景的娛樂大亨，他同時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榮譽教授。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怎麼可能孤立地談香港社會和政治的改變？
從無孤立的政治改變
我一直覺得鄧小平當年講「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時候想的和我們今天想的可能很像，為什麼？五十年不變指香港的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但是根據基本法，香港要進行政治民主改革，最終達到雙普選。那問題就來了，假如香港在九七之後的五十年內，按照《基本法》最終真能達到雙普選，五十年之後怎麼辦？我們設想一下，2047年香港終於雙普選了，有了自己一人一票直選的特首，一人一票直選的立法會。結果2048年因為過了五十年，所以又廢除了這些東西，實行市人大，市長、市委書記的管治模式。這可以想像嗎？當然不可以。那「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究竟是什麼意思？其實這個說法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來的，那個時候跟今天的中國很不一樣，大家都喜歡談政治改革，當時國務院還設有專門的政治改革辦公室。而按照當時的想法，政改就是從下而上，從農村開始一層一層往上進行的。所以八十年代的時候鄧小平講香港可以五十年不變，他的意思是五十年之後內地恐怕也可以直選市長、市人大了，那2047年之後香港結束「不變」的狀態就正常了。
但是八九之後這一切都變了。六四之後，有一次記者問香港的政治制度是不是真的五十年不變，鄧小平回答：「有需要的話一百年不變都可以」。當時香港人的解讀是鄧小平這麼講是為了讓香港人放心，不要移民。但從今天來看就很可怕，就是說一百年恐怕還不能選市長。我甚至猜測，當初「一國兩制」一開始設局的時候就已經包括了整個中國跟香港的政治改革的藍圖。所以我從來不覺得香港和內地是可以分開考慮的問題。所以，今天香港的年輕人，從事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的人，不應該天真地以為我們只要在香港就可以了，這是不可能的。
在我等高學歷低收入四處掛單又關心社會的人看來，城巿每個角落都在變壞，上至國內移民審批權，下至小販，大至教育，小至公園草地和樹上木棉，政府都搞到一 團糟，要巿民自己動手動口。食慣了的古老小店，地價一升便無影無蹤，這個年代成長的年輕人是沒有「某物可以自行運作直至永恒」安全感。當什麼都要動手動 口，凡事要與權力交涉，自然就與巿井親近，至少不在關鍵時刻，因品味問題而背棄群眾（以求達到辯證法第三項「從量到質的飛躍」）。
是如此混亂世代，充滿一種沒有退路的情緒，故此《打擂台》中那種彷彿南蠻式好勇鬥狠天性的氣氛便號召了不少有戰鬥意識的青年。與以往「求生存」的類型化港產片不同，《打》中「忍辱偷生」和「拼命打」也是有意識的選擇，梁小龍最後打到無氣終於釋然大笑，是要盡其天性。戰鬥的本能，不為勝利，只為自我完成。
呢年嚟我有幾份兼職
其中嘅一份
係幫啲馬迷落注
喺電話投注中心
喺裡面我識唔到朋友
返工食飯 都係一個人
我已經悶到抽筋
但要維生 我諗到一個方法抗衡
開閘前半分鐘
總有好急嘅客人
落注嘅時侯夾雜粗口
聽到我一舊雲
但佢地愈係忟
我就愈係斯文
我話：「麻煩你重複一次」
搞到夠鐘開閘 佢哋就問候我屋企人
佢鬧我正一懵撚
話要叫個經理出嚟問
我都好有禮貌咁回應：
「先生，麻煩你等等」
我既緊張又興奮
同時又扮晒殷勤
喺呢個心情咁複雜嘅搏鬥裡面
我開始搵到工作嘅快感
希臘神話有一個故事，講述西西弗斯受到諸神嘅懲罰，要喺地獄不斷推一塊巨石上山；上到山頂，巨石又會自動碌返落山腳，佢每日都要重複呢種徒勞無功嘅工作，直到永恆。後人有一個講法，話諸神並唔係用「推石頭」嚟懲罰西西弗斯，而係用觀念，用「我永世都要推石頭實在太慘」嘅呢個觀念。西西弗斯知道自己改變唔到命運，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繼續推石頭。直到有一日，佢發現佢可以蔑視自己嘅命運，甚至用享受呢個過程嚟去否定諸神對佢嘅懲罰，於是，佢感覺到自己係快樂嘅。
「洗廁所薪金追貼大專生，最低工資今實施」是明報今天的港聞頭條，在勞動節的這一天，「討論」經年的最低工資終於實施了。而文中有人不禁嘆謂：與洗碗同酬，讀大學價值何在。
我心頭一冷，笑笑，抱住這樣的想法，不如想想大學畢業的薪酬是否過低吧，另外五年後你還與洗碗同酬的話，是你有問題，再加上其實我根本不覺得與洗碗同酬 有什麼不妥。貧富有必要那樣懸殊麼？出賣勞力的刻板辛苦工一定要低薪？為何睇到自己個學位那樣高？
另外，蘋果日報一幫追住「最低工資」這議題咬住同樣多年不放，有支持，就有反對，可是到了今天通過了還用什麼「各位因為最工資無咗份工或檔生意既朋友，記得揾投票支持最低工資既議員找數」回應，見尹思哲君 twitter 語，不免吓一聲。
蘋果日報講乜，啱唔啱都好，最大問題係中意當讀者係BB咁餵，奶又好，屎又好，直接服用，不鼓勵對話、思考。所以睇香港的報紙我只當 source 睇，分析的功課要自己做返。
華叔是校長，是教師，也抽煙，但後來戒了煙（我的學生在報告社評時特別提到這點）。他曾是左派但拒入共產黨，曾是基本法委員會草委卻成立支 聯會，愛國但沒有回鄉證，八九六四促成民主黨的創立，○八政改方案卻能有所妥協。華叔過身了，我們才發現他好像是矛盾的混合體，竟可出現「張文光讚揚司徒華堅持到底何俊仁稱華叔靈活務實」的標題而不覺突兀。有原則但永遠不失靈活，大概因為他也是一位教師和校長我想起錢穆，為了學生的前途而讓新亞加入中大和不同身分周旋自然就不可能只得理想，但沒有理想也成不了一位真正的教師。
一個教師的理想與實際
華叔絕對是教師參與社運的典範，這種參與不是一個人在選舉日投票，也不是示威遊行，而是有能力創立團體去作長期的、有議題的抗爭。教協不是什麼單靠靠個人自發參與的組織，參與者可能是為了理念，也可能為了等於折扣卡的教協證而參與，一個可以由種種動機結合而成的一個常在團體。但現在談到教師參與政治，我們或會想起高官來訪舉牌抗議那麼的一股勇氣，那當然是一種宣示個人主權原則性的最後底線，但要在社會攻城掠地，變成持續的社會運動，發揮影響 力，一個人往往如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
教師一方面不是一個個體，他∕她是一個官僚體制下的一個受薪者，他∕她有授課，改簿、課外活動和照顧學生的各種責任。華叔的光環，很大程度得力於他是一位好老師和校長，我們很難想像華叔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老師但全力追求民主會受到我們的讚賞。最近才得知一位立法會議員（當然不是說張文光）是一位教師，我們從他的助理口中驚訝他竟能兼顧兩份工作，甚至街坊的申訴他都盡力聆聽。筆者也認識一位老師兼任區議員，他的課亂得不得了，還帶給同事不少麻 煩，甚至給學生認為區議員才是「搵真銀」的工作。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教師真的沒有以往教師的那種空閒，教改基本上可以把教師累積的本錢重新洗牌，加上進 修階梯的束縛，形形式式的學生或家長活動、還有文山會海，永遠都在「未完成，要發展」的狀態——實難以想像教師可以在教學和社運面面俱圓，莫說是管一家學校的校長，如華叔當年。
一個教師的掣肘與資本
筆者要談的是，教師在現今社會政治參與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它本身具備什麼條件？
教師的身份無疑是他/她的限制，但也是他∕她的資本和所依。據張文光憶述，華叔引用魯迅在《傷逝》的名句勸諫他：「人必須生活，愛才有所附麗」，意思據說是勸勉張文光來華叔小學任教（張文光是大學生，根據當時的規定應教中學），因為一個有理想的人，也要應付自己的生活云云。但這也令我想起意大利的新馬學者葛蘭西所說的有機知識分子。與傳統知識分子把自己看成是與其他階級獨立不同，有機知識分子是進入一特定的階級，並在其階級和角色行動，去影響其他人。教師這「靈魂的工程師」的身份是搞社運的一個不錯選擇，後者令前者有工程，有態度，前者令後者有平台，當然，金錢支援也是必要。社運與特定階級可以合而為一，當權者當然會驚懼了，自然要把他們放入圍城去。去政治化場域行動創缺口
沒錯，時代變了。《信報》的「金針集」談任亮憲時說︰「以往，當香港只得兩間大學時，本地大學畢業生仍是天之驕子，鮮有投身政壇，即使偶有為之，也主要是教師、社工等機會成本偏低的『邊緣精英』。而今的『邊緣精英』則主要是『小資高才生』和『摩登孔乙己』，為數之眾，不但足以動搖政壇結構，更能夠改變政治生態，令最弱環節成為火山裂口。」筆者偶然在面書貼一句行止乙錚或者反高鐵的信息，便已足以在學校建立政治青年抗爭教師的形象了。今天，如果有一個「華哥」在學校，他的遭遇會如何？
學校去政治化也是常態，比如通識課要老師中立絕對是有立場老師的壓力。我常想，老師有立場和強加於學生身上是兩回事，但某些家長的假中立絕對是把價值消融了。家長常會問老師怎樣可以叫子女不共產黨。但如果該為什麼不讓他們，為什麼要中和一下？討論一下可以，但中和一下就叫做「見人講人話」了。什麼都沒有立場的一代，最好交由什麼都沒有或不可有立場的上一代負責培訓。學校如果出現一張政治海報（真實個案是一張支聯會海報），更可以令「龍顏大怒」，理由很神聖，因為學校不是一個講政治的地方！
「專業」的老師只要準時回校，沒有家長投訴，有自己的小孩子，樂意和同事開大食會，放假到外地旅遊，替食物影相放面書，隔兩年到本地大學進修——華叔依此標準，絕不專業。
縱使大家都讚華叔有份成立的教協貢獻良多，清廉守責，然而聽聞一些校長在學校知會教員參與教協選舉時，也嘲弄教協不過是教師購物的標誌，這就是本來作為教師政治參與的土壤異化了，失去了抗爭的色彩。這也印證了參與政治的主角不再是教師，而是「小資高才生」如維園阿哥的個人表演式抗爭；和「摩登孔乙己」如一班滿有理想，也有識見，但朝不保夕，絕對有「玉石俱焚」條件的反高鐵「八十後」。而一群本來不會生意多得不敢得罪政權，又不會窮得想推翻所有去洗牌再來的，一群可以聯結知識分子和中產力量的改革和妥協勢力，隨我們的華叔去世再加上一個斗大的句號——感概之言，望有心人以行動推翻。
她，上星期在國金中心及星光大道等十多處塗鴉，呼問「誰在害怕艾未未？」，警方隨即派出西九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令這位被媒體稱為「塗鴉少女」顯得格外神秘。
我本來不認識她，就在報章頭版出現有關塗鴉的新聞後，她的朋友認為我熟知警權和社運的事，因而給我介紹。甫見面，她就令我想起近年在抗爭場合出現的多個新面孔，在訪問過程中，彷彿就是見證她由不關心政治到利用她熟悉的塗鴉介入，甚至成為中心的過程。
許多朋友知道我認識她，都在問，她是不是少女，或者是不是一個美女。訪問後，我想告訴大家，她其實和我、你、和其他人一樣，會關心中國，認為作為公民，對社會公義應有一條道德底線，為了捍衛這條線，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應奮不顧身。
問﹕葉寶琳（寶）
社會運動組織者，近年主力參與反高鐵及菜園村運動，並遊走於大大小小的本土社會議題，相信關心本土不離推動中國人民自主。最近因為艾未未事件而遇上塗鴉少女。當藝術遇上政治，又再面向媒體，兩人在保護行動者和推動議題的界線上協作。現職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答﹕塗鴉少女（鴉）
喜歡畫畫，熱愛遊歷。拒絕明言自己的年齡和身分，被標籤事小，更是因為相信我們都是世上的一粒微塵，都有維護普世價值的責任，因此不想接受媒體訪問，不是因為怕被捕，更是不希望轉移公眾對艾未未被失蹤事件的關注
看艾未未
寶﹕你以前有沒有留意艾未未的藝術作品？你如何看艾未未這個人？
鴉﹕他是國際知名的藝術家，作品有些似達達派。他也是一個真誠的人，沒有定義自己為英雄。我以前有留意他的作品，例如太陽花籽、人魚世博和騰飛，都是對現實的自我詮釋，再廣泛傳播。但我反而更欣賞他的公民紀錄，他勇於在一個好錯的環境做自己認為對的事。
在四川地震後，我試過跟朋友去災區做義工，其實也不是什麼貢獻，只不過是和當地小朋友玩，但看見一片頹垣敗瓦的土地，令我更明白艾未未收集死難者名 單的重要性。我們都知道官方說法是假的，但他身在內地的處境，他做和我們在香港行動有不同後果。如果我們相信每個人應該知行合一，內在價值和行動應該一 致，他可以付出這代價和風險，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寶﹕川震後一年，我也到訪過災區，認識一些北川中學的學生，地震時他剛好在那幢地震後仍完好的大樓內上課，旁邊所有新建的大樓都倒塌了，而他父母在 地震中都遇難了。認識幾天後我不禁問他，你是否認為有豆腐渣工程，他竟然直截了當說﹕「當然有啦！」學生都說大家心明豆腐渣工程害死了人，但同學們只能在 宿舍房間內哭訴。死難者名單，雖然只是一個又一個名字，但它的意義大得有如墓誌銘。
鴉﹕所以他的公民紀錄很重要，例如他的楊佳案紀錄片，又為四川地震收集死難者名單。在國內的公民拍攝，強調速度和科技，讓人人都可成為記者，更可向 公眾呈現「真相」的多面性，艾未未的公民紀錄正代表了民間記者的重要性。但我也認為，主流傳媒有其獨特的政治影響力，是市民的橋樑。
寶﹕公民記者和主流媒體都是傳媒，卻常常有許多張力。自從你的塗鴉曝光後，許多傳媒追訪你，你都一直不願意接受訪問。
鴉 ﹕是的，其實我並不害怕被拘捕，我的任務已完成，就算坐監，又不會坐一年，即使要坐幾星期監我也覺得「抵到爛」，我反而怕會將焦點轉移。我行動的 目的是希望令更多人關心艾未未和其他被失蹤者，而非關心我。其實這期間有許多記者透過facebook找我，我都一概不回應，只是呼籲他們留意一些聲援艾 未未的活動，可是卻竟被大做文章，更在未得我容許下刊登我塗鴉的照片，在報道中更說成是我提供給他的，真是氣死我了！
藝術和政治
寶﹕好多人都說艾未未，搞藝術就藝術啦，搞什麼政治，這似乎將藝術和政治二分，把藝術去政治化。你有何回應？
鴉 ﹕我認為藝術是沒有定義的，可以不停自我推翻，甚至是衝突。藝術可以是在博物館，也可以在街頭寫揮春。藝術的前提就是涉及思想自由，現在卻有人說 不行！要管制藝術自由就是管制思想自由，因此現時已超越社會基本的道德底線。若政治有權可以介入藝術的表達，告訴你什麼地方是什麼顏色，更見到藝術和政治 現在已經分不開的了。
以我熟悉的塗鴉為例，它是有效的社會解放工具，信息載體和傳播途徑，可作溝通和自我表達的工具。但城市空間的買賣具階級性，只要有錢就可登大幅半裸女海報於大街外牆，有沒有人投訴影響市容？
如果將自己身分，如香港人/中國人、藝術家/非藝術家等不同身分割裂，而同時我們都若太過分認同這些身分，就會很容易被當權者利用，因為好容易將每 個人的其他身分淡化。例如之前派六千元引發族群撕裂，其實大家都是人，香港和內地的身分都是別人賦予上去的，不是與生俱來的，如果大家太執覑和認同會帶來 撕裂和排斥，其實大家都是世界上的一粒微塵。
若大家都有這想法，藝術家只是做藝術，政治家只做政治，大家就會分化，只顧及自己不同利益，卻忘了其實大家都只不過是人。
寶﹕所以去政治化也是分化的一個過程。
鴉﹕香港人說政治不關自己事，其實是一個幻覺，你在上層建築的下面存在，令你覺得政治事不關己，並不是因為當權者做得好，而是佢呃得你好。他愈呃你，我們就愈應大力覺醒。
塗鴉驚險
寶﹕你上星期塗鴉時有什麼經驗？
鴉 ﹕我通常都會選地下來塗，目的為美化醜陋的石屎地，為這牆或地給予信息。其實我去的地方也有些挑釁性，如國金中心和星光大道，我就是特別選多內地 遊客去的地方，也希望那些在國金中心上班的政治冷感銀行家看。但想不到很快就給保安發現，我半夜四時多在星光大道塗，回家後一直睡不覑，便六時多回去拍 照，那時塗鴉已被工人蓋覑了。
寶﹕現時警方說由重案組接手調查，你害怕嗎？
鴉﹕是家人朋友較擔心，自己反而是覺得「食得鹹魚抵得渴」，做了一件事，就要為這件事付出代價。處於這個社會，享受得了這個社會給我的權利/資源， 我的義務就是為自己一些影響到其他人的行為付出代價。我也不是打算挑釁警方，即使我現在開始對香港執法有懷疑，但對司法仍有信心。
可惜的是，現在警方選擇性執法，將「對社會影響幾大」的判斷權力交予警方和這個非民選政府，而非獨立法律，這才是我擔心的地方。
香港在中國角色
寶﹕前兩日見到合肥都有人噴艾未未塗鴉，好厲害！如果我們一起在大陸噴，就會「被失蹤」，哈哈。
鴉﹕真的多謝曾偉雄，否則都不會令這麼多香港人留意艾未未被失蹤事件。
寶﹕趙連海早前在twitter說，國保叫他不要再為艾未未講這麼多，擔心對香港人會有負面影響。我不知道那國保有多代表黨中央思維，但至少可見內地官方很關注國內維權事件對香港影響。
鴉﹕其實中共政府在茉莉花事件期間瘋狂抓人，也是在告訴人民一件事，就是不可以出聲，否則就要被消失，叫人安守本分。在香港，我們還可躲在法律後面，警方多少也要依法，我們也至少有網絡自由，所以香港要有良心角色，告訴內地朋友，你們是有人支持的，不是孤獨的。
寶﹕所以報道說艾未未的媽媽也向你表示謝意。
鴉﹕感覺就是connected（連繫）了。
以我好有限的政治知識，中國在全球經濟體已是最大的player，但她只沉迷於GDP的迷思，然而經濟發展的同時仍有社會、人文和環境的成本，這些 方面他國已經難以置喙，因此外國媒體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決定一個國家的走向始終是人民，吾爾開希說過「極權是建立在人民的恐懼之上」，如果人民沒有恐 懼，極權是建立不了的。中國的維穩開支已超出國防開支，可見她對人民的恐懼比外國還大。
社運經驗
寶﹕以前在抗爭場合都不多見你，你以前不太熱中於社運的嗎？
鴉﹕是的。我有去過六四/七一遊行，也去過菜園村，因為我認為這是道德問題。但我不怎參與反高鐵，因為我以前會認為這類型抗爭，或如天星皇后運動是政治/文化問題，這些問題都可以由許多不同角度詮釋，沒有對與錯，過去太懶就不想作出判斷。
寶﹕最初是因為道德，其後你今天已介入政治，那是一個轉化啊！
鴉﹕雖然我原本的動機好卑微，是純粹覺得艾未未不應因表達自由被箝制而失蹤，塗鴉只是希望路人見到覺得奇怪就會問，但想不到有這麼大的公眾迴響。
認識了社運界的朋友之後，就發現其實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可以更多。現在我會想是否應繼續參與及貢獻社運呢，還是做完這事就算，不過我想若有機會，我認為我們應該以擁有的能力繼續發揮。
寶﹕其實我們也是邊行動邊思考。
後記
在艾未未塗鴉上，她寫上「誰在害怕艾未未？」究竟是誰怕他？人民還是政權？
這三個月，國內已有四十多人被失蹤或拘捕。在香港，警方的敏感反應似乎也是在應驗政權最害怕的東西。下一步，她和其他朋友，希望透過塗鴉，讓眾人關注艾未未以外，也會關注其他國內被捕異見人士。
……一棵實際年齡百歲的玉山圓柏，在園藝專家李仲鴻的精心雕琢下長成看似3000年的古樹，這株名為「真柏」的盆景剛獲得「花博盆景大賽」首獎。清幽山谷之強勁風力，使樹斜與地表呈銳角，飄逸清雅的枝葉，綠意逼人。舍利風飄蟠曲幹樹型，白骨皚皚的舍利幹與吸水線隆起交錯纏繞，猶如身在險境，述盡三千多年來在高山上與大自然搏鬥的滄桑。
……盆景不僅足見種植者的耐心與細心照料，還有心境和修為。有的盆景是多個收藏家合養，看誰擅長養枝葉，誰又更擅長養根部，分工細密。收藏家為了模擬老樹在大自然的生態，專門到高海拔山脈尋找千年老樹來觀摩，感受老樹在高山與大自然搏鬥的強勁姿態。
……盆景是在臨摹大自然百年、千年老樹的縮影，彷彿「一粒砂看世界。」
金獎一「羅漢松」
收藏家為陳義孝先生，其預估年齡約300年，樹型為風飄樹型，猶如在清幽的山谷之中，一股清新強勁風力吹過，使樹根傾斜與地表呈現一個銳角，在山間環境刻劃出來的痕跡，富有深韻雅趣的景觀現象。枝葉如同隨風飄盪般，強而有力的根路抓地力穩固，自然而然使得傾斜枝主幹，仍然生氣勃勃，翠綠生長。
金獎二「黃槿」
收藏家為蘇文宏先生，其預估年齡約80年，樹型為叢生風飄樹型，骨幹多幹叢生、獨立挺然，表露出壯觀有如森林之中的景象。安定又穩重的樹頭，離地雖然不高但分歧相當多的樹幹其為老樹之型態，也具備短葉翠綠之層層相疊。
最佳女演員：楊千嬅（《抱抱俏佳人》）
《抱抱俏佳人》出街時，報刊去介紹楊千嬅演的是甚麼時，都會快快以慣用的「OL」（辦公室女郎）去形容角色身份；看真一點，她已是主管級老闆級，經《穿 Prada的惡魔》（The Devil Wears Prada，2006）一片後，我們實在可以喚之為「惡魔」角色。「惡魔」在香港片裡一直都不是主角，你提出《女人本色》（2007）的話我就會跟你說梁詠琪演的實是一個女性觀眾不認同的大反派，黃真真那時只是細路女唔識世界。《抱抱》之前的《分手說愛你》還是OL戲，也好，黃真真沒有重蹈覆轍，成熟了，知道怎去寫一個「惡魔」擔正的模樣。
早一些，楊千嬅在《財神到》、《志明與春嬌》，還停留在OL/Salesgirl角色裡，我說停留實是指停滯。再早一點2007年的《每當變幻時》（2007）她的角色最後當了小老闆。的而且確，隨著年資閱歷的成長，楊千嬅不能於不再稱身的「師妹」角色裡尋求突破，她的氣質，或多或少已浮現出是個有權力（或力量）女人，有待大展拳腳；時機正好，2010年黃真真crossover楊千嬅，撞擊出港產片一個女生新生態，得出這個限量別注版女主角孫洛昕。
「惡魔」作為城市浪漫喜劇的次類型分支，主角必要有對下屬「惡死能登」的大姐風範；她之所以異於「OL」，是作為一個「到位」的女人，於性方面散發出自信和魅力。然而，她又成長自「OL」，尋回／銜接／保持少女心，完成「去惡魔」的演繹。這些這些，在《抱抱俏佳人》裡楊千嬅漂亮執行著。
孫洛昕出場的第一場戲是在酒吧主動搭訕林峰，觀眾見到的，不是一個在額頭鑿了「我要一夜情」的「姣過籠」表現，因應著丹布朗，有性情交流的散發。到了翌日，孫洛昕在酒店宴會廳採排，孫洛昕專業起來，駕馭全場（那個手搖長鏡頭幫了不少）。兩場戲楊千嬅為孫洛昕建立了很爽的性格主幹，有焦的目光建立硬的氣質，身體的鬆容卻是軟的狀態；軟中有硬，硬是硬淨，給我從未有過的在場感。
若然說楊千嬅演《餃子》（2004）是去尋求演藝事業的突破，我倒會視之為她一個演出形神的斷裂，在放棄個人風格的前提下，處理過氣、年老、慾望、迂腐等角色命題，楊千嬅演不到基本的說服力，在場感全失。楊千嬅並不是學院派，她入戲的「方法」，是在本身的性格質地上去找，去跟角色重疊、嵌入。不少人就以本色派去形容之，我並不太介意這個稱呼，只是，我要澄清的是，由本質出發只是個提綱，在電影的表演空間裡，不論你有背景沒背景、有方法沒方法、去演或不演，首要目的是令自己「在」；孫洛昕要成為主角，與哥連費夫在《皇上無話兒》（The King's Speech，2010）演的佐治六世一樣，一樣要到位，追求在場感。這從來是一種藝術加工，以為本色派就等於天才波，這個誤解會害你分不清好戲量或演戲的家族譜。
孫洛昕這個角色有反應快的特質，再深化的話，會有反覆或反省的視覺，喜劇感就建立在敏捷背後的遲鈍認清。我最喜歡是宿醉「斷片」後那一場與林峯的單獨對手戲，她誤會他佔便宜把她帶回公司又搞了一晚，跟他說明白時知道沒有其事，頓由獅子威風變成鴕鳥找洞埋臉。楊千嬅準確以全面一體性的敏感表現，由聲線變化、肢體張羅，與簡單的面容反應，很有步調和效果建構前放後縮的處境，黃真真的對剪蒙太奇，凸出著每一點反應的時空掌握，令觀眾收看得暢心盡興。同類型還有「咖啡杯蓋在哭」一場，那是場群戲，楊千嬅以同樣高超的技巧，將孫洛昕的角色再推一步，即場反覆反省，「惡死能登」與通情達理於一場戲之內轉化。然而到了組合角色性格和主線，人生反省的歸合階段，孫洛昕只是躺在美容室，以成熟的心態情緒，點點動容道來，配合閃回的鏡頭，「惡魔」走到濡沫昇華，勇氣以對的人生轉折點。
《抱抱俏佳人》的「惡魔」調子真的會令觀眾想起《求婚的惡魔》（The Proposal，2009）中的珊廸娜布洛，布洛早已與楊千嬅隔著太平洋相認：還記得《選美俏臥底》（Miss Congeniality，2000）嗎？是很《新紮師妹》（ 2002）的處境啊。二人目前同樣處於進化階段，一個非演家班的偶像演員要成熟起來。千嬅還未碰到《守護有心人》（The Blind Side，2009）的角色讓她以終極的技術贏得全體的認同。於此，我就以楊千嬅全片最不經意的演出片段，去幫你重新驗證你的「新千嬅群英會」會籍：你喜歡千嬅的理由一欄還是可以用回你之前寫過的填上去。那是當孫洛昕失落時，獨自在家蹉跎光陰的蒙太奇片段。沒有對手戲，無話兒發表，只是躺著睡著，最多只是在地上躝著，或許這就是楊千嬅等於孫洛昕本色的一刻。讓我告訴你，這個千嬅最最不經意的演出，是孫洛昕最感性的「存在」，是《抱抱俏佳人》的深刻時刻，也是香港電影最平凡、最本色的演出品質。
詩人說：
「事物的唯一隱藏意義，
就是它們沒有隱藏意義。
事物就是它們看來的樣子，
沒有什麼好明白的。
我的感官學懂了這回事：
萬物沒有意義；它們存在。
萬物的存在是萬物唯一的隱藏意義。」
所以，「蝴蝶只是蝴蝶 花只是花」，任何形而上的意義都是我們自己幻想出來的。甚至連「蝴蝶」、「花」、「樹」，也只是詞語，是觀念，而不是事物本身。破除觀念的障礙，拒絕把自我投影到外物之上，達至一種無思想的觀看，不就是禪嗎？萬物既無意義，自我也就不具有真實的存在。因此 Ricardo Reis 說：
「無數生命居於我們內。
我不知道，當我思想或感受，
是誰在思想或感受。
我只是那個
事物被思想或感受的地方。
我擁有多於一個靈魂。
比我自己存在更多個我。」
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無我觀也呼之欲出。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以至於動畫版的製作者所努力秉持的精神是甚麼？是民間社會的生命力。《清明上河圖》的價值除了是精湛的畫技，也同時是一種藝術精神的顯現。這樣的藝術精神並不歌頌帝王將相、豐功偉業，而是以所有民眾為主角，繪畫出一個生機勃勃的共同生活世界。開封府（汴涼）雖屬帝都，但其繁盛的繪畫並沒有帶給我們宋朝國力強大的聯想，相反焦點卻完全集中於民間。都城並非皇權的宣示，而是民間生活的場所。如果這種對民間社會的珍愛和歌頌，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我想說，今天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香港政府，也沒有資格展示《清明上河圖》。政治權力傾於一時，藝術精神光輝永照。權力無法改造藝術的本質。真正的藝術不是予取予求的。強行挪用，只會自曝其短。
在香港我們早就論及街道生活的消失，代之以完全掩蔽於戶內的商場和通道。《清明上河圖》的美好街道生活圖景對我們來說是個「時宜相合」的諷刺。這不但是硬件上的城市景觀的問題，而是民間生活的本質的問題。地產霸權和官方政策合力，在市區重建和郊區發展方面也逐步把原有的民間生活空間剷除。現在反過來由建築師嚴迅奇提出，在西九文化區引入《清明上河圖》的概念，把正在消失中的香港街道生活文化於西九重造，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曾幾何時，香港街道本身就是一幅活脫脫的《清明上河圖》。現在要重建自身的《清明上河圖》，卻不是因為外族入侵，而是因為自己的作孽。一方面消滅民間社會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卻又展示以民間生活為藝術精神的作品，我不會說特區政府虛偽，因為主事者壓根兒沒有這樣的意識，也因此完全沒有察覺到當中的自相矛盾。對政府官員來說，動畫版《清明上河圖》嘛，代表的就是抽象的「中華文化」和跟上海世博相連的、政治化的「中國國力」展示吧。
至於大陸，《清明上河圖》的反諷就更深刻和悲涼了。在內地城市舊區的清拆重建問題，也即是狹義的民間社會的剷除，固然比香港更為慘烈，屢次出現保衛家園者以死相抗的事件，但更為深層而廣泛的，是廣義的民間社會的被壓制。所謂民間維權運動，並不是個別事件，而是涉及整個民間社會的存活空間的事情，以及以民間為基準（也即是平等的基準而非強權的基準）去判斷公義的問題。這又牽涉到民間為甚麼要維權，如何維權，以及為何維權成為不可能或不被允許的多層問題。與《清明上河圖》熱潮同時期的毒奶粉案審理，受害者家長趙連海因維權而被入罪並判監兩年半，在香港社會上引起了頗大反響，連一些政協也出來表示不滿。趙連海的冤獄令我想通了，《清明上河圖》熱潮為甚麼令我感到不安。今天的中國，不但不容許一個民間自為自足的空間，金權糾合的勢力更不容許這個被侵害和壓制的空間有半點反抗的聲音。它比古代的皇權帝制更懼怕也因此更不能容忍民間社會的存在。反過來說，如果有一個免於金權壓制的健康的民間社會，所有諸如毒奶粉或豆腐渣工程這類問題根本就不會出現。我不是說宋朝沒有欺詐和壓迫，但那絕對不會成為今天這種全面性和制度性的欺詐和壓迫。一個健全的民間社會自會有能力糾正自身的失衡。
從《清明上河圖》我們看到一個怎樣的民間社會？那並不單純從畫的內容看，而是從畫的藝術形式上看。就內容而言，市民生活的悠閒、風俗的多樣、行業的興盛等等，在在表現出一種對日常生活的自信和自得，也顯現出一種自發性的（並非由上而下的）和諧。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藝術形式上，張擇端的畫法展現出一個由眾數的人所組成的共同世界。那不是屬於任何一個人、任何一種勢力的世界，而是所有人共同參與和分享的世界。每個個別的人物也有其自身正在進行的活動，而各自的活動卻又顯現出個人對於整體城市生活的參與性，而不是旁觀或單純被展示。每一個人物也是自身的主角，也展現出自身的生命，但又不排除別人的存在，彼此處於對等共處的關係。以畫本身來說，沒有主次，沒有高下，也沒有內外之分，每一點也是價值之所在，不存在任何被壓抑或排擠的事物。一切也是那麼的公開、明朗，但同時又維持自身的獨立性，堪稱古典公共生活的呈現。這無疑是一種富有民間精神的藝術觀。這才是《清明上河圖》至為動人和珍貴的地方。而這樣的精神，今天無論在大陸還是香港，也以各種形式被壓抑和清除。而我們得到的替代品，是動畫版《清明上河圖》。
如果我們相信藝術能讓人跨代互通，隔世相感，我們可以假設，張擇端看到今天的中華大國裡的民間殘像，會是如何震驚和痛心。就算北宋已亡，文人墨客還能從南宋回望，通過藝術重構昔日的美好民間生活圖景，作為永遠的精神珍寶流傳下去。相反我們今天「國力正盛」，民間社會卻被有系統地消滅，連懷緬也來不及，大部分人還懵然不知、毫無所覺，只有少數人憤怒無言、欲哭無淚。而這時候，我們的政權竟然大剌剌地來個偷龍轉鳯，祭出國寶級藝術品《清明上河圖》，來宣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並且以嶄新的科技把我們引入如夢似幻的、栩栩如生的民間生活世界。諸位看官，當大家從如此這般的一個時光隧道裡走出來，重回現實，看到趙連海、看到劉曉波、看到高智晟、看到譚作人、看到無數上訪者有冤無路訴、看到肆意的清拆迫遷重建、看到喜帖街、看到天星和皇后碼頭、看到菜園村，又或者別過臉去，看到幾乎沒有人影的金碧輝煌、高聳入雲、價值連城的大都會新房產物業，我們有沒有反思一下，《清明上河圖》帶給我們的是怎樣的一個大反諷？最偉大的藝術，是不會容許你把它偷換成別的東西的。它會毫無保留地把真相揭示出來。事情最後還是取決於，我們是否有勇氣面對真相。這跟掙不掙到門票，幾多米是最佳距離，或動畫設計有沒有穿崩，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銀杏》 曲／詞：中
二億年的秘密
以扇形的葉脈展開
左右兩半中間相連
是自我一分為二的鬥爭
還是二合為一的共生？
是撕裂的痛苦
還是綑綁的無奈？
我怎知道你愛的是哪一個我？
當你說喜歡我溫柔的眼神
我應該快樂還是悲傷？
我怎知道愛你的是哪一個我？
當我說喜歡你堅實的胸膛
你應該感動還是驚慌？
一個我拉著你的手 另一個我放開
一個我擁抱你 另一個我逃避
一個心不在焉 一個身不由己
一個愛 一個傷害
我怎知道你愛的是哪一個我？
當你說喜歡我熱情的嘴唇
我應該驕傲還是慚愧？
我怎知道愛你的是哪一個我？
當我說喜歡你寬闊的肩膀
你應該自滿還是徬徨？
一個我拉著你的手 另一個我放開
一個我擁抱你 另一個我逃避
一個心不在焉 一個身不由己
一個被愛 一個被傷害
我是單 我是雙
詩人的豪言 戀人的迷障
「我也希望你原諒我，我沒法給你更多的了。」
……
「愛情是一種不正常狀態嗎？」
「對於我來說便是。這完全不是甚麼道德方面的考慮，而是，實際生活不會容許這樣的事情。」
我現在知道我的對手是誰了，我的對手是一個叫「生活」的傢伙。在它面前，我輸定了。
「試想想，如果我們的關係超出了這間小店，脫離了這種不正常的狀態，它還能夠維持嗎？……」
Arsenal beat the best team in the world. The best team of a decade, a generation, and maybe more. And what makes it all the better is that we didn’t triumph over a weakened Barcelona line-up. They didn’t fail to perform. Far from it: they were superb. Their possession play and ability to split the defence drew gasps of admiration from the Emirates crowd.
And yet we beat them.
And we did it our way. We didn’t batten down the hatches and hope to catch Barca on the break. We went forward and tried to outscore the greatest attacking team in living memory. We did it our way: The Arsenal way.
1982年2月16日，江利智惠美躺在家裡悄悄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這一天是高倉健的生日，也是她和高倉健的結婚紀念日。每年的這一天，高倉健總會給江利智惠美送上一束鮮花，可今年的鮮花卻來遲了。她躺在地板上，穿著她的婚紗。空寂的屋子裡，只有一台老式的電唱機還依舊在唱歌，那是多年前江利智惠美的聲音：“我仍記得那一夜，是啊，就在那個晚上，我失去了我的愛人……”
——與高倉健有關的題外
幾個月前高倉健的名字又熱了一陣，很多人知道了他的內心疾苦，對死去妻子的愧疚，流產掉的胎兒。這些和《鐵道員》都有關聯……
可能一開始還覺得幌舞的老鐵道員手勢有做作的嫌疑，隨著影片鋪敘展開，自己一步步和忠於崗位的鐵道員陷入了回憶的旋渦，無法自拔。更可憐的是自己完全經不起阪本美雨(日本配樂大師阪本龍一的女兒)的歌聲飄蕩。
那空靈的歌聲真的可以穿透一切，看到高倉健扮演的鐵道員竟然前後兩次把自己的女兒和妻子送上了不歸的火車，而自己則堅持在站台上目送她們遠走。一去竟都是永別，委實為這個老鐵道員悲傷難過，這該是多少隱忍的內心巨創。在回憶妻子時，還可以招架那些熟悉的場景，但是，當早亡的女兒雪子用一種神秘方式出現時，回憶裡的點滴讓自己感動得可以。
難言的愧疚，可恰恰是被感動了。高倉健、大竹忍、廣末涼子、安藤政信……不管年紀大小，或者戲份多少，都可以催促著自己由衷的感動。
最單純的一個原因是這個故事即使不是發生在日本北海道的幌舞小鎮，也可以一樣搬移到任何國度的某個小鎮，當然，一樣要有皚皚白雪，蒼茫的遠山以及孤獨的鐵軌。
網友陳翠梅的《悲傷不再流行》寫道：悲傷已經過時，但是她把悲傷隱藏得很好。她偽裝最新流行的快樂，快樂地大笑，快樂地走路。雖然偽裝得很拙劣，沒有人發現，她是一個過了期的機器人。她遇見他時，第一眼就認出彼此，他問：「你一個人的時候，會偷偷哭泣嗎？」他握她的手，忽然發現，原來他們有快樂的能力。
評審張大春對這篇小說點評說：「準確而熟練地掌握了每一個語詞的位置功能，使每一句讀來都有跌宕藏閃的效果。甚至可以說：帶有相當細膩的詩情。這篇評委給了滿分。」此評價卻遭網民反對，大呼「看不懂」。該小說最終並未登上前五十。
“好人進監獄
酒徒成英雄
這個國家是一台戲
演給魔鬼看。
為那個有些口吃的讀書人晨禱。
蘇小和《無題》”
１. 馬丁．路德．金的演講
2010年10月1日，我在亞特蘭大華人教會的陳雪濤弟兄的陪同下，參觀了馬丁．路德．金的故居。一如大部分的美國城市，亞特蘭大的老城區衰落而破敗，而這條「馬丁．路德．金之路」上依然穿梭熙熙攘攘的遊客。這個當年典型的中產階級社區被完整地保留下來，其中有馬丁．路德．金出生的那棟房子，也有他事奉過的那座教堂。在紀念館中，我聽到喇叭中正在播放馬丁．路德．金1964年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講：
「我相信總有一天，人類要躬身在上帝面前，為其制止戰爭和流血的行為得加冕。非暴力的救贖之路在世界各地延伸，直到每個角落。」
歷史彷彿凝固，他似乎依然在場。那一刻，我想起了獄中的劉曉波，我親愛的師長與兄弟。馬丁．路德．金天生就是一個演說家，他的演說鏗鏘有力、激動人心；劉曉波則是一個口吃的讀書人，柔和而堅韌，如同壓上的蘆葦卻始終不折斷。
陳雪濤弟兄特意在紀念館中購買了一本馬丁．路德．金的畫冊，託我送給他最尊敬的劉曉波先生。我帶這本書飛越了大半個美國，一個星期之後的10月8日，我在洛杉磯南加州大學一所酒店的房間內，徹夜不眠，等待諾貝爾和平獎揭曉的消息。凌晨兩點半左右，當電視屏幕上出現劉曉波那張熟悉的照片的時候，我在黑暗的房間裏跪地祈禱，失聲痛哭。我在成年之後從未如此痛哭過，我將頭埋在枕頭中，任由眼淚汩汩地流淌。是因為等待的時間太久了，還是因為好消息到來時毫無心理準備？此時此刻，我的身體中彷彿有一顆21年前射入的子彈被取出來，無比疼痛卻又無比舒暢。
我一邊觀看電視上的評論，一邊再次翻看這本畫冊，朦朦朧朧中，劉曉波的臉龐與馬丁．路德．金的臉龐重合在了一起。我認識曉波已經整整10年了，這10年來的風雨兼程，一幕接一幕，如電影中的場景浮現在眼前。孤獨與苦痛，被輕蔑與被羞辱的經歷，此時全都得到了安慰。我記得，早在90年代初期，劉曉波在一封給老朋友、作家廖亦武的信中便沉痛地指出：
「與其他共產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們都稱不上真正的硬漢子。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不能指望大眾的集體良知，只能依靠偉大的個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眾。特別是我們這個民族，更需要道義巨人，典範的感召力是無窮的，一個符號可以喚起太多的道義資源。」
那個時候，曉波也許並沒有意識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此後二十年如一日，在此監獄與彼監獄之間挪移轉換，即便在獄外的時候，被隔絕與被騷擾亦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卻從未停止過持守與抗爭，以及對非暴力的堅定信念。正如70年代死於獄中的基督徒倪柝聲在一首詩歌中說寫的那樣：
「你若不壓橄欖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醡，它就不能變成酒。」
如今，劉曉波百煉成鋼，鳳凰涅槃，蠶化為蝶，中國終於有了自己的馬丁．路德．金，中國終於有了自己的曼德拉，中國終於有了自己的哈維爾。
10月14日下午，我從舊金山返回北京。在首都機場，海關工作人員有針對性地搜查我的行李，將我的4件大小箱包翻了個底朝天。一位海關工作人員如獲至寶地發現了這本馬丁．路德．金的畫冊，一頁一頁地仔細翻閱了15分鐘左右。我不知道他究竟是真心喜歡讀這本書，還是希望從中找到將其沒收的蛛絲馬。最終，他還是將這本畫冊還給了我。但是，由於監獄中規定不能送入大陸之外出版的外文書籍，這本書不知道還將在我這裏保留多長時間。什麼時候，一名早已離開人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祝福，才能送達另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那裏呢？
馬丁．路德．金說過：「每當有事情發生的時候，懦夫會問：『這麼做，安全嗎？』患得患失的人會問：『這麼做，明智嗎？』虛榮的人會問：『這麼做，受人歡迎嗎？』但是，良知只會問：『這麼做，正確嗎？』」在歷史轉折的關頭，馬丁．路德．金和劉曉波都作出的正確的選擇，那就是順應良知的選擇。
２. 我與曉波被北京警方傳喚
此刻，回憶是甜蜜的。過去10年以來，能夠與劉曉波並肩走在爭取與捍衛自由與人權的道路上，是我莫大的幸運與榮耀。2004年12月13日下午6點，我與曉波同時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傳喚。此事緣於我與曉波一起計劃寫作一份年度中國人權狀報告。每年美國國務院都會發布一份中國的人權狀 報告，而中國方面則以一份自我表揚的人權白皮書來應對之。我和曉波認為，其實最有資格撰寫這份報告的，應當是我們這群生活在中國國內的，獨立於任何政治勢力、政府和機構之外的民間知識分子，我們有責任自行撰寫一份更加真實的人權報告。就在我們剛開始商討如何撰寫這一文件的時候，秘密警察侵入我們的電郵信箱，知曉了這一切，遂對我們進行傳喚，並強行從我們家中抄走電腦，刪去所有的資料和文章。
「你知他拿了中情局多少錢嗎？」
在長達14個小時的通宵審訊中，最為拙劣的一幕是：一名警察從外面拿來幾張小紙條，故作神秘地放在負責審訊我的一名年長的便衣警官的桌子上。這名主審警官故作驚訝地看了幾分鐘之後，語重心長地對我說：
「你還年輕，你的問題只是交友不慎，誰讓你跟劉曉波這樣的漢奸、賣國賊做朋友呢？他誘惑你誤入歧途了，你知道他拿了中央情報局多少的錢嗎？你不知道吧？他沒有分給你吧？你看，他在那邊什麼都招供了，他將所有責任都推卸到你身上。所以，對你來說最好的選擇，就是揭發劉曉波，跟他劃清界限，這樣黨和政府會原諒你的。否則的話，你離監獄就只有一步之遙了。」
他們以為這樣的把戲就可以欺騙我嗎？不過，他們有一點說對了：若非曉波的引導，這些年來我不會在反抗專制的道路上走這麼遠。
這個把戲在5年多之後又故伎重演了。2010年7月5日，我因為計劃在香港出版新作《中國影帝溫家寶》，再次遭到北京警方的傳喚。在這次長達4個半小時的審訊中，一名自稱對我研究了10年之久、手上保存全世界最完整的關於我的資料的朱姓的國保警官，煞有介事對我說：
「劉曉波是你的老大嗎？你看看他的下場有多慘。那麼多西方國家施加壓力又如何呢？我們根本不怕。劉曉波的判決書中提及的那6篇文章，在你發表的那些文章中，可以找到類似的，我們要像判他那樣判你，易如反掌。我勸你立即放棄在香港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這本書的計劃，否則劉曉波就是你的前車之鑑。」
他們以為這樣的恐嚇就能讓我放棄言論自由，並自動與曉波「劃清界限」嗎？曉波失去了寫作的自由，只能激勵我承接其使命，無所畏懼地寫下去。
此種挑撥與威脅，根本無法動搖我與曉波之間的關係。我們的相交，既是道義之交，亦是友愛之交。不僅我與曉波是最好的朋友，而且我的妻子與曉波的妻子也是最好的朋友。許多時候，這是一種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心靈的契合。在一些重大的公共問題上，我們不必互相探問，就可以明確知道對方會持何種立場，這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曉波與我一樣，都是說話口吃的人，他卻比我健談得多，人愈多的場合，他的談興便愈濃；而人少的時候，他的口吃就顯得比我更厲害，尤其是在一對一的電話中。劉霞經常打趣我們說：「上帝選擇你們兩個結巴成為說真話的中國人，可真夠幽默的。」
在日常生活的領域裏，我們深知對方的嗜好與習慣。既是精神之友，更是「酒肉朋友」：每當發現哪裏開了一家好吃的餐廳，便會馬上通知對方，約好時間一起去品嘗。我們都愛吃川菜，作為東北人的曉波的「耐辣力」，居然超過了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四川人。我們常常去朋友忠忠開的那家堪稱全北京城最辣的川菜館「食盅湯」大快朵頤。曉波最愛吃的菜是麻辣牛蛙，他總是戰鬥到最後一刻，直到吃完火鍋中最後的那點食物，然後撫摸肚子作意猶未盡狀。我和曉波都好肉而不好酒，劉霞倒是一位品酒大師，舌尖一舔能品出各種紅酒的優劣來。每次劉霞喝酒的時候，曉波都在一邊溫情眽眽地看她，甚至比自己喝酒還要感到陶醉。
３. 既有俠骨，亦有柔情
在這些年的交往中，我感受到：在曉波的身上，既有俠骨，亦有柔情。曉波對丁子霖老師等「天安門母親」群體、對許多下獄的政治犯的家屬，無不悉心照料、噓寒問暖。雖然他自己長期遭到中共當局的封殺，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公開授課，只能靠在海外發表文章的有限的稿費維持生活，卻從不吝於幫助那些處境更加困難的人士。曉波曾對我說，他在獄中的時候，深知在外面的劉霞的苦楚。在獄中的人，其實日子要好過些，刑期確定了，心情反倒很平靜，每天的生活起居都有規律，時間就會過得很快。而獄外的親人的生活，才是一種莫大的煎熬，那種等候與企盼，那種憂傷與絕望，讓人度日如年，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得起的。所以，曉波分外珍惜與劉霞一起的日子，對妻子倍加關愛與呵護，他常常對劉霞說：「你去買最漂亮的衣服穿！」也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曉波對許多素不相識的難屬都無私地伸出援助之手。他經常與劉霞一起陪一些良心犯的妻子吃飯，這甚至成為了一種慣例。吃的未必是山珍海味，但曉波的傾聽與安慰，給了許多難屬支下去的勇氣。
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永不止息。難屬群體對曉波的尊敬與感激，並不僅僅是他的那些被余英時教授譽為「獅子吼」的、為弱勢群體發聲的文字，更是因為他的慈悲心腸和不求回報的愛。比如，因撰文評論「六四」而被判10年重刑的作家師濤，是我見過幾面的朋友，而與曉波並沒有見過面。師濤的媽媽曾經告訴我這樣一個細節：有一次，她去探望兒子，問師濤說，應該信任哪些朋友？師濤悄悄地告訴她，一個是「波」，一個是「杰」。由於旁邊有警察監聽，師濤不能說出全名來，但師濤的媽媽心中清楚了，一個指的是劉曉波，另一個指的是余杰。師濤如此信賴未曾謀面的曉波，可見曉波在這個圈子裏具有何等的人格魅力，他如同太史公在《史記．游俠列傳》中所說那樣「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
曉波對我亦是如此。有一次，我爸爸媽媽到北京來玩，曉波知道了之後，一定要請他們吃一頓飯。他定了一個很好的餐廳，點菜的時候也專門挑好菜，聽到我爸爸說喜歡吃北京烤鴨，便點了那種最貴的烤鴨。雖然我爸爸媽媽只比曉波年長不到10歲，曉波卻禮貌地稱呼他們「叔叔」、「阿姨」。曉波說，我知道您們兩位老人很擔心兒子的安全，其實當年我的父母也是如此。但後來他們都想通了，覺得既然阻攔不了我，還是尊重我選擇的人生道路。您們要為孩子感到自豪，他做的這些事情，儘管現在遭到強權的打壓，也不被大多數人所理解，但歷史肯定會有一個公正的評價。曉波的一番話，讓我爸爸媽媽很受感動，他們在回家的路上反覆說，想不到文章如此凌厲的劉曉波，生活中卻如此體貼和周到。
曉波與前妻的兒子
我們的孩子滿月之後，曉波和劉霞是第一個上門來探望的朋友。他們帶來了一幅劉霞的新作《如花》作為給孩子的禮物，畫面上是一朵深藍色的、幾乎黑色的怒放的花朵。是啊，只有如此倔強的花朵，才能在最貧瘠、最荒寒的土地上怒放，如同曉波和劉霞一樣。曉波曾經與前妻有過一個兒子，「六四」之後，曉波被捕入獄，家庭瓦解，前妻帶6歲的孩子赴美定居。在多年的交往中，曉波從來沒有提及過孩子的情。劉霞後來悄悄告訴我們，他們父子之間已經失去了聯繫。我想，這一定是曉波心中最深沉的隱痛，他沒有能夠盡到一個父親的義務。這就是為民主自由而奮鬥的先驅者不得不付出的慘痛代價。
後來，曉波與劉霞結婚的時候，他們便約定不再要孩子，因為他們的生活狀不適宜於孩子的成長。這個國家太黑暗、太陰暗、太邪惡了，不能讓孩子在這裏繼續受到有形無形的傷害。是的，後來我看到被捕入獄的良心犯杜導斌、劉賢斌等人的孩子受到秘密警察的騷擾和同學的歧視的消息，這才更加理解了曉波與劉霞的良苦用心與苦痛抉擇。雖然他們決定不要孩子，但看到我們的孩子的時候，立刻便像寶貝一樣抱在懷裏端詳，曉波說，還是跟媽媽長得像。那一刻，我想，如果他們當了爸爸媽媽，該是多好的父母啊。
４. 包遵信先生的追悼會
中共當局試圖讓我們成為一群「不可接觸」的「賤民」，我們卻形成了一個相濡以沫的小圈子。其中，晚年的包遵信先生常常與曉波夫婦和我們夫婦相聚，我們就像是一個由老、中、青三代構成的大家庭。在80年代的思想蒙運動中，包先生是一位旗手式的人物。八九之後，他先是經歷牢獄之災，然後淪為一無所有的「無業游民」。不能繼續著書立說、編輯出版、組織聯絡，失去所有的言論與活動的平台，他一直困頓而落寞。在壓抑與孤獨中，脾氣也愈來愈大。有一次，我們到四川駐京辦的餐廳，剛坐下來點菜，包先生便因為服務員的怠慢，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曉波趕緊尾隨出門，替包先生招來一輛出租車，並扶他上車。曉波說，包先生心裏憋悶，我們要像孩子一樣哄他。所以，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常常沒老沒小地說說笑笑。這時，包老師不再是昔日知識界叱風雲的大人物，曉波也不再是名噪一時的文壇黑馬，他們都成為被劉霞和我妻子取笑的對象。劉霞直呼包老師為「包包」，並遵照師母的叮囑，毫不容情地奪走他手中的香煙。包先生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是他難得的開懷大笑的時刻。
2006年，包先生突發腦溢血入院搶救。由於包先生沒有醫療保險，個人難以承擔巨額的醫藥費用，曉波便發起了為之捐款的活動。再後來，包先生不幸病逝，曉波廢寢忘食，日夜操勞，為其組織追悼會。曉波說，包先生一生淒苦，一定要讓他老人家走好。在警方的壓力與騷擾之下，曉波和朋友們一起克服重重困難，終於使得包先生的追悼會順利舉行。那時，我正在美國訪問，不能親身與會，曉波在電話中告訴我說，他幫我們買了一隻花籃並寫了輓聯。後來，我聽到有一個朋友批評曉波那天的穿著與平時一樣隨意，沒有西裝革履，不夠肅穆，在致辭的時候，面前還挎了個破舊的書包。我便在電話中問曉波，曉波解釋說：「追悼會上的事情千頭萬緒，我根本就忘記了自己的著裝。我的書包裏裝的是需要給殯儀館的幾萬塊錢，這些錢都是大家湊的。為了避免丟失，我只好挎在自己身上，自己承擔這個責任。而且，當時外面是數百個警察虎視眈眈，哪敢有半點疏忽啊。」
再後來，就是2008年10月28日，包先生去世一周年，曉波率朋友們到西郊為包先生舉行安葬儀式。曉波坐在我的車上，一路上詳細介紹了為包先生選擇墓地的過程，我想不到他平時大大咧咧的，在關鍵時刻卻心細如髮。包先生新落成的墓地，坐落在一座視野開闊的山坡之上，金秋的北京風輕雲淡，包先生終於可以在這裏自由地看雲起雲落了。大家剛剛侍立在墓地四周，曉波第一個跳入墓穴之中，不顧泥土沾滿衣服，先探頭進去測試好安放骨灰的地方，然後接過包先生的子女遞過來的骨灰，彎下腰去恭恭敬敬地安放好。之後，他才從墓穴中爬出來，含淚剷下第一堆土。在旁邊配合的墓地工作人員，都以為曉波是包先生的親生兒子，過來就許多具體事務徵求他的意見。曉波也不作解釋，一一作出妥善的安排。
５. 曉波兩次大聲哭泣
在這10年的交往中，我看到曉波有兩次大聲地哭泣。一次就是在安葬包先生骨灰的時候，曉波哭泣宣讀了「包包，我們愛你」的短文。我想，要是包老師再多活兩年，親耳聽到曉波獲獎的消息，一定會笑逐顏開。再有一次，是2003年7月，我第一次訪美歸來，約上曉波夫婦，到丁子霖老師家中，播放萬人傑文化新聞獎頒獎典禮的錄影帶。我和楊逢時是當年的得主，我們的獲獎都與我們的「六四」情結有關。楊逢時本來是一位單純而高雅的音樂家，天安門屠殺讓她從藝術世界回到現實世界，此後在芝加哥堅持舉辦每年一次的「紀念六四音樂會」，並由此被剝奪了回國的權利。而我的獲獎感言也圍繞「六四」展開，我說：「天安門的坦克和鮮血是最為直接的蒙。我發誓要說真話、要拒絕謊言、要擺脫奴役、要捍衛自由、要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聽到這裏，曉波突然從沙發的另一邊走過來，將我抱在懷裏，嚎啕大哭起來。平時，曉波是我敬重的師長，雖然偶爾也會跟他開一個玩笑，但我對這位精神上的蒙者始終懷深切的敬意。此刻，曉波在我的面前卻像個委屈的孩子一樣，鬱積已久的哀傷如潮水般湧出。我擁抱曉波，拍拍他寬闊的背部，能感覺到他身體的顫抖，我也哭了起來。丁老師、劉霞和我妻子也在一邊抹眼淚。此刻，我們都是迷路的孩子，被欺騙的孩子，我們一直在等候公義與慈愛的降臨，公義與慈愛卻長久地在這個國家缺席了。
如今，我們的傷痕終於被上帝之手所撫慰。胡錦濤誇口說，要拿出幾十億美元來阻攔劉曉波獲獎這件事的發生，但它還是施施然地發生了。有錢就能顛覆人類古有之的是非、善惡的標準嗎？有錢就能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嗎？光終將照射在黑暗裏，即便黑暗不接受光。對於黑暗來說，被光所穿透，是一個注定了的結局。曉波獲獎的次日，劉霞去獄中探望。後來，劉霞告訴我們說，曉波獲知自己獲獎的消息之後，神色平靜，舉止正常。後來談及天安門母親，曉波哭了，說這個獎應該屬於所有「六四」的亡靈。我沒有親眼目睹這一次曉波哭泣的情形，但我相信，從上一次的哭泣到這一次的哭泣，已經是苦盡甘來。
傷痕終於被上帝之手撫慰
此刻，我又想起了2005年7月30日我們方舟教會的一次戶外洗禮。那天，我邀請曉波同行，他欣然應允。我們選擇的地點是北郊懷柔的一個水庫，為了避免被遊人打擾，凌晨5點大家就從城裏出發，6點多便到達了。在「流不斷的綠水悠悠、遮不住的青山隱隱」之間，我們的洗禮還沒有正式開始，曉波便將外套一脫，縱身躍入湖中。在整個洗禮的過程，他都如同守護者一般，在周圍游弋和觀禮。他仰泳的時候，宛如與天、地、水融為一體。是啊，這麼多年了，這個如此熱愛自由的人，卻從來沒有享受過一天自由的生活。出了「小監獄」，又進「大監獄」——警察乾脆就在他家樓下修建了一個如同交通崗亭般的移動房屋，一天24小時都待在其中，監視曉波的一舉一動。冬天，警察甚至可以在裏面使用電爐取暖。而曉波每次到外地遊覽，都有一支浩浩蕩蕩的車隊跟蹤，跨越省界的時候，便有鄰省的國保前來交接。誰能二十年如一日地過這樣一種幾乎沒有隱私的生活呢？但當曉波在水中游泳的時刻，他像回到天父的懷抱一樣，終於自由了，如一條魚一樣暢快而輕盈。我低頭為曉波祈禱，願主賜予他從天上而來的力量、智慧與勇氣，願他因真理而得自由。
曉波在獲獎之前給劉霞寫的最後一封信中說，我們託劉霞帶去的兩袋大棗已經收到了。那是我們特意從河南訂購的一種最好的大棗，肉厚而糯軟。曉波說，中秋節的晚上，同一個囚室的6名囚徒各自拿出一件自己珍藏的食品來，大家一起分享。曉波便拿出我們送去的大棗，大家都說，這是他們平生中吃過的最好的大棗。劉霞告訴我們這個細節之後，我和妻子一起禱告，願曉波早日歸來，帶天使的翅膀和天使的心靈歸來。曉波每一次失去自由，都是為了讓更多的國人擁有自由；曉波說過，當所有的中國人都獲得了自由之後，他的願望是到加繆所熱愛的地中海去，沐浴那無比熾熱的陽光，暢游一番。
那一天，已經不再遙遠。
2010年10月16日、17日，北京家中樓下有一群警察守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