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November 15, 2011

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陸運會次日,與報考大學哲學系的小友談了一會。聊遠了,我說日後若要影響世界,哲學家之想法可能不被重視,相反,以科學家或經濟學家身份說出之哲學想法卻更可能被人看重。事後,想起早前讀過的這一文章:

《毋忘海耶克的「謙遜誓章」》 —— 葉輝

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依然是美國學者——紐約大學的沙琴德(Thomas Sargent)和普林斯頓大學的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兩人的學說被歸入「理性預期學派」(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當西姆斯被問及對經濟現況有何解決方案,他坦言:「如果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我早就公諸於世了。」這其實就是「不存在任何簡單答案」的委婉之言。

西姆斯去年在《經濟展望雜誌》(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春季號發表了一篇題為〈但經濟學並不是驗證科學〉(But Economics Is Not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的文章,被廣泛引用,他在文中斬釘截鐵地指出,經濟學並不是也不可能是驗證科學——所有「自然的」(natural)、「類似的」(quasi)乃至「計量的」(computational)實驗,倘應用得宜,無疑很有用,但無一是「萬應靈丹」(panaceas);他語重心長地提出忠告: 應用「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必須特別小心,必須嚴謹而深入地思考「非實證推論」(nonexperimental inference)的核心問題。

經濟學說無一「萬應靈丹」

是的,當今全球經濟動盪,絕對沒有「萬應靈丹」,《臥底經濟學》(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的作者哈福德(Tim Harford)最近有一篇文章剛巧也以醫學喻經濟學,文章題為〈一茶匙藥〉(A spoonful of medicine ),他啟首就問:經濟學應該更像醫學嗎?

他認為「跟經濟學一樣,醫學應對的是人們迄今尚未完全了解的複雜體系」;「但與經濟學不同的是,醫學能夠容忍許多對於在困難環境下進行對照實驗的道德疑慮」;「在醫學領域,學術證據和日常實踐交織在一起」,他認為「這種共生關係在現實世界裏遠遠並不完美;但經濟學家不妨借鑑一下」。

諾獎:美國經濟學家俱樂部

西姆斯坦言,經濟學的「實驗」( 自然的、類近的乃至計算的)往往只是「修辭手段」(rhetoricaldevices),藉以迴避「計量經濟學」的難題。他與紐約大學的沙琴德在獲獎後異口同聲地指出:歐羅危機主要關鍵是政治。薩金特更認定當今歐洲有如1780年代的美國十三州,各州各自為政,中央政府形同虛設,經濟陷於癱瘓,中央與各州都面臨嚴峻的債務問題,直至1787年,十三州債務整合於新聯邦政府名下,問題才得以逐步解決。但這段美國歷史就是為歐羅區的指引明燈嗎?

那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最難纏的政治問題了。

經濟學畢竟不是醫學,也不是歷史學,對一個像我那樣的經濟學門外漢來說,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短短的四十三年歷史比較簡明,這個獎項自1969年開始頒發,共有六十九人獲此殊榮,可是從1970年的得主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算起,至今已有四十五位美國人奪魁,佔總數近三分之二,將此獎稱為「美國經濟學家俱樂部」,諒不為過。

值得注意的是,倘以新千禧年為分界,美國人獲獎幾成慣例——在2000年之前,共有四十四人獲獎,美國人佔了二十四位,非美國人也有二十位,比例尚不算太懸殊;然而,從2000年至今,十二回合共有二十五人獲獎,沒有一屆沒有美國人,而且佔了二十一位,非美國人僅佔4個席位,而且都只能與美國人分享獎金,那是說,2000年至今,沒有任何一位非美國人單獨獲獎,而2006年得主菲爾普斯(Edmu nd Phelps)、2008年得主保羅.克魯格明(Paul Krugman)這兩位美國人則成為獨享殊榮的極少數,一面倒的傾向無疑是太誇張了。

更誇張的是,近年獲頒諾獎的好一些非美國經濟學家,其實也跟美國有一定淵源,比如1997年得主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乃加拿大出生的美國人,在芝加哥大學完成經濟學博士學位;1999年得主、兩年前開始提倡成立「美歐貨幣」(dolleuro)的加拿大人羅拔.蒙代爾(Robert Mundell),乃麻省理工學院的哲學博士,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史丹福大學;2005年與美國「博弈論」(game theory)大師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一起獲獎的以色列人羅拔.奧曼(Robert Aumann),同時也是美國人(雙重國籍),他八歲隨家人移居紐約,一直在美國受教育,乃麻省理工學院純數學博士。

處於飢餓,處於愚魯

這些事實大概足以表明,美國經濟全盛期即使早已開到荼靡,但主導全球經濟運作的經濟學說至今仍是美國人的天下。然而,美國經濟學說縱然「百家爭鳴」,有時卻不免各持己見,甚或勢成水火,屢涉「黨爭」,他們大概還得要向辭世不久的「蘋果教主」喬布斯(Steve Jobs)學習,尤其要學習教主向《連線》(Wired )主編奇雲.基利(Kevin Kelly)借用的那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處於飢餓,處於愚魯」(Stay Hungry, StayFoolish)。

晚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好像理所當然地成為動盪社會的發言人,他們大概不一定讀過1974年得主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簡短而發人深省的領獎講辭:「如果我曾被徵詢應否成立經濟學的諾獎,我必然堅決反對。」他認為「對經濟學有優秀貢獻的人,沒有理由對所有社會難題都變得萬能(omnicompetent)」,所以他建議獲此項榮譽的人必須作出「謙遜誓章」(an oath of humility),那是「一種『希波克拉底誓章』(Hippocratic oath,希波克拉底乃希臘名醫,其後轉義為「行醫初哥誓章」),永遠不要越出他們的專業範圍,對公共事務指指點點..」。



信報 2011年10月14日

海耶克之講法有力而深刻。依此而論,則經濟學家也不要對人生哲學等指指點點了。很有趣,若他貫徹始終,便不會有這講法被發表。

再想,教師之角式如何?大部份教師都擁有專門知識,他們於教授本科學問之餘,是否也當謙遜,別對其他問題隨意點撥和評說?抑或是本於以生命感染生命,於是交流便不妨無所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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