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我們這種人，覺得天大事蓋不過「理解他人的角度和感受」，這便是最終的倫理，以約束自我，修正視野。然後我們相信，只要將不同視角的說法並置呈現，便可讓觀者達致溝通和理解。理解。在一個被無限中介、充斥無限前設的世界裡還有沒有可能互相理解呢，還是你只理解你親愛的人呢。是我們留在了敘事學的年代無法回來嗎。
我沒有時間。
我說這對我打擊很大，幾乎在會議上哭出來。但我那麼痛恨自己在會議上失去理性訴諸情感，竭力控制自己，不願進入某種悲情的結構。然而那確實是悲哀呢，那麼簡單的道理，話不想說到盡，有些事情必須要等他人自行明白。d說，很難讓人有同理心，沒有辦法。需要想像，需要故事，需要劇場。而我只想說乾燥和轉折周詳的句子，使用中性的詞彙，於是我不得不忍受悲傷。於是明白，中年的人，句子往往碎裂平板，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感受，而是因為他們太過悲傷。
前陣子有個不怎麼了不起的發現，就是末日故事，常與公路模式結盟。
末日當然要跑動跑動，難道坐着等死不成：例如丹尼波爾的《二十八日後》、望月峰太郎的《龍頭》、法國拉黎厄兄弟的《末日快樂之旅》、新井素子的《愛在地球毀滅時》、薩拉馬戈的《盲目》和威爾森的《時間迴旋》，都把移動的步伐變成活化末日風景的視角，再滲以途上各色遊人的化學作用，主次交纏，一個故事得來就費這點工夫。
除了《二》之外，其他全是歸返之旅。在交通癱瘓的末日，角色們都固執地響應團聚，披星戴月，見顏面，道衷情。說是公路，不如說是行人道電影更貼切。但有典型就自然有人唱反調。這不協和音來自以色列能編能導能演的Assi Dayan於19 98年導演的 《阿賓先生的最後一個半鐘頭》。
這九十分鐘的電影戲如其名，故事開始的時候，醫生就告訴他患了絕症，阿賓先生秉承傳統急問咁仲有幾耐，醫生打響算盤，報上時辰——九十到九十二分鐘左右，然後末日之旅鳴槍一響就揭幕了。
一個半鐘，沿途沒有喪屍沒有外星人也沒有軍火爆破，高薪厚職的他先打電話回公司報到，讓義正辭嚴的煩警指點，給行動遲緩的長者讓路，嘗試向暗戀良久的店員姐姐表白（不果）、塞車、見客、接仔女放學..認真地在趕投胎，卻沒人把他當回事。這是他一個人的末日，不是別人的，怎麼陪你瘋癲去。
回到家已只有半個鐘人命，電視卻佔據了家人的心神，情深的說話繼續未曾講。他去洗了個澡求個乾淨，然後哭了，但旨在片刻痛快，他穿上橙色的睡衣躺在床上，擺好甫士就關了燈，一片黑暗中觀眾以為他去了。結果說好的死亡慢慢來，他忍不住就開燈看書去。那幾頁文字就這樣成了他的最後。女兒叫了薄餅外賣，來敲門問他要錢，以為他睡了，自己翻他的錢包，不知他已斷氣。
這就是阿賓先生的末日，毫無禍患、困苦或刀劍，惟官僚和疏離橫行霸道。在不知名況的時日裏，我們只被無盡的瑣碎消磨。這電影被冠上喜劇名銜，如真實人生的苦中作樂。
我所認知的世界，有點含混，如果你看facebook，看見那位囧囧有神的女藝人的樣子得獎，會放聲恥笑。看到她得獎，感言說你頂吓我我頂吓你，網民卻會說「好sweet呀」、「快啲結婚啦！」雖然，當娛樂記者問他們有關緋聞的問題的時候，他們當然會很官腔的答：「我都係想大家留意我工作多啲囉。」
這是虛偽得可悲的世界，但沒有香港人覺得虛偽是罪，反之，虛偽是成熟大方的表現。大家都知道，電視台的頒獎典禮，是一種自high。觀眾是明眼人，把八卦雜誌讀得愈多就愈明白的你，當然知道視帝視后的投票不過是幌子，頒獎禮只是一堆穿時裝的人真人上演的宮闈鬥爭。有趣的是，人人都知道結果是幾個大人物的閉門會議決定，卻有（不少）香港人（甚至是華南地區的文藝報紙的文藝青年）追看，就當自己都有份實彈上陣的演了活春宮。
香港人看特首選舉和台慶頒獎，也用同樣的眼光吧？否則，政治版記者就不會用娛樂版記者常用的採訪口吻（令藝人覺得尷尬，博藝人發爛渣取sound bite的方法）做採訪。香港人很現實，明知現在沒有普選，就把現在兩位特首的跑馬仔「假戲」當真看，睇咗當做咗，確保花生爆谷嘉應子貨源充足，看著幾個候選人到處爭取沒有票的人的支持。給大眾「特首選舉的文化」，好像就是我們都有份投票似的，民望「好像」會左右大局。但香港人倒是明白人，把八卦雜誌讀得愈多就愈明白的你，阿爺欽點什麼人，什麼人就會當選。沒有人會認真覺得，這些這陣子落區比他們身在公職時要密要勤要扮真心的「候選人」，真的會關心香港人的幸福。
facebook大家都在瘋傳《天與地》Joe Junior的金句，道盡香港的鬱悶。無疑，這個城市死亡的原因，不只是同質化社會的形成（即是，大家都吃同樣的東西，看同樣的雜誌，讀同樣偏幫政府的報章，有同一個政治立場），而是大家都只是看了劇集，share了之後，就繼續活在不合理的世界中。
你看？花園街縱火，拆的票控的，是排檔，而不是劏房，或縱火狂徒。就像有大胸美少女被非禮，我們責怪少女胸部發育過剩。看覑港台兩個名嘴做了十多年要走了，港台工會卻一條絲帶也沒有掛出來。是大家都不介意香港電台在播什麼了嗎？反正電台都是有點聲音而已，有誰介意究竟是在做什麼？到某天，《頭條新聞》都停播了，我們又說這是香港言論自由最黑暗的一天嗎？沒所謂，反正大家習慣了黑暗。你看，港台最受歡迎的二台，開咪的有幾個是公務員？非公務員的比例若何？年輕一代，不是合約制就是散工黨。工會在代表什麼人？高舉編輯自主、言論自由的旗幟倒是動聽，內裏有幾多年輕傳媒從業員在忍受無間地獄式的工作環境，三年三年又三年的在捱，守著這家老店？
黑暗，也不夠陳鑑林先生說那個忽然得到三星的區議員，說一句「英雄莫問出處」。難道說中聯辦是麗春院或是洪興東星？中聯辦何時成了孬種？更何，中聯辦成員不當成「通常居住」，為什麼他可以得到三星，還參選，還可以給選民信心他會做好地區工作？
This city is dying, I know.
不是因為我悲觀不會尋找日常生活身邊的小幸福，而是我看到「制度」中不合理的事情，我會在意，我仍會喊痛。嗓門大一點，多喊一兩次，就會被人家說：「為什麼你咁多唔滿意？做人正能量啲唔得㗎咩？」得，當然得。反正大家都不再介意香港變成怎麼樣，留在香港，不過是因為稅率低，家人朋友仍在香港而已。在一個跟自己沒有感情的城市苟且偷生，正如跟一個沒有感情的男人結婚，只要他搞的時間不要太長，不快的事情不要在自己身上發生，日子還是照樣的過。看著別人離婚或爭取權利時，恥笑一下別人的不幸，自我感覺要多良好有多良好，不就活得很好嗎？
台灣、香港的70後、80後年輕人，會比較像日本的70後、80後，那是因為大家的社會節奏或者發展的階段比較接近，跟大陸是不一樣的。在那種狀況底下，會出現很奇怪的現象，比如最近日本好多學者比較關心的問題，「下流志向」。什麼叫做「下流志向」？以前說一個人的志向是往上的，我希望錢賺得越來越多，我希望生活越來越好，要有志氣，可是現在日本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年輕人的志氣是往下的。就是說，我不想讀書讀得很好，我也不想有份越來越好的工作，我甚至想失業。所以你看日本今天的教育，小學生上課的時候，前面一半坐在那裡乖乖的聽老師講，後面一半在散步——真的在教室裡面散步，聊天，老師也不管，管不了。日本大學生的英語比之前退步很多，現在所達到的就是以前高中的水平，甚至初中。
我覺得台灣和香港也是同樣的情況，比如說我在香港有一個出版社，我要負責面試一些人，一些年輕人，我問過他/她們：你有什麼嗜好？他們會說：「睡覺」。 Ok，那我說，你平時的休閒是什麼？ 「睡覺」。啊？就「睡覺」啊，「睡覺」怎麼能成為嗜好呢？對於我這一代人很難理解的，「那你要來我出版社工作，平時看些什麼書?」「我不喜歡看書。」「可是我們是要出版書的。」他說：「那我出書就好，出書不一定就要看書，我出書是要給別人看。」
這些答案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裡？前十年、二十年，年輕人可能會說謊，他/她可能不大愛看書，但是他/她可能會說：我最喜歡《戰爭與和平》，莎士比亞，《紅樓夢》，等等。但現在的年輕人是不騙你的，很坦白：「我不看書的。」換句話說，他不覺得這是問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很多人就會說，一代不如一代。我覺得不是這個問題。我覺得香港、台灣，日本這些年輕人，處在這樣一個社會時期，他/她從小就發現，那種「努力讀書、好好工作，換取一個很好的生活，再忙碌、生活再好一些、再有錢」的想法——這樣的一種想法，本來是支撐戰後東亞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現在是破產的。
我不會責怪這些年輕人，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因為我們看不到未來是什麼樣子，希望在哪裡？當你看到自己的父親衰老、疲倦、平庸，那我幹嘛要好好讀書？為了將來有個好工作？拜託你別跟我說這種廢話。
但是大陸不一樣，大陸整個社會節奏是不一樣的。我只從我最瞭解的一個行業來講，比如我做媒體，我在香港、台灣碰到的所有媒體的老總，報紙的社長，總編輯……都是50歲以上，甚至更老，但是我在大陸遇到的好多老總是30來歲。這是一個二十多年前香港走過的路，30多歲就能管一家報紙，下面幾千人，那是因為在成長的階段，市場突然擴大了，過去媒體就是那幾家，但現在突然多了那麼多出來，大家都要人，機會在無限地擴大，你永遠不知道明天有什麼東西等著你，你對未來的期望還是樂觀的，你會覺得未來會比今天更好。可是台灣和香港卻不是這樣的，你看到前面的路是越堵越死的。香港回歸之後看到太多大陸崛起的消息，香港年輕人現在接觸到很多大陸來的年輕人，和他/她們一起學習，甚至一起工作，奇怪的是，當他/她發現這些大陸來的同學或者同事，那麼努力，那麼有志氣，那麼優秀的時候，他/她不會想說我和你們拼了，他/她會說，那我就算了，好累。
換句話說，台灣、香港、日本已經走入一個相對穩定、甚至衰老的社會，而大陸還在往前，窗戶很大，我覺得這會影響年輕人對自己的看法，對未來的看法。
